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爾納·海森堡，德國物理學家，量子力學創始人之一，又叫做沃納·卡爾·海森伯格，外文名德文原名：Werner Karl Heisenberg，生卒時間1901年12月5日—1976年2月1日。
幾乎是一夜之間，31歲的維爾納·海森堡便讓德國人愛恨交加。
1933年11月3日，在德國物理學會全體會議上，海森堡從普朗克手中接過了馬科斯·普朗克獎章。這是德國物理學家在國內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6天之後，他又收到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電報——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決定將推遲一年公佈的193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海森堡，以表彰他“創立了量子力學”。
獲獎的消息令德國人激動不已，但他們隨即被潑了一盆冷水。31歲的諾獎得主通知物理學家斯塔克，他不會參加11月11日在萊比錫舉辦的羣衆大會。
這次大會由國家社會主義教師同盟主辦，支持德國退出國際聯盟，被視爲“德國學術界的示威”。追隨希特勒的191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斯塔克是組織者，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等人都將參加大會。
斯塔克指責海森堡，拒絕參加“教授們對阿道夫·希特勒的致謝”是個非同小可的罪名。
在敬意和敵意的交鋒中，海森堡帶着母親悄悄去了斯德哥爾摩，從瑞典國王手中領取了諾貝爾獎。在那裏，他見到了曾一起工作過的狄拉克和薛定諤，他們來共同領取193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關於諾貝爾獎，我覺得很對不起薛定諤、狄拉克和玻恩。”在給老師玻爾的信中，海森堡寫道。在他看來，這個獎應該和玻恩分享，而薛定諤和狄拉克不應該分享一個獎，“他們都配得上得一個完整的獎”。
海森堡的想法，對剛剛逃離德國的薛定諤等猶太科學家來說更像是一種奢望。他們能從希特勒的清洗政策中逃亡，已屬萬幸。在這種環境中，留守德國的海森堡也無法置身事外。他不僅要應對學界同行的論爭，還要應付一些人的政治攻訐，這差不多耗費了他同等的精力。儘管如此，他依然試圖“在新德國中保持一種頭等的、不受政治污染的物理學”。
維爾納·海森堡
可惜這個目標終成空想。1934年8月，總統興登堡去世，希特勒自封國家領袖。
政治很快滲透到科學中。在講授物理時，海森堡在指名道姓地提到愛因斯坦等猶太物理學家時，必須同時提到德國物理學家的名字。
不久他發現這樣也行不通。一個納粹官員直接向組織建議，“集中營無疑對海森堡先生是合適的地方”。考慮到海森堡的國際聲譽，組織最終只是給他發來了一個申斥文件。
雖然在祖國的遭遇痛苦不堪，海森堡依然拒絕了諸多邀請。1939年夏天，海森堡到美國講學時，物理學家費米和高德斯密特問他：“你爲什麼不到這裏來?”
“不，我不能，因爲德國需要我。”海森堡回答說。
戰爭甫一爆發，德國就展開了原子彈的研究計劃。那時是1939年，全世界只有德國在進行這樣一個原子能的軍事應用項目。德國佔領着世界上最大的鈾礦(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國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化學工業，仍然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科學家。所有的這些科學家都參與了希特勒的原子彈計劃，成爲“鈾俱樂部”的成員，海森堡是這個計劃的總負責人。
然而，德國並沒能造出原子彈，它甚至連門都沒有入。從1942年起，德國似乎已經放棄整個原子彈計劃，而改爲研究製造一個能提供能源的原子核反應堆。主要原因是因爲1942年6月，海森堡向軍備部報告說，鈾計劃因爲技術原因在短時間內難以取得任何實際的結果，在戰爭期間造出原子彈是不大可能的。軍備部將這一情況報告希特勒，當時由於整個戰場情況的緊迫，德國的研究計劃被迫採取一種急功近利的方略，也就是不能在短時間(確切地說是6周)內見效的計劃都被暫時放在一邊。希特勒最後決定，對原子彈不必花太大力氣，不過既然在這方面仍然“領先”，也不妨繼續撥款研究下去。當時海森堡申請附加的預算只有寥寥35萬馬克，有它無它都影響不大。
維爾納·海森堡
1942年的報告是怎麼一回事?海森堡在其中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答案撲朔迷離，歷史學家們各執一詞，要不是新證據的逐一披露，恐怕人們至今仍然在雲裏霧中。這就是科學史上有名的“海森堡之謎”。
在“海森堡之謎”的核心，有一幕非常神祕，長期爲人們爭議不休，那就是1941年海森堡對玻爾的訪問。當時丹麥已被德國佔領，納粹在全歐洲的攻勢勢如破竹。海森堡那時意識到了原子彈製造的可能性，他和魏扎克兩人急急地假借一個學術會議的名頭，跑到哥本哈根去見老師玻爾。這次會見的目的和談話內容一直不爲人所知，玻爾本人對此諱莫如深，絕口不談。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當時兩人鬧得很不愉快，玻爾和海森堡之間原本情若父子，但這次見面後，多年的情義一朝了斷，只剩下表面上的客氣。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說，海森堡去警告玻爾讓他注意德國的計劃;有人說海森堡試圖把玻爾也拉進他們的計劃中來;有人說海森堡想探聽盟軍在這方面的進展;有人說海森堡感到罪孽，要向玻爾這位“教皇”請求寬恕……
《海森堡的戰爭》一書的作者在書中說，海森堡去哥本哈根向玻爾求證盟軍在這方面的進展，並試圖達成協議，雙方一起“破壞”這個可怕的計劃。也就是說，任何一方的科學家都不要積極投入到原子彈這個領域中去，這樣大家扯平，人類也可以得救。一方面海森堡有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服從性，他無法拒絕爲德國服務的命令;但海森堡又掙扎於人類的責任感，感受到科學家的道德情懷，而且他又是那樣生怕盟軍也造出原子彈，給祖國造成永遠的傷痕。海森堡面對玻爾，那個偉大的老師玻爾，那個他當做父親一樣看待的玻爾，曾經領導夢幻般哥本哈根派的玻爾，卻也是“敵人”的玻爾，視德國爲仇敵的玻爾，卻又教他如何開口，如何遣詞……少年的回憶，物理上的思索，敬愛的師長，現實的政治，祖國的感情，人類的道德責任，戰爭年代……這些融合在一起會產生怎樣的語言和思緒?
海森堡(左)和玻爾
後來以此誕生了一部轟動一時的話劇《哥本哈根》，第一幕中爲海森堡安排了這樣的臺詞：
“玻爾，我必須知道(盟軍的計劃)!我是那個能夠作出最後決定的人!如果盟軍也在製造炸彈，我正在爲我的祖國作出怎樣的選擇?要是一個人認爲，如果祖國做錯了，他就不應該愛她，那是錯誤的。德意志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是我長大成人的地方，她是我童年時的一張張面孔，是我跌倒時把我扶起的那雙大手，是鼓起我的勇氣支持我前進的那些聲音，是和我內心直接對話的那些靈魂。德國是我孀居的母親和難纏的兄弟，德國是我的妻子，是我的孩子，我必須知道我正在爲她作出怎樣的決定!是又一次的失敗?又一場噩夢，如同伴隨我成長的那個噩夢?玻爾，我在慕尼黑的童年結束在無政府和內戰中，我們的孩子們是不是要再一次捱餓，就像我們當年那樣?他們是不是要像我那樣，在寒冷的冬夜裏手腳並用地爬過敵人的封鎖線，在黑暗的掩護下於雪地中匍匐前進，只是爲了給家裏找來一些食物?他們是不是會像我17歲那年時，整個晚上守着驚恐的犯人，長夜裏不停地和他們說話，因爲他們一早就要被處決?”
原子彈對海森堡來說，“本質上”是邪惡的，不管它是爲希特勒服務，還是爲別的什麼人服務。戰後，在西方科學家中有一種對海森堡的普遍憎惡情緒。當海森堡後來訪問洛斯阿拉莫斯時，那裏的科學家拒絕同其握手，因爲他是“爲希特勒製造原子彈的人”。這在海森堡看來是天大的委屈，他不敢相信，那些“實際製造了原子彈的人”竟然拒絕與他握手!
這種道德觀的差異普遍存在於雙方陣營之中。
德國戰敗後，海森堡被捕。負責審訊的高德斯密特問他：“你現在願不願意到美國和我們一起工作?”
海森堡拒絕了。在他看來，這不是政治原因，也不僅僅是愛國。同爲量子力學奠基人的玻恩在流亡英國後，海森堡給他寫信說，自己之所以拒絕國外那麼多誘人的邀請，是因爲“我們是爲世人託付給我們的科學而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