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時候，兩江總督是個非常重要的職位。它管轄着兩江地區的軍政大權。這是當時中國最富裕的地區，包括今天安徽、江蘇、傷害、江西。
它每年可以爲國庫貢獻至少三分之一的錢糧賦稅。無論是漕運所需的糧食，或者江淮鹽業，都是朝廷重要經濟支柱。
而且，當地重視文教，每年科舉榜上一半的名額，都被兩江地區壟斷。這是一個戰略要地。無論如何，都必須牢牢抓在手裏。
所以，在兩江總督的人選上，清朝一直保持慎重。這種慎重，意味清朝必須把這個職位放在可以信任的人手中。
清朝入關後，雖然一直提倡滿漢官員相同，並把雙方的規定俸祿劃分在同一水平上。但是，旗人官員跟漢人官員的區別，卻一直實際存在的。所謂旗人官員，就是清朝入關以前組建的八旗，劃分爲滿洲八旗、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
八旗出身的官員，因爲跟皇室關係更近，往往更容易被信任。他們可以憑着這個條件，更容易獲得官職。而一般漢人官員，則基本需要接受科舉考試。
雖然少數可以憑着父輩餘蔭獲得官職，但是，這種方式不會被視爲正途，地位較低。但是，在清朝前期，更傾向於把官職交給旗人官員。
尤其是順治時期。時任三位兩江總督，都是漢軍旗人出身。出現這種情況，主要還是因爲，當時清朝剛剛佔領兩江地區不就，不時仍有反抗聲浪出現。
所以，必須把這塊地方交給可以信任的大臣。可是，兩江地區的管轄，設立大量財政賦稅，漕運鹽錢的領域。這些都需要擁有專業能力的大臣，纔可以應對大小事務。
滿人官員在這方面，一直較爲弱勢。漢人大臣又不受信任。漢軍旗人曾經跟着打天下，較容易信任。所以清朝纔會把兩江總督的位置，交給漢軍旗人大臣。
但是，當天下逐漸穩定後，滿人出任封疆大吏的情況，開始逐漸增加。康熙時期的16任兩江總督中，滿人官員有9位，數量超過一半。漢軍旗人出身的官員，數量大幅度下降，僅有4人。
但是，也是從康熙時期開始，漢人官員得到任用的機會更大一些，可以有機會擔任封疆大吏。不過，康熙時期的兩江總督，也僅有三位漢人大臣，數量較少。
之後的雍正、乾隆、嘉慶三任皇帝，基本延續這一情況。兩江總督的任職中，滿人官員較多，漢軍旗人跟漢人出身的官員，數量相差不多，佔比都較少。比較特別的是，嘉慶年間，曾有一位蒙古八旗出身的兩江總督。
所以，從順治時期到嘉慶時期出現的49任兩江總督中，旗人官員佔據38個，漢人官員僅有11個。但是，從道光時期開始，滿人總督的數量就開始逐漸下降。出現這種情況跟，主要還是因爲，滿人官員無法擔當重任。清朝自乾隆時期開始，便逐漸走下坡路。
嘉慶皇帝雖然略作調整，但依然無法改變整體下落的趨勢。對兩江總督而言，在他的轄區內，漕運問題日漸嚴重。漕運是用水路給京城運送糧食，一直走的是內河水路。可是，從乾隆後期開始，官吏貪腐嚴重，河道疏於治理，屢屢出現黃河氾濫倒灌運河，造成阻塞的情況發生。至於兩淮鹽政，更是腐敗嚴重，弊端叢生。
這種局勢下，滿人總督往往很難擔當宗人。跟漢人官員靠科舉出身不同，旗人大臣可以靠筆帖式、襲職、驍騎衛、御前侍衛等職位，獲得晉升。相比科舉那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慘烈競爭，旗人大臣走的這條路，要容易許多。
當然，並不是所有旗人大臣都是走這條路，也有參加科舉，獲得官職。只是數量相比，會更少一些。這種容易走的路，長期以往，極容易引發滿人大臣的驕惰情緒，整體素質不斷下降。
到了道光皇帝以後，清朝面對的形勢更爲複雜。對內，各路起義軍不斷興起，東南半壁江山都拱手讓人。對外，列強的堅船利炮，同樣不好對付。這種情況下，需要更有能力的大臣。
而且，面對各路起義軍的興起，朝廷國庫緊張，只能讓地方自行組建團練，籌集軍餉。這個舉措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一批漢人大臣的崛起。他們因爲軍功，佔據朝廷重要職位。封疆大吏中，漢人大臣開始佔據多數。
到了同治時期，兩江總督任職上，竟然沒有一個旗人大臣，全都是漢人官員。這固然有同治皇帝本身在位時間不長的原因，但也可以看出形勢的變化，迫使清朝必須做出改變。
這種形勢，一直延續到光緒時期。直到末代皇帝的宣統時期，兩江總督的任職上，出現漢人官員、旗人官員各佔半壁江山的情況。但是，當時也僅有兩位總督。不久後，清朝就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