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字壽朋，生於上海，中國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社會活動家。他17歲考入清華大學，19歲被選送美國留學，24歲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相繼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等校任教。
新中國成立後，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法學院院長。1952年院系調整，受命籌建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並出任首任院長。1954年參與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工作。
作爲傑出的愛國民主知識分子，錢端升先生長期致力於發展新中國的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事業，對中國立法工作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學貫中西，著述頗豐，爲中國培育了大批人才，不少海內外知名人士都曾受過他的教益。
端升先生1900年2月25日生於上海。13歲就考入江蘇省立三中(松江中學)，1916年(民國5年)秋入上海南洋中學，17歲考入清華大學，19歲被選送美國北達科他州立大學，不久入美國哈佛大學深造，1922年，錢端升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在哈佛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其間。在哈佛大學校長羅威爾先生介紹，到英國、法國、德國等地訪問考察。1924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錢端升先生“以教書爲業，也以教書爲生。”1924年歸國後，在清華大學講授政治學、憲法學。1927年，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在《現代評論》雜誌連續發表論述，強烈要求廢除“領事裁判”，歸還租界;並主張吸取西方經驗，建立完善的中國行政系統。1930年，錢端升回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任教併兼任課北京大學。1934年，繼任天津《益世報》主筆主筆，數月間發表議論170篇，鍼砭時弊，終也被迫去職，再度往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柳亞子《懷人》詩，贊“錢郎才氣頗縱橫，抵掌能談政與兵。攬轡澄清吾已倦，論壇一臂汝能撐。”
抗日戰爭爆發後，參與籌建西南聯大法學院，於辛勤教學外，撰寫有關國際時事的論文和學術研究的專著，積極參加加強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1937—1949年，錢端升四次應邀赴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和講學。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錢端升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政府與政治》。回國後於北京大學任教，1949年5月，被任命爲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1952年，新中國實施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政策，錢端升參與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籌建並被周恩來總理任命擔任首任院長。同時，兼任外交學會副會長、對外友協副會長、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外交部顧問，致力於新中國法制建設。
作爲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無數次的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會議上，錢端升和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一道，成爲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用趙寶熙先生的話說，“這四位教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痛恨腐敗、獨裁，力爭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國古話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但在錢端升等參加的國民參政會上就不完全適用了，縱然蔣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的總司令，但面對錢端升等知識分子，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斂。
錢端升的這種獨立人格，更多來自於其潔身自好，他壓根就不願意做蔣介石的官。謝泳先生在《寂寞錢端升》一文中就指出：“錢先生要是想做官，機會多得很。”怎麼個多法呢?錢端升在一封致胡適的信中說他和陳布雷見蔣介石的情況。錢端升告訴蔣介石，他將回北大繼周炳琳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蔣說這樣很好，“但自蔣處出來時，陳布雷大感其窘，大概陳布雷曾受人之託，欲令爲我設法者也。”就憑錢端升的聰明，不會不理解見蔣介石的不容易，退一步說，他也不會不理解陳布雷對於其當官的利用價值，可是錢端升卻依然想回學校教書，至少有二十多年的時間，錢端升就“以教書爲業，也以教書爲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毛澤東同志赴山城和蔣介石舉行重慶談判。10月1日，錢端升和西南聯大的另外九位教授，聯名致電蔣介石和毛澤東，要求國共雙方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雙十協定”在桌面上簽字後，而背地下內戰卻箭在弦上，不能不發，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也成爲國民黨特務的眼中釘、肉中刺。
由於有關方面的干涉，原定於是年11月25日晚上在雲南大學致公堂召開的時事晚會被禁止，雲南大學被勒令不得提供場所。後來時事晚會改在西南聯大圖書館草坪上舉辦。除了西南聯大的青年學生外，社會各界也來不少人衝破軍警特務的重重阻撓，約有6000多人前來聆聽時事演講。在主持人王瑞源簡短致詞後，錢端升便以“對目前中國政治的認識”爲題發表演講，疾呼“內戰必然毀滅中國”，“我們需要聯合政府”，西南聯大草坪上掌聲雷動。
突然間一聲槍響，緊接着槍聲大作，子彈“啾啾”地飛過師生們頭頂，當局出動軍警團團包圍住師生，企圖鳴槍驅散時事報告會。錢端升先生並沒有因此終止他的演講。國民黨軍警此計不成，又突然停電試圖結束時事報告會。錢端升和其他師生一道，又點起汽燈繼續發表他們的看法，一直到會議結束。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學校代表決議全市總罷課，錢端升出席了19日的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會，通過公開抗議支持學生的行動。12月1日，國民黨軍政當局製造了“一二·一”慘案，在聯大師範學院大門前開槍並投擲手榴彈，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等4人當場死亡，重傷20多人。12月2日聯大教授集會，推選錢端升、周炳琳、費青、燕樹棠、趙鳳喈5位教授組成了法律委員會，準備起訴。此舉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紛紛響應後，國民黨特務甚至寄給錢端升一顆子彈，以此相威脅。應該說，面對國民黨的極權統治，錢端升表現出了知識分子的骨氣和勇氣，他幾乎從來沒有退縮過，正可謂“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也。
1952年，新中國對原有重點院校實施院系調整，在中央的直接推動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法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合併組建成立了北京政法學院。北京政法學院就是今天法學著名學府——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錢端升院長的任命書，副院長劉鏡西、李進寶的任命書是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發的，北京政法學院人事處長劉少農的任命書是由司法部部長史良簽發的。
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一批創業者，在新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和司法體制改革的雙層背景下，開始了新中國政法專門教育事業的拓荒工作。正像美國耶魯大學的一批教師，離開耶魯去創辦普林斯頓大學一樣，以錢端升先生爲首的創業者們帶着他們的熱情、理想和已凝練的傳統雲集北京政法學院。
北政迅速匯聚了錢瑞升、王鐵崖、費青、吳恩裕、曾炳鈞、龔祥瑞、樓邦彥、芮沐、黃覺非、嚴景耀、雷潔瓊、張錫彤、徐敦璋、汪瑄、陰法魯、杜汝楫、朱奇武、程筱鶴、餘叔通、張國華、張子培等。這些令該們後輩學人仰視的學術星宿代表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法學、政治學、社會學這三大學科的最高水平。
新誕生的北京政法學院因擁有一大批這樣的名師而自始就顯得與衆不同。是這些大師和先哲們創造了該校歷史上的第一次輝煌。北京政法學院因此而成爲新中國政治家成長的搖籃，法律家培養的基地，成爲推動社會進步和法治昌明的骨幹力量。
錢端升先生畢生從事法學、政治學研究，並積極參與政治，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提出自己的看法。錢端升撰有《法國的政治組織》(1930)、《德國的政府》(1934)、《法國的政府》(1934)、《比較憲法》(1938)、《民國政治史》(1939)、《戰後世界之改造》(1943)、《中國政府與政治》(1950年，美國哈佛大學出版，英文版)等學術專著，合著有《比較憲法》、《民國政制史》等等。
錢端升教授率先運用“法律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將政治學研究聚焦於對各國憲法的研究，開啓了我國比較政治研究的先河。法律形式主義政治學“又稱"國家主義政治學，它的基本含義是：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國家，研究國家主要是研究國家制度，而國家制度在形式上又是憲法條文的集合，所以歸根結底，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憲法條文，比較政治也就是比較憲法。
在此意義上，人們也將這種政治學稱爲"法律形式主義政治學"。較之傳統的思辨政治學，這種"法律形式主義"研究方法的進步意義在於：政治學終於把目光從概念中的事物轉向了現實中的事物，政治學研究從此進入了一個以政治科學方法爲主導的新階段，當"法律形式主義政治學"發展至高峯之時，一些政治學家又開始呼籲：政治學不能僅僅滿足於研究國家的法律形式，即憲法條文。它應該向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學習，運用經驗的方法研究動態的政治事實和政治行爲。於是，在早期行爲主義的推動之下，政治學科學化的傾向進一步加強。
建構了中國現代政治學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學化、體系化的發展方向。他認爲，政治學應該成爲一門科學、具有經驗性。政治學距成爲經驗科學的理想甚遠，只要有更多的專門研究機構，只要有更多的人學習研究政治學，"長此以往，政治學當不難成爲科學，而在學術中佔一位置也。"錢端升先生分析了政治學和相近學科的關係。此外，歷史學爲政治學研究之工具，心理學有助於分析政治行爲之心理基礎，均不可忽視。錢端升完整地定義道："政治學乃是研究國內外政治活動、政治組織(包括政府體制)、國際關係、兼而縱論時勢的一門科學"。錢端升將研究對象進一步具體化，構建了現代政治學研究的基本框架。這一框架的第一層面包括政府、政事(即政治活動及原動力)、國際關係三大塊。這應該算是中國政治學者最早提出的研究框架，也是最早的將政治學理論體系化的努力。
錢先生列舉了政治學的三種用途：一是可作爲知識研究，二是當作一種研究方法，三是實用，即"謀政治之改良"。可見，錢端升一生都把政治學作爲經世致用之學，奮力推動中國政治進步和制度的昌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