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首長篇敘事詩，創作於806年。
一、創作背景分析
白居易出生於書香門第，幼年便學寫詩。縱使詩名鵲起，長安十年，白居易依舊一事無成。他回到宣州老家，在27歲參加鄉試，一舉奪魁。在貞元十六年(800年)，以第四名及進士第，貞元十九年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中才識兼茂明與體用科，授周至縣尉。《長恨歌》便寫於元和元年。
在貞元十六年至元和十年間，白居易寫下了《秦中吟》、《新樂府》(元和二年)等詩。其中《秦中吟》、《新樂府》都是諷喻詩中的代表之作。後期白居易政治一再受挫，開始閒適而居、歸心向佛。此時白居易的詩才更多地顯示出退守自持、樂天知命的傾向。
《長恨歌》開篇即寫到“漢皇重色思傾國”。以一個“重色”表達出了詩人對唐明皇的情感態度。“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這看似是有意爲楊玉環與唐明皇的關係進行重寫，實質上對於深諳其中荒唐緣由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更大的諷刺。“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養尊處優生活的描寫與後文楊玉環香消玉殞形成鮮明的對比，對李楊二人進行諷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詩人直接指出紅顏誤國，國君沉迷女色荒廢朝政的荒唐，表達出自己對李楊行爲的否定。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面對這一出悲劇，詩人仍存一絲感慨，發出“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感嘆。主題雖爲諷刺，但李楊的愛情不僅是個政治事件，詩人雖有哀，但哀不是主流。
白居易
二、從白居易對自己詩集的分類來看
白居易在自編詩集時，將詩歌分爲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關於分類的標準，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明：“自拾遺以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喻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
在感傷詩中並不是沒有反映政治內容的作品。如《蚊蟆》：“麼蟲何足道，潛喻儆人情!”又如《哭王質夫》：“誠知天至高，安得不一呼?江南有毒蟒，江北有妖狐。皆享千年壽，多於王質夫。不知此何德，不識此何辜?”都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在主題上表現出詩人對現實的關注。因此，《長恨歌》被歸爲感傷詩並不能說明它的主題就已經與諷喻無關。《長恨歌》被歸於感傷詩，可能是因其“隨感遇而形於嘆詠”，將敘事說理與詩人的感情結合在一起，這屬於詩歌表現形式方面的問題，不應該與它的主題混爲一談。
三、從白居易對《長恨歌》的評價來看
在《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中，詩人曾言道：“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中有正聲。”
按照音樂形式的不同可以將《詩經》分爲“風、雅、頌”三個部分。其中風詩是先秦時期各國的民歌，雅詩是諸侯宴飲用的音樂，頌則是用於祭祀的祭祀之樂。“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各國的民歌同時也反映着特定時期的民風民俗，人民吟詠生活時難免在詩歌中夾雜着對於政治的評價。從這個角度看來，民歌其實更能夠體現人民對與政治生活的體會。在經歷了秦朝“焚書坑儒”後進入漢朝的知識分子仍然不敢輕易妄言國事，而是轉眼於在已被奉爲經典的《詩經》尋求寄託。《詩經》裏的內容經過牽強附會，已經擁有了濃烈的政治意味。到了漢儒手中，風詩的政治作用已經被明顯誇大，風詩已經不再被簡單地理解爲純粹的民謠了。
白居易對與詩歌創作一向堅持“唯歌生民病”的原則，堅持繼承漢樂府寫實的特點。《詩經》作爲詩歌的源頭，他評價自己的詩歌具有風詩、雅詩一樣的反映諸侯、天子之政的內容以及特點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中有正聲”所言“風情”並不是指男女愛情，而是與“正聲”互文，指自己的詩歌具有風詩和雅詩關注政治現實、風雅比興的傳統。
《長恨歌》
四、結語
從白居易的生平以及經歷可以看出詩人在創作《長恨歌》時是帶有兼濟天下之意，將《長恨歌》放入感傷詩並不意味着它的主題就已與諷喻無緣，而從白居易自己對《長恨歌》的評價中，更是感受到詩人將其看作有風雅比興的傳統。因此，《長恨歌》是一首具有諷喻性質的詩，並不是一首愛情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