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已經來了，但國人的熱切顯然大不如前。從前奧運會，國人會拿每一位金牌獲得者當國家英雄崇拜，但是隨後越來越淡，至於本屆里約奧運會，估計一些冠軍的名字都未必記得起來。與其說國人的“愛國心”淡了，不如說這是一個“體育大國””邁向“體育強國”的國民成熟標誌，人們大多弄清了這個理：體育的真諦是選手的職業化和全民健身，金牌的獲得不僅是一種國家榮譽，而且更是爲了吸引人們參與和關注這個項目，達到全民健身的目的。
那麼，已經連年高居奧運金牌榜三甲的中國人，到底是不是舉國“健兒”的體育強國了呢?一個國家被世界敬重，和體育究竟是什麼關係?
於是，不由地想到了這詞：東亞病夫。
現在關於“東亞病夫”的起源，存在兩種說法。一說是來自英國人的報紙，一說是來自柏林奧運會。“正統”的詞條往往把二者摻到一起。先由英國報章而起，後定格於柏林奧運會——在1936年的那次奧運會上，中國參賽運動員第一輪全部淘汰，無一進入複賽。
而英國報章是怎麼回事呢?
那是晚清時期，英國人在上海租借創辦的頗有名氣的英文報紙——《字西林報》，意譯《北華日報》。該報於1896年10月17日登載一篇文章。對萎靡的中國人以尖刻挖苦：“夫中國——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東洋病夫”之名遂由此而得。
大家都知道翻譯這篇報紙的是梁啓超先生，而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誰，沒有記錄。只知道作者是個英國人，那麼這個英國人爲什麼要寫這篇文章呢?《北華日報》爲什麼要發表這篇文章呢?
追本溯源，發現寫作動機是兩個連帶事件：受“歐洲病夫”啓發，評價中日甲午戰爭。
英國人在以“病夫”評價中國之前，早就把這頂帽子扣在了另一個帝國頭上，那就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奧斯曼帝國有前突厥帝國的前身，可謂世界最後一個由遊牧民族建立的帝國。17世紀正是航海國家“日新月異”紅紅火火的時代，但卻是這個最後一匹巨型草原狼老去的謝幕時代。早在17世紀，漫遊世界的航海大國荷蘭，就看出了奧斯曼帝國病根，荷蘭領事在向國內報告中指出——
“現在此地情況已達到人人爲所欲爲的程度，其有權者尤甚，從這一點便可窺見該國的狀況。現在已不是一根柱子折段或削弱的問題，而是國家的四根支柱，即宗教，法律，政治，財政全部崩潰……每個人不妨捫心自問，長此以往，是否還能維持下去?”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衰落，不是身體問題，而出在“國家的四根支柱”的腐爛——政治腐敗、信仰破產、法律廢弛、經濟崩潰。而1896年10月17日，正是中日甲午戰爭一週年半的日子，東方帝國中國被後起之秀日本打敗，聯繫到碩大的奧斯曼帝國被荷蘭欺負，所以一個“歐洲病夫”，一個“東亞病夫”就這樣“排列組合”了。
至於後來所言的柏林奧運會，其實和“東亞病夫”的固化沒多大關係，中國運動員“無一進入決賽”是實，而“第一輪全部淘汰”說法有誤。例如拳擊運動員王潤蘭，在預賽中連剋日本、英國選手，只在最後爭奪決賽權時被裁判“無理改判”，才痛失決賽權。雖然當時中國運動員無一進入決賽，但是除了個別漫畫之外，並沒有遭到過度醜化。當時東道主的國家元首、威風凜凜的希特勒還興致勃勃觀看了中國的武術——飛叉表演，並沒有輕蔑中國運動員。
彼時，包括希特勒在內的西方元首，對於中國的“成見”，並沒有晚清那樣深。所以，所謂東亞病夫與奧運會有關的說法，其實是以“身體”轉移了“麻木不仁”的精神視線，不足爲據。
事實上，參加柏林奧運會的中國運動員，出現不少英雄人物。他們在抗戰爆發後，很多人加入了國民軍，有的犧牲在抗日戰場上，就像王潤蘭，盧溝橋事變後毅然入伍，任國民軍三十二軍補三團三營排長。1937年9月14日，他率部隊在漳河北岸阻擊來敵，連戰4晝夜，負傷後堅持指揮作戰。9月21日拂曉，帶幾名戰士以集束手榴彈炸敵坦克時，壯烈犧牲。國民政府國防部授予他“民族英雄”稱號。“王潤蘭們”用熱血證明——他們不是“病夫”，是“英烈”。
可見，摘掉“病夫”帽子，與奧運會拿多少金牌沒多大關係。隨着世界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國運與體運並非因果關係。所謂病夫，不在身體，甚至不在個人精神狀態，而在“國疾”。晚清時的中國，雖深受鴉片之害，但也並非個個都是大煙鬼，那時也出現不少“拳打東西兩洋”的“霍元甲式傳奇”，他們在銀幕上打敗俄國大力士與日本武士很容易，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東亞病夫”面貌。
百年風雲中，中國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脫胎換骨一共有兩次機會，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二次是二戰結束成爲“戰勝國”。中國接受日本投降時，世界不再有人對中國喊“東亞病夫”，因爲那時中國有個響噹噹的稱謂——“世界四強”。一如1923年凱末爾領導人民推翻奧斯曼帝國建立土耳其共和國之後，“歐洲病夫”的帽子就從他們的頭上徹底消失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