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外文名Andrei Alexandrovich Zhdanov，生卒時間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斯大林時期主管意識形態的蘇聯主要領導人之一。
生涯
日丹諾夫於1915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並在隨後連升數級。1934年基洛夫被暗殺後，日丹諾夫成爲了列寧格勒市委書記。期間他強力推行藝術作品社會主義化。
1940年6月日丹諾夫前往蘇聯佔領的愛沙尼亞，督導建立當地的蘇維埃附庸政權並促進波羅的海周邊國納入蘇聯統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丹諾夫負責列寧格勒防衛抵抗德軍。1944年9月4日他在莫斯科主持了蘇聯與芬蘭的停戰協定，並以盟軍戰勝國代表身份代管芬蘭政府，直到1947年巴黎和約簽訂後蘇聯退出芬蘭。
1946年起，斯大林派日丹諾夫負責蘇聯文化政策推動與制訂。他上任後的首項舉措是於1946年12月指使迫害蘇聯的異見文學家，如安娜·阿赫瑪託娃及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左琴科。
1947年他組織蘇聯共產黨情報局，刻意團結聯絡歐洲各國共產黨。1948年2月起，他開始批判整肅音樂家，特別批判所謂音樂界作曲的“形式主義”(只爲音樂而創作音樂)不服膺社會主義“爲人民服務”理念的作風。肖斯塔科維奇、普羅科菲耶夫、哈恰圖良都因此受到批判。
1948年他病逝於莫斯科;音樂家高薩契夫在自回憶錄裏打趣說：“日丹諾夫再也不能管他喝多少酒，及監視他一整天生活作息;也許斯大林應該阻止日丹諾夫喝多少酒、還是改喝果汁，日丹諾夫也許可以因此有益健康多活幾年”; 蒙特費奧雷認爲斯大林要對日丹諾夫的死負最大責任，原因是日丹諾夫無法接掌芬蘭共產黨的事業 斯大林曾經屬意日丹諾夫爲他政治繼承人，但是日丹諾夫健康日壞，無法再承擔政務重任;再者貝利亞與馬林科夫也爲爭奪斯大林權力寶座而排擠日丹諾夫。
他兒子尤里(1919-2006)於1949年娶了斯大林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因此結爲兒女親家;卻因爲信不同教便於1950年離婚，他們有個女兒名爲“凱特”。
主義理念
直到50年代晚期，日丹諾夫的思想，被稱作日丹諾夫主義，成了蘇聯特有的文化產物。日丹諾夫主義，首先是在文藝問題上，隨着轉入哲學問題。日丹諾夫試着建構起一個新的藝術哲學，他的主張大量減少了該域的文化，改以簡單、科學性的圖表或符號來象徵某些道德價值。法國文學家羅蘭·巴特總結了日丹諾夫主義的核心理論說道："美酒的好壞是客觀的，藝術家儘管去評論酒的“善良”，卻完全忽略了酒本身。"而日丹諾夫和他的同事試着消除蘇聯藝術圈中外國勢力的影響，認爲不正確的藝術形式是一種思想轉移。
日丹諾夫主義的基本精神是要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同時要求“在現實的描繪之中展現出明亮的歷史遠景”。日丹諾夫的用政治宣判的方式解決文學問題，用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口號鼓吹“無衝突論”，提出文學家應以政策爲創作指針。日丹諾夫在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中，又重申了列寧與斯大林的指示：“我們要求我們的文學領導同志與作家同志，都應以蘇維埃制度所賴以生存的東西爲指針，即以政策爲指針”。並說《講話》也特別對黨員作家指出，“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
日丹諾夫在1934年8月召開的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指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而這是以下列一點爲前提的:革命浪漫主義應當作爲一個組成部分列入文學的創作裏去，因爲我們黨的全部生活、工人階級的全部生活及其鬥爭，在於把最嚴肅的、最冷靜的實際工作跟最偉大的英雄氣慨和雄偉的遠景結合起來。我們黨之所以始終是強有力的，就是因爲它過去和現在都把加倍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實際性，去跟遼闊的遠景、不斷前進的志向，爲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結合起來，蘇聯文學應當善於表現出我們的英雄，應當善於展望我們的明天。這並不是烏托邦，因爲我們的明天已經在今天被有計劃的自覺的工作準備好了。”日丹諾夫提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上被正式載入《蘇聯作家協會章程》當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必須遵守的黨性原則，“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就決定了作家只能以革命的唯物史觀忠實地反映歷史進步的事實，以發展的目光去看待一切新事物，進而與國家主流話語保持高度一致。
日丹諾夫的意識形態載於他關於文學藝術的全部四次講演、報告或發言，以及他關於亞歷山大洛夫的《西歐哲學史》一書的講話，特別強調文藝的政治性、階級性、黨性和人民性，把不同文學思想的此消彼長視爲兩個階級在文藝領域的殘酷鬥爭。他通過這些講話定下了批判的調門，展開了對一大批作家和文化人的大批判、大斗爭和大鎮壓。四十年代後期日丹諾夫主義的出籠導致對一批蘇聯著名作家藝術家，包括左琴科、阿赫瑪託娃、肖斯塔科維奇的批判。
日丹諾夫1947年6月的在關於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上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軍對壘”確立爲哲學史的定義。他認爲“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底胚胎、發生、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從與唯心主義派別鬥爭中發生和發展起來的，那麼，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如果把各種哲學派別看成是一個一個先後排列或比肩並列的，而不是互相鬥爭的，就“脫離了唯物主義的階級性和黨性”，成了“資產階級哲學史家的俘虜”。他的發言實際上講的是整個哲學戰線，提出了"戰鬥任務"。這個講話的實質就是用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邏輯去規範哲學史研究，從而讓本應客觀公正的哲學史研究順從於政治權力。日丹諾夫理所當然地成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他代表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所作的有關哲學史教材的發言很自然就擁有了馬克思主義經典的地位。
1934年8月，由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諾夫三位黨的領導人聯名在《對"近代史教科書綱要"的意見》中強調歷史教科書要講述“執政的蘇聯共產黨內的派別鬥爭”和“對托洛茨基主義，即對小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表現的鬥爭”;將十月革命意義界定爲“人類歷史上開闢了新紀元”，並將世界近代史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爲界劃分爲三個階段;並規定不能容許把1789年法國革命簡單地稱爲“大革命”，而應稱爲“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容許把1917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簡單地稱爲“十月革命”，而應稱爲“社會主義革命”、“蘇維埃革命”等等。
到了50年代末，隨着日丹諾夫的去世，被打壓的蘇聯藝術界再次復甦，產生了大量抽象與創造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