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爲女兒籌備實物嫁妝的風氣從宋朝初期開始增長。
到11世紀中期，事情看起來表現爲，嫁女比娶婦要花更多的錢財已成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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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范仲淹(989—1052)1050年爲義莊制訂支出的規則時，劃出30貫錢爲嫁女時使用，兒子娶婦則爲20貫錢。嫁妝的走高不久便達到不得不借債爲女兒辦嫁妝的程度。
蘇軾自述他借了200貫錢資助一位女親戚出嫁。蔡襄(1012—1067)於11世紀50年代任福州(福建)州官時，發佈文告指出：“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
代替這種真知灼見的是，人們選新娘時非但無視這個真理，還不問對方的家庭地位，滿腦子只盯着嫁妝的厚薄。
嫁妝一旦送到新郎家，“己而校奩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怖。”
司馬光發現貪圖嫁妝的風氣在要做公婆的人當中蔓延，其中有些人“今世俗之貪卑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
至於立契約雲‘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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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確信把婚姻當作買賣對新娘和她的家庭都是壞事。新娘不會因嫁資受到保護;相反，她還會爲此陷入險境：
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力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讎矣。
在司馬光看來，嫁妝還會引起品行敗壞，“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司馬光因此鼓勵“有丈夫之氣者”打消用妻財致富或利用妻子的社會關係升遷的念頭。
一個世紀以後，對嫁妝的批評仍未減少。袁採(約1140—1195以後)曾指出，如果一個家庭沒有在女兒很小時就爲她們的嫁資做出預算，將不得不“……臨時鬻田廬，及不恤女子之羞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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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妝的走高並不限於富家或官宦之家。蔡襄的文告針對的是一般的普通人家。有人觀察到南方的邊遠地區，十四五歲的窮姑娘們已經開始幹活賺嫁資，這樣家庭就不必爲她們操心那筆費用了。
判官看到既無財產又無功名的父母將給女兒一塊地做嫁妝的一部分，絲毫不感到驚訝，一個案例涉及到一戶不識字、有兒子的家庭，但不妨礙他的姐妹得到一塊山地做嫁妝。
有些宋代官員感嘆辦嫁妝花費太大，以至於有的姑娘不能結婚。一位官員甚至把殺女嬰的原因歸結爲負擔不起過高的嫁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