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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憑什麼戰勝項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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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俘作爲奴隸是法律規定

在戰國秦漢時代,戰俘的命運實際上比在戰場上戰死好不了多少,因爲他們會就此成爲戰勝一方的奴隸。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國竹簡,有一條法律:“寇降,以爲隸臣”。主動投降的“寇”(敵國軍人),充做“隸臣”(隸屬於官府的國家奴隸)。而且這個也不僅僅是針對敵國投降的士兵,就是秦國自己的士兵投降敵軍的,也是同樣處理。

變成了奴隸的戰俘有沒有改變命運的機會?也不是沒有可能。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裏有不少有關的內容。《軍爵律》規定可以本人的兩級爵位,來換取免除成爲了“隸臣、隸妾”的親生父母一人。或者是隸臣參與了戰鬥、並有斬首戰功應賜予“公士”爵位的,可以向政府歸還公士爵位,換取免除自己妻子的“隸妾”身份。

劉邦憑什麼戰勝項羽?

被免除了隸臣、妻妾身份的人,屬於“庶人”等級,仍然不是正式的平民。這項法律還細緻的規定,如果是“工隸臣”有了斬首戰功、可以免除爲庶人的,仍然要編爲工匠戶籍。如果這個隸臣已經受過“肉刑”(毀容、割鼻、砍足之類的殘害刑),要編爲“隱官工”(有專門集中居住地的工匠戶籍)。另一條《倉律》規定,允許以年齡相仿、體力相等的兩個男子來贖換一個隸臣。這就給私人用自己的奴隸來贖換隸臣提供了方便。而且這條法律還非常細緻的規定,一個壯勞力可以贖換一個老年隸臣,或者是身高不足五尺(秦尺約合今23釐米多)的小隸臣,或者一個隸妾。

奴役戰俘被認爲是正常的,但屠殺戰俘在當時的輿論上還是被認爲不可接受的。長平之戰後,白起因爲與秦國的當政者有不同意見,口出怨言,被秦昭王剝奪所有爵位。後來秦昭王想再次起用他,白起稱病不行。秦昭王派了使者“賜劍”,要白起自殺。白起拿了寶劍,未免要喊聲冤枉:“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可是想了想,說:“我固當死,長平之戰我使用詐術騙了趙國士兵,將他們全部屠殺,就這件事,我就該死。”

新安慘劇:項羽“阬殺”戰俘

奴役戰俘的戰爭慣例到了秦漢之際有了很大的轉折,這個轉折和秦末短暫而空前殘酷的戰亂有直接的關係。

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領導反秦起義,僅僅幾個月時間,陳勝的軍隊就打到了臨潼,直接威脅到長期以來作爲秦朝根據地的關中地區。秦朝軍隊主力部隊不是在北方防匈奴,就是在南方征戰,關中地區兵力相當空虛。秦二世慌忙宣佈大赦天下,赦免原來在驪山修建始皇帝陵墓的“刑徒”,發給武器,臨時組編一支軍隊,交給少府(管理皇家山林財產的大臣,九卿之一)章邯指揮。

章邯指揮的這批由“刑徒”倉促改編的軍隊,戰鬥力居然要超過陳勝軍隊,不僅在潼關外一戰而勝,而且還一路追擊。秦二世加派長史司馬欣﹑將軍董翳輔佐章邯,同時在關中地區徵發兵員加強章邯軍隊的實力。章邯這支秦軍連續擊敗幾支反秦武裝。公元前208年在定陶大戰中,章邯擊敗主要反秦武裝首領項梁率領的楚軍,項梁戰死。章邯領兵渡過黃河,進攻河北各地自立爲王的割據勢力。

但是在公元前207年,這支秦軍的好運到了頭,在鉅鹿(今河北平鄉西南)與項羽指揮的反秦聯軍大戰中,這支秦軍大敗,只得轉爲防守。秦二世派了特使來責問章邯。章邯要司馬欣到咸陽去彙報,結果把持朝政的趙高都不願意接見。司馬欣逃回軍中,向章邯說:“趙高獨攬大權,將軍有戰功會引起他的妒忌,打了敗仗,免不了被他處死。請將軍認真思考出路。”於是章邯派人去和反秦武裝聯繫投降事宜。反秦武裝也派人來勸降。

項羽召集了部將商量,答應章邯的投降請求,約定這支秦軍還是歸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位將領率領,封章邯爲雍王,安置於楚軍軍營。以司馬欣爲上將軍,率軍爲進攻關中的先頭部隊。

部隊前進到新安(今河南新安西)。一路行軍中,反秦武裝中很多官兵當年都曾被徵發到關中原來秦國地區服役,受到過原秦國地區官吏的欺負。現在與這股投降的秦軍一起行軍,難免蓄意報復,將這些秦國士兵當成“奴虜”來使喚,百般刁難欺負。秦軍士兵私下商量,覺得受了章邯的欺騙,投降後沒有好處。而且現在去進攻關中,如果順利進關滅秦,還算幸運,萬一被秦軍打敗,被反秦的諸侯挾帶往東,永遠回不了老家不說,留在關中的家屬,父母妻子兒女都會被殺。由此人心浮動。派到秦軍監督的楚軍軍官感覺到這股情緒,向項羽彙報。項羽找來黥布、蒲將軍等重要諸侯討論,說:“這些秦國兵爲數不少,其心不服,萬一到了關中不聽指揮,就要出大事了。還不如把這些士兵都殺了,只留下章邯、司馬欣、董翳高級軍官一起入秦。”於是暗中佈置,在夜裏突然行動,將投降的秦軍士兵全部屠殺,並堆積於新安城南。據《史記》的說法,這次一共“阬殺”秦軍士兵二十多萬。

劉邦憑什麼戰勝項羽? 第2張

從奴役到招降:劉邦收編戰俘

項羽“阬殺”章邯這支秦軍的殘暴行徑,實際上反映了項羽是在按照戰國時代的作戰規則行事,打了勝仗就奴役戰俘,覺得奴隸太多沒有辦法處置就屠殺了事。在這之前項羽攻擊襄城,就阬殺了所有襄城守軍。而在這以後項羽進攻齊國的田榮,也是先受降後阬殺。接受章邯這支秦軍投降,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就項羽本意大概是要把章邯這個殺叔仇人(項羽是項梁的侄子)及其軍隊消滅的,可是當時楚軍自己的軍糧也開始緊張,再打下去會有風險,這才決定接受秦軍投降。

相反,由劉邦領導的反秦武裝則擯棄了奴役戰俘的傳統,着力“招降納叛”,將各類敵軍戰俘收編爲自己的軍隊。劉邦起兵時不過以一兩個縣爲根據地,兵力幾千人。攻擊碭縣(今河南夏邑東),“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後來得到項梁支援得楚兵五千人。項梁失敗後,劉邦受楚懷王派遣向西發展,“收陳王、項梁散卒”,與彭越一起進攻秦軍昌邑(今山東金鄉西北),雖然打了敗仗,劉邦卻順便又收編了彭越的潰兵。進攻宛(今河南南陽),設法招降,和項羽“留將不留兵”不一樣,劉邦將原來秦朝宛的官員全部留任,而把宛的軍隊帶走,實行“兵將分離”。劉邦在向關中進軍途中,宣佈政策:秦國官員能夠帶一萬人或者領一個郡投降的,都封爲“萬戶侯”。因此所向披靡,搶先入咸陽消滅秦朝。

在以後與項羽爭奪全國控制權的5年激烈戰爭中,劉邦依靠收編戰俘、收編其他地方軍的政策,使自己的軍隊成爲一支不突出地方特性的“聯軍”,得以屢敗屢戰。公元前203年,劉邦與項羽率軍在廣武(今河南滎陽西北)對峙,項羽要和劉邦單挑決鬥,劉邦則指責項羽是有十項大罪的罪人,自己不和罪人決鬥。劉邦所言的項羽十項大罪中,就有“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殺已降”。

公元前202年,劉邦率軍將項羽圍困於垓下(今安徽靈璧東南),項羽“兵少食盡”,晚上聽見漢軍軍營到處都有楚國人的歌聲,死抱着地方觀念的項羽大吃一驚:“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他根本想不到楚軍放下了武器的俘虜兵都已經變成了漢軍的兵員。

劉邦這種“招降納叛”的做法,顯示出他已經超越了那個時代,歷史悠久的部族概念對他已經沒有什麼影響。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讀通鑑論》裏說“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趙之師”,說劉邦不拘泥於原來諸侯國的分隔,有“天下”觀。王夫之評論劉邦當了皇帝,首先封的諸侯王是長沙王吳芮、閩粵王無諸,而不是分封自己的子弟功臣,是表彰這兩位“破秦之功”,因此劉邦的政治眼光是“以天下之功爲功”的“大公”。

戰俘作爲兵源:“中國特色”的戰爭慣例

在以後歷次改朝換代的內戰中,劉邦的戰俘政策被長期延用,成爲一項“中國特色”的戰爭慣例。每一個成功的改朝換代者,幾乎都是善於招降納叛者。

比如西漢末年篡政的王莽被消滅後,各支武裝彼此混戰。東漢光武帝劉秀從今天河北北部地區起兵,擊敗並收編了河北地區“銅馬”、“高湖”、“重連”等林林總總的武裝團伙,整編後成爲自己的基幹力量。最後得以平定全國,史載其受降收編的總兵力居然要達到一百多萬!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裏說,“蓋先後所受降者,指窮於數”。

東漢末年的曹操又重複了這樣的故事。在東漢末年的戰亂中,曹操原來只是一支地方性的軍閥武裝,公元192年,率軍在山東兗州一帶擊敗黃巾軍,30萬黃巾軍及上百萬的家屬一起投降。曹操將其中10多萬士兵整編爲自己的“青州軍”,成爲他的主力部隊。在後來的混戰中,曹操有過爲父報仇坑殺徐州幾十萬軍民、在官渡大戰中坑殺袁紹軍的戰俘等野蠻行徑,但在北征烏桓、南征荊州,都以受降收編而結束戰役。

劉邦憑什麼戰勝項羽? 第3張

隋末戰亂中最終的勝利者李淵、李世民父子,也是招降納叛的高手。617年晉陽(今山西太原)起兵時李氏的全軍不過3萬人馬,僅據一州之地。往關中地區發展,擊敗並收編孫華等關中各部,軍隊膨脹到20萬人,得以割據一方,並東出爭奪天下。李淵行賞軍功無論士卒原來是平民還是奴僕身份,“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割據今甘肅一帶的薛舉是唐朝大敵,多次擊敗唐軍。薛舉死後,李世民力戰得以擊敗其繼承人薛仁果,“得精兵萬餘”。李淵派遣使者告誡李世民“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但是最後還是撤銷成命,只是殺了爲首的將領,“留兵不留將”。而唐朝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更多的情況是“留兵又留將”,唐初名將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秦瓊)、程知節(程咬金)等都是降將帶降兵,爲唐朝贏得內戰的最終勝利。

這個辦法後來在少數民族王朝入主中原的時候也被廣泛採用。契丹族的遼朝在關外興起的初期,就開始將前來投降的杜重威、李守貞等部20多萬漢族軍隊改編爲“控鶴軍”、“義勇軍”、“護聖軍”、“虎翼軍”等職業部隊。女真族的金朝也曾收編山東等地的漢族民間武裝李成等部,作爲進軍南宋的前驅。後來滿清入關後大量收編明軍,改編爲“綠營兵”。

中國古代以戰俘爲兵源的歷史慣行,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改朝換代在軍事層面上的阻力,得以在相當迅速的時間裏完成皇朝的更替。歷史上著名的一些改朝換代事例往往都是在一代人(20年)不到的時間內完成,特別成功的比如上述的劉邦、劉秀、李淵李世民父子,都是在10年不到時間裏“奪取全國政權”的。每當內戰的一方開始具有一定的優勢後,劣勢一方的武裝力量投降歸順現象就會加速度出現,甚至會出現雪崩效應,勝者“摧枯拉朽”般地獲取內戰的全面勝利。但同時,“招降納叛”這種傳統政策的“反作用”也同樣明顯:“效忠”往往淪爲一種機會主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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