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行爲者和管理者似乎都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制度的優勢或潛在危險。過去，對資本主義優勢的無知，導致一些國家拋棄了這種制度或是對其加以限制。而對其潛在危險的無知，使得市場中的輕率行爲和政策疏忽更有可能出現。要重新實現健康運轉的資本主義制度，需要進行再教育和深度改革。
社保體系不一定損害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並不是“自由市場”或是自由放任主義——一種無政府“加警察”的制度。如果沒有政府來保護投資者、債權人和企業，使其不受壟斷、瞞騙和欺詐之擾，資本主義體制就無法健康運轉。這樣的制度可能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並由於沒有補助來刺激弱勢羣體參與社會正規商業經濟，而製造出社會緊張。最後，大規模社保體系以及隨之產生的高稅收、低稅後薪酬和低財富儲蓄，不一定會損害資本主義制度。
本質上，資本主義制度是經濟體能夠藉以實現知識增加的一種機制——在這個過程中，知識的不完整性會產生許多不確定性因素。知識的增加帶來收入和工作滿意度的提高;不確定性則讓經濟體容易發生突然波動。這些現象馬克思(Marx)在1848年就都已經指出。
進入20世紀以後，學者們認爲經濟進步源自商業創新，而科學家的發現讓創新成爲可能——這些發現來自經濟部門之外，而且都是不期而至的。那麼爲什麼資本主義經濟能比其它經濟制度受益更多呢?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早期理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能更迅速地抓住突然而來的機遇，因此具有更強的生產率。這得益於資本主義的文化：能幹的企業家的熱情和專業銀行家的勤勉。但認爲銀行家無所不知、企業家不會犯錯的想法是可笑的。學者們發現，大多數知識增加不是由科學推動的。熊彼特經濟理論——亞當·斯密(Adam Smith)理論加社會學——沒有抓住多少要點。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任何現代經濟制度，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國家控制，都是由散佈在專業參與者之中的私人“實踐知識”構成的大雜燴。他表示，沒有人能夠將所有知識全部收集起來，哪怕政府機構也做不到。這些是每個“第一線”的參與者必然獲得的知識。政府根本不知道該在哪些領域投資。只有資本主義能解決這個“知識問題”。
發現過程：資本主義優越性的關鍵
之後，哈耶克又將資本主義如何自己做出“發現”的理論加以充實。他能夠接受“創新理念”這個概念，因爲他明白，關於大多數未經試驗的事物的知識都是不完整的，即便是專家也同樣如此。因此他認爲可以做出如下假設：由於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獨特的領悟，一位經理或是普通員工可能某天就能“想象出”(用哈耶克的偶像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話來說)一種全新的商業路線——這種路線是該工作領域之外的人永遠推斷不出也想象不到的。隨後，他將健康運轉的資本主義制度描述爲一個兼容幷包、自下而上的有機體，讓各種各樣的新想法有機會相互競爭從而得以發展，幸運的話，還能在市場中得到應用。這個“發現過程”讓資本主義具有比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或社團主義等制度更強的創新能力。後者過於官僚化，不利於瞭解來自下層的想法，而那些得以傳遞到上層的想法，也不太可能獲得其所有社會夥伴的首肯。
健康運轉的資本主義經濟及其高創新傾向，只有在合用的機構到位時纔會出現。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和蘇格蘭的“商業社會”(commercial society)所傳載的自由度是不夠的。必須成立這樣的金融機構：其中的金融家沒有私利，每個人都會努力做出最佳投資選擇，而且重要的是他們的觀點各異，因此能爲各種各樣的項目融資。此外，公司只應承擔有限責任，而且擁有可以展開收購交易的市場。這些機構必須迎合大量商人的需求，這些商人希望構造新產品、新市場和新商業模式。初級機構在19世紀早期開始出現，從公司法、股票交易所到面向產業放貸的合股銀行和“商業”銀行。
隨即歐洲和美國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回報：新城市興起、生產率不斷增長、薪酬穩定攀升、就業率普遍較高。所有或幾乎所有社會成員畢生的前景得到改善。不太容易衡量但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有越來越多的人擁有了滿意的職業，並因其中的挑戰與探索而充滿活力。資本主義對他們來說乃是天賜之福。
不確定性：資本主義的最大缺陷
從一開始，資本主義就存在的最大缺陷是：創造性冒險活動不僅給企業家，也給全球經濟的每一個成員帶來了不確定性。冒險活動的波動製造出一種起伏不定的經濟環境。法蘭克·奈特(Frank Knight)在他1921年的著作中對美國的資本主義進行了觀察。他表示，除了一些常規決策，一家企業在做出任何決定時，都面臨所稱的“奈特不確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在創新型經濟體中，沒有足夠的先例來幫助你估算這種或那種結果出現的機率。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強調稱，用於衡量投資價值的許多“知識”都具有“不確定性”——因此投資者的信念是脆弱的。(但如今，他被視爲“斯密加上心理搖擺”。)
對於這樣一種能夠帶來無價且不可取代的新穎性、問題解答和探索，從而帶來個人發展的體制，從未有過有條理的道德理由去推翻它。相反，自古以來，人文主義哲學一直認爲這種體驗是“美好的生活”。社會主義和社團主義者從未提供足以替代的美好生活模式。他們只是宣稱自己推崇的制度要優於資本主義：繁榮更廣泛、就業機會更多、或是工作滿意度更高。不幸的是，公衆依然不太充分了解，公平而論哪些收益可以歸功於資本主義，以及爲什麼這些收益是要付出代價的。這種知識的缺失導致資本主義更容易受到反對者的攻擊，也更容易受到體制內部無知行爲的影響。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資本主義失去了大部分聲望，歐洲大陸上許多東歐國家轉向了社會主義制度。公衆對政治經濟的掌控在這個時候陷入低谷。最終，更多繁榮和更少動盪的承諾無法兌現。而那些保留了資本主義制度，同時進行改革(或好或壞)的國家再次發展良好——直到現在。而那些脫離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就沒有那麼強的創新能力。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動亂之後，它們的失業率上升幅度遠高於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包容性上，它們的表現也更糟糕。
資本主義正陷於第二場危機
如今資本主義陷入了第二場危機。有一種解釋稱，無論銀行家是否理解資本主義，他們都明白，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和獎金，就必須借越來越多錢來放越來越多的貸，以完成利潤目標並支撐股價。其含意是，造成危機的原因是公司治理未能對獎金設限，而監管未能把銀行資本的槓桿操作控制在適當水平，導致銀行很容易受到房屋價格暴跌的影響。
但是，爲什麼大股東們不採取行動，在槓桿率升至危險水平之前加以阻止呢?爲什麼立法者不提出監管幹涉的要求呢?在我看來，這是因爲他們都沒有意識到奈特不確定性的存在。所以他們也沒有意識到，房屋價格可能出現暴跌，或是銀行使用的風險管理模型根本不適用。“風險”變成了對波動的定義。人們考慮到價格會圍繞特定軌跡出現波動，卻沒有考慮到軌跡自身的不確定性：即它有下行的風險。銀行高管們也不太理解不確定性。有些人出於直覺購買了保險，但卻沒有看到保險商償付能力的不確定性。
美國和英國的許多體系已經失效：金融部門背叛了商業部門，隨後又導致了自身的毀滅，而商業部門則受到短期主義的困擾。如果我們還保有人文主義的價值觀，我們會努力重組這些部門，讓資本主義能夠再次健康運轉——更好的防止人們忽視金融部門中的不確定性，同時恢復商業部門的創新能力。我們不能將這種爲越來越多的人帶來滿意生活的制度拒之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