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買一部單車，相當於一個苦力三年的工錢
◎1936年，廣州平均每一兩百人才一輛單車，比今天的汽車還要稀缺得多
◎1930年，在廣州擁有一輛單車，每年要交八塊多大洋的車捐，非常之高
1 給交警配發單車，用以追捕肇事汽車
自行車在民國時期有很多別名。
抗戰時，《大公報》出過一期《自行車專頁》，刊有這麼一段話：
自行車，又名“自由車”，《辭源》上叫“自轉車”，習俗叫做“腳踏車”，還有人顛倒過來叫“踏腳車”，北方又叫“鋼絲車”。其中最不合理的要算叫鋼絲車，其不合理與北方叫人力車爲“膠皮”一樣。自行車、自轉車與自由車亦名實不符，最相稱的還是腳踏車，但踏腳車又似費解了。
到了廣州，自行車又叫“腳踏單車”，簡稱“單車”。如1930年7月廣州市公安局發佈公報稱：
本市汽車時有傷斃人命之事，其中能將司機捕獲懲辦者固多，而被司機乘機免脫者亦時有所聞。此雖截車之法尚有未周，而警察跑步追車亦極困難之事。故除已積極籌劃截捕汽車善法外，昨並通飭各區，對於交通警察，授以駕駛單車技能，將來擬置備腳踏單車多輛，發給各交通警察，以備追捕汽車之用。
市區汽車多，常出車禍，肇事司機多駕車逃逸，交警憑兩條腿去追，肯定追不上，所以局裏決定給交警配發單車，讓交警騎着自行車追捕肇事汽車。
1931年初夏，廣州市公安局果真將計劃付諸實施，給交警配了自行車，不過不是每人一輛，而是每三人一輛。爲什麼不能增加到每人一輛呢？因爲那時候的自行車比較貴，無論是買車還是養車，都要花很多錢。
抗戰初期，廣州市區中學生選用的國語教材上有一篇文章，講的是菲律賓華人小學生樸興橋捐款抗日的故事。樸興橋說：“我在學校裏當童子軍，想買一輛單車，可是家裏窮，一下子拿不出那麼多錢，於是每天把零食錢放到一個竹筒裏，攢了整整三年，終於可以買一輛三十五塊錢的單車了。現在日本人打我的同胞，我決定不買了，把這些錢送到中國打日本人！”
三十五塊錢可不是小數目，日軍侵入菲律賓前夕，普通店員月薪才九塊錢，不吃不喝攢小半年工資，僅夠買一輛自行車。
上海淪陷時，一部全新自行車七百多塊，那時工人的工資有多高呢？平均兩百多塊（日僞政府發行的中儲券）一個月。換句話說，對工薪階層而言，買全新自行車需要積攢三個多月工資，買二手自行車也需要積攢兩個多月工資。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大作《爲成都人叫魂》當中回憶說，抗戰前一輛單車在成都要賣一百五十塊大洋，是一個壯年勞力三年的工錢，相當於一箇中學特級教師五個月的工資。
所以對那時候的中國普通百姓來說，花一百多塊大洋買輛自行車，絕對是一筆不菲的開支，絕對是一次相當奢侈的消費。
鑑於自行車如此昂貴，所以普通市民在擁有了一輛自行車之後，會把它當成寶貝一樣看待，萬一哪天被小偷順走，那簡直就像天塌了一樣。
民國報紙上刊登過一則市井新聞：某小偷正偷一輛非常破舊的自行車，被車主阿唐抓住了，阿唐發了瘋似地打他，差點兒把他打死。一輛破自行車而已，至於嗎？原來阿唐是一個報販，每天凌晨都要騎車趕到報社領報紙，自行車就是他的飯碗，而這輛自行車是他借高利貸買下來的，欠債還沒還清，真被偷走的話，阿唐只有跳河了。
2 1949年前，生產單車的關鍵零件需進口
事實上，無論是從購買的難度上講，還是從擁有的數量上看，民國時期的單車都比今天的汽車貴重。
論購買難度，現在工薪家庭買一輛國產入門轎車就跟玩似的，而民國時期卻沒有完全國產的自行車。截至1949年，即使是在自行車製造工業最爲發達的上海，也沒有一家車廠造得出齒輪、牙盤等關鍵零件，大家只能生產車架、車把、鏈條、鞍座、腳踏、輻條，核心部件仍需從美國進口，然後再配以國產零件，組裝成一輛號稱“國貨”的自行車。正是因爲不能完全國產，所以售價昂貴：一輛普通自行車的售價相當於一個苦力三年的工資、一個工人兩年的工資、一個技師一年的工資、一箇中學高級教師半年的工資。
乍聽上去，民國時期的單車好像並不算特別貴——現代白領攢幾年工資可以買一部汽車，民國苦力攢幾年工資可以買一部自行車，差不多嘛！其實不然，因爲民國工薪階層的絕大多數收入都要拿來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開支，不欠債就等於祖上燒高香了，再想攢錢難比登天。等買過了口糧、交過了房租，就不太可能攢錢買自行車了。另外還有一個因素：咱們現代人買汽車可以分期付款，民國人買自行車則享受不到這一便利，所以購買難度要更大一些。
再從擁有數量上看，現在一線城市即使做不到常住居民每家每戶一輛汽車，或許也達到了幾戶一輛的水平。而民國時期呢？
截至1936年，廣州市區常住人口一百二十萬，自行車不到七千輛，將近每二百人擁有一輛車；上海市區常住人口一百六十萬（如果計入農民工則在三百萬人以上），自行車一萬二千輛，平均每一百三十多個人擁有一輛車。
由此可見，民國的單車比今天的汽車還要稀缺得多。稀缺到什麼地步呢？1930年，一個在北京做保姆的女士回到老家河北，向她的老姐妹吹噓她在京城見到了自行車：“兩腳一動，軲轆就會轉，好像是畫兒上的那個哪吒。”老姐妹聽了兩眼發直，直念阿彌陀佛。可見內地省份很多人從來沒見過自行車，遑論購買。
3 買單車要辦牌照，擁有者被劃歸到富人的圈子
由於單車的昂貴和稀缺，所以買單車的人也就被政府劃歸到了富人的圈子，所以政府要通過向單車徵收捐稅的形式“劫富濟貧”。1931年，廣州市公用局發佈公告如下：
本市自用及營業腳踏單車二十年牌、照，由今日起開始換領。仰各單車車主一體知悉，務於本年四月一日起至月底止，依期駛車來局，聽候查驗，照章繳費，換領二十一年牌、照，方準行駛。一經逾期，定必照章執行處罰。幸勿違延，切切此布。
通過這份公告可以看出，那時候的單車跟汽車一樣要辦理車牌和駕照，一樣要去車輛管理部門辦理年審。如果沒有車牌和駕照，如果沒有通過年檢，是不準上路行駛的。要是你非要上路呢？被交警逮到一定罰錢。
1942年，上海僞政府出臺《取締腳踏車暫行罰則》，明確規定了單車無牌照上路的處罰細則：
已領號牌而未釘掛者，罰國幣五元；
已領執照而未攜帶者，罰國幣五元；
牌照全無者，罰國幣十元，仍須至公用局登記，領取牌、照，並向財政局繳捐後方準行駛；
借用他人牌、照，矇混行駛者，罰國幣十元，並將所借牌、照沒收，仍須至公用局登記，領取牌、照，並向財政局繳捐後方準行駛；
行車執照與號牌號數不符者，罰國幣五元；
僞造牌、照者，將原車沒收，車主依法究辦。
此處所謂“號牌”，即經政府編號的車牌。此處所謂“執照”，即今日所說駕照。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自行車上路就無需駕照，只需登記上牌或在車身上打一處鋼印編號。到了今天，連登記上牌和打鋼印的政策也都完全取消了，隨便從哪家買一輛自行車，隨時可以上路行駛。可是民國時期既要車牌，又要駕照，兩者缺一，就要罰款，如果僞造車牌和駕照，甚至還有可能被交警沒收車輛。
辦牌照當然要花錢，1930年廣州市政府規定：“單車號數牌每年更換一次，收銀五角（毫洋）……行車執照收銀三元（毫洋）。”每年審車時換髮一次車牌，每次收毫洋五角。自行車駕照則只需申領一次，辦理費用是毫洋三元。
4 擁有單車者要定期繳納車捐，類似於現在的車船稅
除了車牌費和駕照費，民國自行車的車主還要定期繳納車捐，類似於現在的車船稅。
現在汽車的車船稅是全國統一的，只要車輛類型相同，無論在哪個城市，繳費數目是一樣的。而民國車捐則是一個城市一個標準。
據1930年《北平特別市腳踏車管理規則》：“每輛每年納捐一元（大洋）。”一年繳一塊大洋。
據1929年《上海特別市腳踏車管理規則》：“每年每輛納捐二元（大洋）。”一年繳兩塊大洋。
據1930年《青島特別市腳踏車管理及徵收車捐暫行規則》：“自用腳踏車每期捐洋六角，營業腳踏車每期捐洋一元。”這裏一期指的是一個季度，家庭自用單車每季度繳納大洋六角，等於一年繳納大洋兩塊四角。如果是出租性質的單車，則每季度繳納一元，一年繳納四元。
據1932年建設委員會浙江經濟所整理成書的《杭州市經濟調查》（上編）：“腳踏車捐於七月開始徵收，每輛每季納捐五角（大洋）。”每季度繳納大洋五角，每年繳納大洋二元。
廣州市政府則是這樣收繳車捐的：“營業單車每月納捐二元（毫洋），自用單車每季納捐三元。”出租用的自行車每月繳納毫洋兩塊，非營業自行車每季度繳納毫洋三塊。一季度三塊，一年就是十二塊，按毫洋與大洋匯率，一塊四角毫洋兌換一塊大洋，所以十二塊毫洋等於大洋八塊多，所以廣州單車的車捐非常之高。
爲什麼廣州把車捐定這麼高？一是因爲當時廣州經濟發達，廣州人相對有錢；二是因爲廣州市政與文化教育事業穩居全國首位，必須開徵足夠多的稅種和足夠高的稅費，才能彌補市政支出和文教支出所造成的財政缺口。
5 爲何廣州車主要把車牌釘在車輪的輻條上？
最後我們來看看民國人將車牌釘在自行車的哪個部位。
1935年第60期《四川省政府公報》載：“自用及營業腳踏車領到號牌後，須釘掛於車前柱與橫柱交叉處，以便稽查。”把車牌釘在車座前方，車把後方的位置，不容易丟失。
1930年，青島規定：“公用局發給之號牌須釘於後車輪支架之右方。”爲什麼要把車牌釘在後輪支架的右方呢？因爲國民政府規定全國人民靠左行駛（抗戰勝利後又要求靠右行駛），車牌釘到右邊，才能讓站在街道中間執勤的交警看見。
1932年，濟南市則規定：“號牌須釘在後座後面。”這跟現在汽車牌照和摩托車牌照所釘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麼廣州單車的車牌又釘在哪個位置呢？
當時廣州單車的車主習慣把車牌釘在車輪的輻條之上，這樣做有一個“好處”：車輪轉動，車牌也跟着飛轉，當你違章的時候，交警只要抓不住你，就沒有辦法抄牌開罰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