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期，飼養寵物之風在宮廷之中盛行。這些宮廷寵物來自哪裏呢?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1、地方土貢
土貢，即歷代地方郡、縣、州向君主進獻的土產、珍寶和財物。唐代的進貢制度已漸完備。唐制規定：地方州府每歲所貢以當地土特產爲主，且對其價值有明確規定，“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
唐代地方所貢物品是由官府收購的諸州指定特產，每年冬季，本州的土特產由朝集使送入京師。送入京師後，這些諸州上貢的特產再由太府寺聖進行管理、分配。
唐代的土貢品，包括鸚鵡、孔雀、鷹鶻、犬馬、犀象、龜鱉等奇禽異獸。大體而言，唐代域內土貢動物以飛禽爲主，獸類大型動物較少。
土貢的鸚鵡多來自隴西和嶺南地區。隴右道渭州小隴山，“東去大震關五十里，上多鸚鵡”。開元年間(7 13一741)，山民州地區土貢有“鸚鵡鳥，尾牛酥，鵰翎”。
王建《閒說》詩“秦隴州緣鸚鵡貴”，來鵲《鸚鵡》詩“何似隴山閒出飛”，描述對象都是隴西鸚鵡。從八世紀起，“新品種的鸚鵡，即‘南鳥’就開始在唐朝北方地區出現”，這些“南鳥”是指來自嶺南、交趾地區的鸚鵡。“廣之南，新、勤、春十州呼爲南道，多鸚鵡”。
據《新唐書》記載：羅州招義郡土貢爲“銀、孔雀、鸚鵡”;安南都護府土貢爲“孔雀，蕉布，犀角，蛇膽，鸚鵡”。“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此鳥十分聰慧，善解言辭，被玄宗和楊貴妃稱爲“雪衣女”。
唐代靈州靈武郡(治今寧夏靈武)、華州華陰郡(治今陝西華縣)等地進貢鷹隼。靈州靈武郡土貢爲“白蛟、青蟲、雕、鶻、白羽、麝、野馬”。華州華陰郡常貢“鷂子十聯，烏鶻五聯”。《元和郡縣圖志》載，隴右甘州甘峻山，出產質量上乘的青鶻、青鷹，“常充貢獻”。此外，晉州也曾進貢鷂子。
唐代犬馬的種類大爲豐富，作爲貢品的必定是品種優良的異犬良駒。淮州淮陽郡土貢之一是犬。開元十二年(724)，太原進獻異種馬，“兩肋各十六，肉尾無毛”。
嶺南，交趾和雲南地區是唐代境內犀、象的主要來源地。嶺南道貢“金、銀、孔翠、犀、象、彩藤、竹布”。鬆州土貢爲“狐尾、當歸、犀、牛酥”“。“廣之屬城循州、雷州皆產黑象”。
2、私人進獻
私人進獻是指地方行政長官、節度使根據統治者興趣、需要，以個人名義進獻給統治者某些物品。唐初統治者大多厲行節儉，發佈詔書禁止進獻鷹犬等珍禽異獸。
武德元年(618)，唐高祖下詔：“禁獻諸儒短節，小馬庳牛，異獸奇禽”等無用之物，“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貞觀初，太宗將禁苑所養鷹犬放生，“罷四方貢獻”’。
但是，這種厲行節儉的風氣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貞觀十三年(639)，“鷹犬之貢，遠及四夷”。開元初，宮廷鷹犬機構“五坊”建立後，需要徵集珍禽異獸。文宗即位之初，宣佈“加配諸道鷹鶻”。憲宗時規定，“犬馬、鷹隼、時新滋味之外，一切勒停”。統治者的這種態度無疑助長了節度使和諸州官員進獻寵物的風氣。
各級官吏爲獲賞識和寵信，紛紛投皇帝之所好，進獻鷹鶻犬馬。唐高祖武德元年(6 18)，豐州總管張良遜獻綠耳馬兩匹。武則天時，左衛兵曹劉景陽於嶺南得一雙秦吉了鳥，進獻朝廷國。開元十年(722)，丹州進獻朱鬟白馬。天寶年間(742一756)，安祿山“每月進奉牲口、駝馬、鷹犬不絕”。
天寶之後，地方長官們向統治者進獻寵物更無節制。代宗時，每逢端午、聖誕，“四方貢獻者數千”。永泰二年(766)，代宗壽誕，諸州長官、節度使所進獻的珍玩、名馬，就達“二十餘萬”。自此，每逢帝王壽誕，地方長官進獻方物上壽，成爲定製。
德宗、憲宗兩朝，藩鎮節度使、地方官員和軍隊進獻數量之多最爲突出。貞元三年(787)，淄青節度使李納“獻毛龜”。貞元八年(792)，鄂州觀察使何士斡“獻白鹿”。貞元十二年(796)，左神策軍進獻白鵲。貞元十三年(797)，右神策軍進白雀。永貞元年(805)，襄州節度使獻鷹。憲宗元和八年(813)，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獻了十二隻白鵲。
元和初，澤潞及鳳翔天威軍每年都會進獻一定數量的鷹鶻。至元和十年(815)，憲宗因其“既傷物性，又勞人力”，下詔停獻。敬宗驕僻，元穎每欲得其寵幸，“巧索珍異獻之”。開成年間(836一840)，潞州劉從諫任昭義節度使，進獻犬馬，義昌軍節度使劉約進獻白鷹。
宣宗大中七年(853)，興元進犀牛。鼓宗即位之初，左右神策軍每年都要進獻一定數量的鷹鶻。爲表節儉，爵宗下詔停減，“共停一十四聯”。鹹通七年(866)，沙州節度使張義朝進獻“青鷹四聯、延慶節馬二匹”。
出於對珍禽異獸的喜愛，唐朝帝王也會派遣專人到地方徵購，貞觀十三年(639)，唐太宗“萬里遣使，市索駿馬，並訪怪珍”，遣使到石國“市犬馬”。玄宗時期，爲滿足宮廷貴胃們的出遊和騎乘需要，多次“競購名馬”。寶曆二年(827)，敬宗甚至遣使“自新羅取鷹鷂”。
唐代統治者在土貢珍禽異獸的產區設置了專門的“捕鴉戶”、“採捕人”，“歲責貢獻”。進鷂子使是護送作爲貢品的鷹華進京的專職人員。《太平廣記》載：先天中(712一713)，許州杜生讓一奴用五百錢在官道上買鷂子，“見進鷂子使過，求買其一”。結果，奴只買到一隻質量略差的鷂子。可見，進鶴子使經由官道貢獻鷂子，所攜帶的並不止一隻鷂子。
3、鄰邦朝貢
唐代，寵物飼養的風氣盛行，單靠州郡的土貢己無法滿足唐王朝對奇珍異獸日漸增長的需求，更多的寵物是通過周邊少數民族和鄰國朝貢得來。“七世紀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追求各種奇禽異獸的風氣盛行於士大夫階層，推及庶民之家。
唐朝引進的禽類寵物有鸚鵡、頻伽鳥、問日鳥、鴕鳥等觀賞禽鳥以及雕、鷹、鶴和鶻等猛禽。
唐朝外來鸚鵡的輸入集中於貞觀、開元年間，由南海和南亞諸國進貢而來，即林邑、佛誓國、曇陵、拘萎蜜、盤盤、訶毗施、尸利佛誓、訶陵及南天竺等國。貞觀初，林邑國就已向唐王朝進貢五色鸚鵡、白鸚鵡，“精識辯慧，善於應答”。
玄宗時有隻五色鸚鵡通人性，每次侍者爲玄宗更衣時，若舉動不敬，“鳥輒嗔目叱吒”。《白鸚鵡賦》讚美了白鸚鵡的善言聰慧、巧通辭令：“稽聖人之遺文，懿珍禽之不一，彼善言之靈鳥，孕聰明以自逸”。
越南還進獻過一隻紅鸚鵡，白居易詩云其“色似桃花語似人”。永徽元年(650年)，吐火羅進貢的鴕鳥被“獻於昭陵”，高宗和睿宗墓前均有鴕鳥雕像。之所以如此，大致是因爲鴕鳥極其罕見，可以顯示唐朝爲四夷之主的威嚴。
除此，南天竺還曾進獻過問日鳥，訶陵國進獻過頻伽鳥。問日鳥應該屬於一種象徵祥和的瑞鳥，頻伽鳥則具有明顯的佛教色彩，在諸多佛經故事中有頻伽鳥的身影。
鷹鶻等獵禽主要來自東北朝鮮半島的新羅、渤海、靺鞨，集中於在開元、天寶年間。黑水靺鞨“土多貂鼠、白兔、白鷹”，每年都要向唐朝進獻一種兇猛獵禽——白鷹。唐詩中多有關於這些來自東北的鷹隼的描述，“御馬新騎禁苑秋，白鷹來自海東頭”，“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
西域地區主要向唐王朝進貢犬馬，包括高昌、安國、於聞國、龜茲、康國、波斯等國。對唐人影響較大的是“拂菻狗”。武德七年(6 24)，高昌進獻了兩隻來自拂菻國的小狗，“性甚慧，能曳馬銜燭”。神功元年(697)，安國進獻過一種長有兩頭的異種犬。
戰馬之外，唐代的貢馬中，有一部分供皇室貴族賞玩、騎乘、打馬球戲和宮廷儀仗當中，其中包括走馬、打球馬、舞馬等。“走馬”，即供以騎乘、娛樂之馬，主要有“果下馬”和其它矮小的駱馬。果下馬高約三尺，因體型矮小，“乘之可於果樹下行”。唐代的果下馬多來自於朝鮮半島的新羅、百濟。史載：春遊時，長安少俠們會騎着矮馬，“於花樹下往來”。
唐代還盛行“馬球戲”，又稱“打馬球”、“擊鞠”。擊鞠源於波斯、吐蕃等地，經中亞傳入中原，又傳入朝鮮和日本。蔡孚《打球篇》、沈佺期《幸梨亭觀打球應制》寫到馬球小如拳頭，材質輕韌，並需彩漆塗層。馬球手在馬上持鞠杖擊球，往來追逐，先得到球並且將球擊過門者爲勝。
王建《宮詞》描寫了爲打球而馴養的馬，“新調白馬怕鞭聲，供奉騎來繞殿行。爲報諸王侵早入，隔門催進打球名”。開元五年(7 17)，於聞曾進獻過兩匹打球馬。
唐代輸入的獅子多來自西域地區，即康國、吐火羅、拂菻國、林邑國、訶毗施、波斯、米國、大食等國。西域自古就有馴獅、崇獅的習俗。在唐人心目中，獅子是最具神奇色彩的獸中之王。虞世南《獅子賦》稱其“填目電耀，發聲雷響，拉虎吞貌，裂犀分象”，“踐籍則林麓摧殘，哮呼則江河振盪”。
犀、象在進貢之前己被馴服教舞，稱爲“馴犀”、“馴象”。儘管當時嶺南仍有野象生息，作爲唐帝國統治者娛樂消遣工具的鬥象、馴象和馴犀主要來自林邑、真臘、瞻博、波斯、環王國、南詔、佔卑國和占城國等南海諸國。其原因在於：
其一，中國本土野象可能質量並不高，“荊地象色黑，兩牙”，“牙小而紅”;其二，林邑等熱帶國家馴象歷史悠久。大唐用來自異域的珍禽異獸裝點宮廷，更能顯示其作爲“四夷君長”的巍巍氣象。
地方土貢貢品的增多固然可能代表諸州經濟水平的提高，土貢制度的日漸完善，海內外朝貢的增多均與唐王朝國力的強大、政局的穩定有關。但是，“地方官員的進獻取媚，皇帝的過度徵求，卻往往是腐敗的表現”，且貢品多半是用於皇帝個人的玩賞之用，於國計民生無益。最終，還是爲唐朝的由盛轉衰埋下禍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