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認爲，“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羣臣的天下、萬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對於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雖然一直占主導地位，但儒學的傳承者作爲一個羣體在政事活動中起決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產生的現象，被稱爲“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遼軍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議退到四川，宰相寇準挺身而出，建議御駕親征，皇帝勉強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覺至少還有黃河天險，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在寇準支持下，“急麾衛士進輦，上遂幸北城”，前方軍士看到龍旗都歡呼起來，當時，遼方大將蕭撻覽被宋方射中陣亡，影響到士氣，雙方決定議和。
真宗的底線是不放棄祖宗留下的土地，銀絹數額則以100萬匹兩爲限，寇準命令曹利用不許超過30萬，曹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這一數額對宋代財政影響如何?河北在和平時期開設宋遼間的貿易榷場，官方所收商稅，通常可達四五十萬匹兩。
范仲淹認爲，一切爲天下、國家、社稷考慮，而非唯唯諾諾聽命於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羣臣的天下、萬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對於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他們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經學家、文學家、實幹家，他們的追求，被概括爲“內聖外王”：內心要達到聖賢的道德修養境界;在天下社會建設一種王道的秩序，當時的士大夫“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正像陳寅恪先生所說，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爲自由的時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剛烈，往往辭色俱厲，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納，王安石與朋友相處，也是信守原則，他和司馬光曾是親密的朋友，但隨着新法推行，兩人分歧嚴重，終於分道揚鑣，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學造詣，蘇軾在道教宮觀西太一宮看到王安石題壁詩：“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錢穆在《國史大綱》裏講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沒有從根本得到實現;但是他們爲人、爲學的精神意氣一直影響到最近期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