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欲以誘降手段結束侵略戰事，與汪精衛簽署“汪日密約”。高宗武和陶希聖曾追隨汪精衛鼓吹“和平”運動，並參與籌組汪僞政權及與日本的“和平”談判。過程中，高、陶二人逐漸認識到汪精衛所謂的“和平”運動是徹底的投降與賣國。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脫離汪組織，逃離上海抵達香港，在《大公報》揭露汪日密約及其附件。
日汪談判：汪精衛“我簽了字，不過是我的賣身契”
一九三九年秋天，汪精衛帶領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幾人，自重慶出走，經過河內，到達上海，試圖與日方舉行和平談判，儘快結束中日戰爭。我的外祖父跟隨汪精衛離開重慶，但是滯留香港多時，猶豫不決，可最後終於經不住汪精衛多次要求，也到了上海，參加中日談判。
戰爭初期，日本軍閥揚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可是開戰一年多之後，中國軍民的抵抗日益頑強，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夢想完全落空，於是日本政府改變策略，採取誘和攻勢。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日本首相近衛兩次發表聲明，試探與中國和談的可能性，均遭到蔣委員長的嚴辭拒絕。可是汪精衛認爲，不應放棄以和平方式解決中日爭端的機會。於是日本陸軍大佐影佐禎昭與中國外交部亞洲司接觸，安排高宗武及董道寧密赴東京，與日本高級官員會晤，鋪平了汪日上海會談的道路。這個影佐禎昭在日本侵華初期任駐華使館武官，後升任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升爲少將。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日本與汪精衛的談判，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園正式開始。日方代表是影佐禎昭、犬養健、須賀彥次郎海軍大佐等，汪方代表是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汪精衛本人並不出席日常談判。那時我的外祖父還滯留香港，直至將近年底，他纔到上海，補爲汪方談判人員。談判會議上，日方分發《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草案》，要求汪方代表逐條討論。由於草案條款廣泛苛刻，遠不同於以前雙方協議以及近衛聲明的宗旨，汪方代表頗感意外，在自己的討論會議中，曾經屢次發生爭論，外祖父幾乎每次會議都對日方條件提出激烈批評。
汪日雙方十天開了七次會，並有多次會外私下商談，日方毫不讓步，以爲已經吃定汪方，不論同意與否，汪方只能接受所有條件。後來談判地點改到滬西愚園路一一三六弄六十號繼續，日方仍堅持強硬立場，軟硬兼施，脅迫汪方接受日方全部條款，並要求在年底簽約。外祖父數次提出，因爲身體不適，請求退出會議談判，都被汪精衛婉言留住了。
外祖父自港抵滬之後，最初住在虹口，兩三日後與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等一起，從虹口搬到滬西愚園路。當時上海滬西，是公共租界區域，日軍佔領之後，派憲兵戒備，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來這裏執行警務，成了日本的地盤。愚園路一一三六弄樓房不多，但都很講究，其中之一爲前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王伯羣的私邸。巷內左側是汪公館，右側是陳公博公館。弄底三棟樓房，分住周佛海、梅思平，和外祖父。弄堂口是日本憲兵隊辦公室，一方面保護汪方談判要員，一方面也軟禁這幾人。
住在愚園路的那些日子，因爲是單身，外祖父每天早上到汪公館用餐。日方把他們的綱要交給汪方那天，早點完畢，汪夫人陳璧君留外祖父談話，要外祖父把綱要一條一條詳細解釋給她聽。次日早餐，陳璧君告訴外祖父，她把外祖父的解釋轉告汪先生，她一面講，汪先生一面流淚。汪先生聽完後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在他們的計劃上簽字。這文件說不上是賣國契，中國是我賣不了的。我簽了字，不過是我的賣身契而已。他們夫婦商量，搬出愚園路，到法租界去，然後發表一個聲明，停止一切和平活動，立刻轉往法國。
消息傳到日本人那裏，影佐禎昭立刻來見汪精衛。汪精衛直接講明自己的想法，汪精衛說一句，影佐在本子上記一句，記到最後，影佐兩行眼淚滴落在本子上。待汪精衛講完，影佐說：我協助汪先生遷居，並請法租界捕房佈防，然後我立刻回東京，報告近衛首相，請求他出面干涉。那天法租界真的出動二百名巡捕，準備保護汪精衛遷居。但汪精衛沒有搬家，而是繼續留在愚園路。他召集所有代表們開會，說明他與影佐的那次談話，還專門提到影佐流淚。他說：看來影佐還是有誠意。外祖父很不以爲然，告訴汪精衛，影佐流的是鱷魚的眼淚。但汪精衛相信了日本人，外祖父便曉得大勢已去。於是他寫信去香港，要家人來上海團聚，可以把他從愚園路搬出來，躲開汪精衛周佛海的眼皮。外祖母一家到了上海，在環龍路租了房子，外祖父搬來，有了一點自由空間。
汪日之間除《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之外，還有《關於日支新關係調整的基本原則》、《關於日支新關係調整的具體原則》、《祕密諒解事項》等八份文件。那些文件的條件非常苛刻，日本所要勒索的中國地域，從黑龍江直到海南島。日本所要掠奪的中國物資，下至礦業，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從東南至西北，一切中國的權益，都要讓日本持有或控制，日本軍閥是要吞併中國，滅亡中國，中日之間斷無和平可言。
而且在跟影佐機關的談判中，外祖父也發現，中國存亡之關鍵，還不僅僅在日本劃分中國東北、內蒙、新疆、華北、華中、華南、海南等六個地帶，或決定於日軍控制中國的方式與壓迫剝削的程度，更在於日本與蘇俄一起瓜分中國的圖謀。日本預計，以潼關爲西面界線劃分中國，拿新疆、西北、華西、西南與西藏做餌，騙取蘇俄合作，瓜分中國。於是外祖父有了逃離上海，脫離汪精衛的念頭。
陶希聖、高宗武，祕密決定逃離上海
作爲國民政府的外交新星，高宗武本來跟周佛海一起策劃，最早把汪精衛“和平運動”的想法提交給日本方面。但從跟隨汪精衛到了上海以後，高宗武與周佛海就是否需要到南京建立新政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周佛海對汪精衛的影響，高宗武便開始被疏遠起來，很多重大事件也不再找他商量。因此高宗武就有了退出的想法，對“和平運動”也不再熱心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人們還在熱烈慶賀耶穌聖誕之中。汪精衛召集汪方全體人員，聽取談判報告，審查全部文件，然後宣佈談判結束，全部接受日方條件，定在十二月三十日簽字。外祖父立刻明白了，如果他不簽字，只有死在上海。但如果他在日汪密約上簽字，就做了賣國的漢奸，比死更可怕。
回到家裏，外祖父悶聲不響，垂頭喪氣。下午三點多鐘，高宗武突然到外祖父家來，兩人關了門密談。外祖父告訴高宗武：我聽說，他們早已監視你，現在你有生命危險。高宗武說：我們走了吧。外祖父說：我有幾個學生很親近，靠得住，能幫忙接應。高宗武說：我發求救電報給香港的親戚。外祖父說：我想最好能請杜月笙先生幫忙，我跟他有一面之交，估計他會伸援手。高宗武說：杜先生也在香港，我這就去辦。外祖父說：小心，小心。然後高宗武匆匆告辭，茶也沒有喝。
當時中國還有些人，對日本人仍然抱有幻想，國際上也有不少人認爲，日本並沒有完全滅亡中國的意圖。如果高宗武和外祖父兩人，把日汪密約公佈於世，天下人便都看明白了日本完全吞併中國的狼子野心。那麼中國人民抗戰的意志會更堅強，國際上也會更加支持中國抗戰。外祖父想，如果他們這樣做，能對國人敲響警鐘，喚起警覺，也算懸崖峭壁，將功補過，卻不知能不能抵銷脫離重慶政府的罪過。但當時情勢，外祖父顧不得考慮日後被重慶政府如何處置，他只想逃出上海，逃離在日汪密約上簽字的危機。
第二天外祖父開始稱病在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更不去愚園路開會。汪精衛不放心，派了兩個醫生來家裏，給外祖父檢查身體。他們查不出具體的毛病，但看到外祖父確實精神萎靡，報告汪精衛，允許外祖父在家多休養幾天。十二月三十日雙方簽署密約，外祖父沒有到場，所以沒有簽字。一月一日元旦，外祖父必須到愚園路去，沿家拜年。外祖父到汪府，進門剛坐下，陳璧君就要他補籤密約。外祖父說：我是抱病拜年而已，這幾日頭痛得很，筆也拿不住，最好現在不看文件，不談公務。陳璧君不答應，幸虧汪精衛剛好下樓來，見到外祖父說：此刻不必勉強，過幾日病好了再補不妨。這算是救了外祖父，否則他只有當場自盡。
外祖父回家後，派母親出門，單身一個，擺脫七十六號特務的跟蹤監視，跑到高宗武家，遞交一信，說明自己必須立刻脫離上海的決心，已經與香港杜月笙聯絡過了。高宗武請母親帶回覆信，說明他將立刻着手，對日汪密約照相，以備帶到香港，公諸於報端。
一九四〇年元旦前後幾日，外祖父和一家人，在生死線上焦慮徘徊，等待香港通知。那不是一場兒戲，上海由日軍佔領，戒備森嚴，高宗武和陶希聖兩人又屬汪方高層，日汪特務日夜緊密監視，且不說能否出走成功，連事先保密都很難周全。
元月三日外祖父接獲香港密報，立刻到南京路華懋飯店，有人接應。外祖父藉口看朋友，兩手空空，叫日汪派來監視他的車伕送到華懋飯店。當時的華懋飯店，有九層樓房，很氣派，正門上面高出兩層，有個高高尖頂。沒有多少人進出，裏裏外外的人都是西裝革履，昂頭挺胸。外祖父下了車，從前門走進去，穿過門廳，走到後門，迅速穿出，飛奔到馬路邊，坐進街邊一部計程汽車，疾馳十六鋪碼頭。
那裏早安排好了接應人員，把外祖父領入船艙，緊閉艙門。不多時，輪船起錨，外祖父總算安全逃離上海。到達香港之後，外祖父和高宗武一起，聯名在香港《大公報》公佈了日汪密約全文，向世界揭露日寇吞併中國的狼子野心，激發中國人民的抗日決心。以美國爲首的國際社會，立刻宣佈堅決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並撥出鉅款援助中國軍民。
這就是史稱的“高陶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