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注》載：“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睢陽即商丘”，這是在向我們說明一個問題，即是在宋文公其後，宋國雖然得到短暫的穩定時期，但是時運並沒有給予宋國任何扶持，而是帶來了洪澇災害，這場洪澇災害的破壞性非常之強，直接導致宋共公根本來不及修築堤壩，加強防洪設施，而是隻能選擇遷都，才能躲避這場災難。
不要提什麼宋國祖先們的治水技巧，宋共公對於這場水災的防範性措施根本沒有具體落實，商丘的城牆就已經無法堅持，這跟任何諸侯國的侵略還不同，諸侯國的軍隊即便全軍突擊，要攻破宋國的城池，也很難說是一朝一夕，而洪水說來就來，不可能給人足夠多的反應。這就是古人對洪水的恐懼，要多於對戰爭的恐懼的原因。後來秦國在攻伐戰爭中，就多次利用洪水來衝破堤壩，攻破城池，對楚國，對魏國，秦國都曾用過這樣的辦法。
宋共公直接選擇遷都，來應對洪水災害，是無奈之舉。但宋國多內亂，怕的其實不是自然災害，而是宋國內部親族的混戰，數代之間皆爲如此。宋殤公、宋廢公、宋閔公被弒殺，乃至宋成公的幾個兒子爭奪公位，多半與親族之間爭奪權力密切相關，宋國的內亂之宿命，即是如此，對宋國的發展具有摧毀性的破壞，尤其是宋襄公其後的諸公子爭位，直接導致宋國霸業中衰，徹底淪落爲晉楚稱霸的附庸，時而歸楚，時而歸晉。宋國內部壁壘的坍塌，比洪水更爲可怕。
宋共公時代的宋國朝廷體系，主要以九卿爲首，有右師華元，左師魚石，司馬蕩澤，司徒華喜，司城公孫師，大司寇向爲人，少司寇鱗朱，大宰向帶和少宰魚府，這些人都是宋國的公族子弟，大多承繼數代而來，樹大根深，枝繁葉茂，絕非尋常朝臣可傾覆。其中，華元、華喜是戴公的後世，公孫師是莊公的後世，其他則爲桓公的後世。
宋戴公和宋莊公之世，尚處宋國披荊斬棘的時代，是積極恢復宋國殷商文化，努力開疆拓土，與近鄰鄭、魯等國爭奪霸權的時代，而到宋桓公時代，宋國國力強盛，且當世春秋方興，齊桓公尊王攘夷，引領着時代潮流，宋桓公其後的宋襄公，即將宋國國力發展至巔峯。就時間而言，宋桓公其後的子孫，顯然更具有爭奪權力的意識，在宋成公的兒子們相繼爲君，就可見宋國的公子奪權纔是進入白熱化，這些公子爲奪權，也自持續拉攏各方勢力，無形之中也就在拓展自己家族的力量，因此宋桓公的後人在宋共公時代掌握大半朝中權力，也就很好理解。
宋共公顯然對公族中的權力爭奪戰心知肚明，兄弟子侄之間亦不可盡信，所謂“春秋之世，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宋共公可以做的就是持續鞏固宋國公族，尤其是王族的力量，纔可能與那些潛在的威脅所抗衡。此時的晉楚稱霸頻發，中原諸侯大多與晉國爲伍，與楚國征戰，但往往勝負難分，宋國地處晉楚兩國的中間緩衝地帶，政治格局極易陷於附庸，宋共公爲鞏固宋國力量，亦與諸國開展會盟與聯姻，史書載：“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覆命，公享之。”宋國與魯國的聯盟，某種程度上穩固宋國政局，是宋共公平息內部問題的措施。
當然，宋共公的決策並不能徹底解決內部矛盾，公族子弟互相之間的鬥爭日漸白熱化，到宋共公逝世，公族子弟失去了國君這位制衡者，尤其是桓公之後，因掌握朝中大權，便煽動族人將宋共公的太子殺死，期圖以自家族人繼位爲宋國君主。但在華元等運籌帷幄之中，這場叛亂最終被平定，主事者蕩澤被殺。宋共公的小兒子被立爲國君，也就是後來的宋平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