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雖有漫長的海岸線，也不乏優良的海港，但在歷史上卻一直是大陸型的國家。近代以前，北中國(長江以北)沒有一座海港城市，其南北交通也主要依賴於運河。而朝廷經常做的事情，就是淤塞港口，並令沿海居民內遷。這跟我國曆史上，北方人長期居統治地位也有着很大的關聯，“南船北馬”是我國過去南北交通方式的巨大差異。北方人不善於航海，並對海洋帶有先天性的恐懼心理。
滿清入關之後，更是如此，滿清是以騎射而取得的天下，其武力的自信就來源於騎射。如果任由漢人在其不擅長的領域發展的話，將會喪失自己的武力自信，繼而危及自身的統治。故而，我國曆史上的長期奉行禁海政策也就不足爲奇了。
我國最能跟海洋民族扯上關係的是閩粵人，據《明神宗實錄》記載:“閩省土窄人稠，五穀稀少，故邊海之民，皆以船爲家，以海爲田，以販番(海外貿易)爲命。” 而誕生於閩海地區的明鄭政權也是我國曆史上最具有海洋型的政權，面對抗清事業的屢屢失利，明鄭政權也曾幾次欲向海外拓展空間。
據《臺灣通史》載：初，羅馬神父李科羅在廈傳教，(鄭)成功禮之，延爲幕客。當是時，華人之在呂宋(今菲律賓北部)者數十萬人，久遭西人苛待，諸將議取呂宋爲外府。成功使李科羅至馬尼拉，說呂宋總督入貢，而陰檄華僑起事，將以舟師援之。事泄，西人戒嚴，集兵馬尼拉，毀城裂寨，以防竊踞，而華人已起矣。鏖戰數日夜，終不敵，死者數萬人。或駕小舟至臺灣，多溺死，成功撫之。而呂宋仍俶擾，又慮鄭師往討，乃命使者隨李科羅乞和。諸將欲問罪，未出師，而成功病革矣。
永曆二十年(1666年)八月，呂宋總督遣使者來聘，且貢方物，令賓客司禮之。使者求設教(傳教)，永華(陳永華，即陳近南)不可。(鄭)經命以中國之禮入覲，且申通商之約，毋遏貢，毋虐我華人。使者唯唯。二十六年(1672年)春正月，統領顏望忠、楊祥請伐呂宋，侍衛馮錫範以爲不可，慮失遠人之心，遂止。
三十七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發銅山，會於八罩嶼，以窺澎湖。(劉)國軒守之，再戰而敗，林升、邱輝、江勝、陳起明、吳潛、王隆等皆戰死，燒沒軍艦大小二百餘艘。國軒知勢敗，乘走舸，入東寧(臺灣)，告急。(鄭)克塽大會文武，議戰守之策。建威中鎮黃良驥請取呂宋，提督中鎮洪邦柱贊之，願爲先鋒。(馮)錫範將許之，國軒力陳不可，乃議降。
從上述史料記載，表明從鄭成功到鄭經再到鄭克塽，都曾有襲取呂宋島以爲基業的打算。然而，爲何明鄭政權卻始終沒有付諸行動呢?
其一，明鄭勢力強盛時期，志在北上抗清，而無暇向外拓展勢力。鄭成功收復臺灣，亦是在其北伐南京遭受重挫之後。爲解決軍隊後勤給養，才聽從何斌之建議，收復被荷蘭侵佔的臺灣。而鄭成功於收復臺灣的次年便急病而亡，明鄭政權便陷入一段時期的內亂。以及滿清的“遷海令”(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臺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等政策的影響，而使得明鄭政權補給異常困難，勢力便漸漸轉衰。
其二，明鄭政權敗退臺灣之後，已欠缺遠征呂宋島的能力。1663年，滿清勾結荷蘭圍攻金門、廈門，鄭軍節節敗退。次年三月，鄭經被迫放棄閩南沿海，而退守臺灣、澎湖。而臺灣，直到明鄭政權投降之際，漢人的人口才近二十萬。明鄭政權能有效控制的區域，也僅侷限在今臺灣的臺南、高雄一隅。而臺灣的大部分區域仍爲土著的勢力範圍，並與明鄭政權屢屢發生衝突，明鄭政權的實力已可想而知。而據有呂宋島的西班牙仍屬當時世界上實力最強的日不落帝國，且經營菲律賓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根基深厚，並不易攻取。
其三，明鄭政權的航海技術及武器裝備等整體上落後於西方。至明清之交，無論是在航海技術還是在武器裝備等方面上都已落後於西方。明鄭政權的航海與貿易的範圍，僅能侷限在今東南亞及日、韓地區(鄭和下西洋，也需憑藉季風與洋流，而並不具備環球直航的能力)。而西方國家卻早已開啓大航海時代，並作全球貿易。再則，明鄭政權的武器裝備(火器等)也不如西方，能收復臺灣，也是仰仗軍隊數量上的優勢及臺灣本地人的協助。而襲取呂宋島，並無此方面的優勢可言。
其四，明鄭政權喪失穩固的後方，易致使軍心變亂。明鄭政權圖謀襲取呂宋島，多是在極度危難之際。而此時，若大軍強取呂宋島，後方易遭滿清偷襲，而呂宋島又不能猝拔。進退兩難之際，軍心最易變亂，這也是明鄭政權的顧慮所在。若是南明能守住江南半壁，而使鄭氏水軍有穩固的後方、持續的兵力與物資的補充。再徐圖而進，襲取呂宋島爲基地，繼而與西班牙、荷蘭爭奪南洋，才或有勝算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