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這些人名：曹操、劉備、孫權、周瑜，都是單名，姓和名一共就兩個字。也有三個字的人名，比如諸葛亮、司馬懿等等，那也是因爲他們的姓是兩個字的，而名也只有一個字。往前追溯，劉秀以來的東漢諸位皇帝姓名也都是兩個字;往後看，三國統一後的西晉帝王也都是取的單名。不僅是帝王，這段時期，能載入史冊的所有人名也幾乎都是單名。
明代的胡應麟也注意到了這一有趣的現象，他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說到：“大抵東漢三國 ，帝王將相皆單名，二名者百中無一。”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了東晉。“王羲之”等一批“某某之”式樣的人名的“出現”終於打破了單名的限制。南朝開始之後，君主的名字中也終於出現了二名，各種形式的二名終於見於史書。從東漢到東晉，單名風潮一共持續了三四百年，可謂空前絕後。
那麼，爲何東漢魏晉時期的人們不願起兩個字的名?單名現象爲何是從東漢開始的?爲何又在晉宋之際走向了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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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還要從孔子他老人家著《春秋》開始講起。
話說孔夫子刪定《春秋》的時候，經常把兩個字的名改成單名。比如說有個人叫仲孫何忌(仲孫是姓氏)，孔子便在春秋裏改稱爲仲孫忌。孔子爲什麼要這樣做，不得而知，因爲孔子總是喜歡微言大義，讓人摸不着頭腦。後來就有人來解讀孔子的意圖，這些人被稱作經學家。有個戰國時期的經學家叫公羊高(公羊是姓氏)，寫了一部《公羊春秋》，以自己的方式來解讀《春秋》。贊同公羊高說法的人們被稱作是公羊學家。
公羊先生認爲孔子把二名改成單名的舉動，背後也是有微言大義的。《公羊傳·定公六年》寫到：“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原來，在公羊學家看來，二名是“非禮”的。
公羊學家們在西漢一朝影響很大，尤其是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所獨尊的“儒術”，正是公羊學。這樣一來，“二名非禮”的觀念便日漸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抗拒二名。但是起二名的人也大有人在。比如漢昭帝劉弗陵就是二名，漢宣帝之前的名字劉病已也是二名。在上層社會，二名還是能和單名分庭抗禮的。
這時候，出現了一個改變局勢的重量級大咖——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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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所周知，王莽同志是一個瘋狂的復古愛好者，平時不僅喜歡搞井田制，還喜歡折騰名號。儒家認爲“名不正則言不順”，王莽好歹也是個大儒，當然重名。於是，西漢的官名被他按照周禮全部改了一遍，全國的地名也不能倖免。至於全國那麼多人名，當然不能親自動手起、動手改，但貴爲皇帝的他可以爲起名設定規則。很明顯，王莽也信奉公羊學家的主張，認定二名是非禮的。在王莽的嚴令下，全國掀起了一波改名浪潮，甚至連匈奴單于都把二名改成了單名。就這樣，在大復古家王莽的強力推動下，“二名非禮”的觀念從學界的主流觀點升級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識。
王莽覆滅之後，新興的東漢政權致力於消除王莽的影響，恢復了西漢的官名和地名，但唯獨“二名非禮”的觀念無法消除。看來，比起行政政令與法律文書，文化這種潛移默化的力量更具持久性。所以東漢魏晉的帝王將相，起的都是單名。
但值得注意的是，從出土的簡牘資料和墓葬碑刻來看，在身份低微的階層中，單名和二名是長期並存的。政府登記的戶籍中記錄的往往是單名，民間自己使用的卻往往是二名。文化水平欠發達的普通老百姓似乎不怎麼理會“二名非禮”這個概念，在報戶口時把二名改成單名，也只是爲了應付官府的要求。但是史書都是爲帝王將相書寫的，所以這些二名便不見於正史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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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單名支配的全國上層階級的人名到了東晉時期迎來了破局。南渡以後，一種新興的宗教在各個階層中大爲流行。這個宗教的名字叫做天師道，日常活動就是服用五石散。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在於其信徒的名字後面要附加一個“之”，有點類似佛教僧侶總要以“釋”爲姓。所以我們看到，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二人名字都帶了一個“之”，也毫不避諱。這種“之”其實是一種虛字，用來表示宗教信仰，實際上是單名的點綴，沒有實際意義。但除了“之”這個後綴的使用外，全國的權貴們依然頑強的堅持着單名的傳統。
到了晉宋之際，東晉的各個門閥世家在權力鬥爭和戰爭中紛紛走向衰敗滅亡，原來的寒門走向了歷史前臺。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一起走向歷史前臺的還有長期蟄伏在民間的“二名”。劉義符、王鎮惡、蕭道成、蕭寶卷、陳霸先，這些南朝人物的二名，也折射出了他們先祖並不顯赫的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