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他曾勸自己的兒媳離婚改嫁，這件事反映了怎樣的觀念呢?宋朝當時的社會風氣是怎樣的?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據宋人魏泰筆記《東軒筆錄》記載，北宋宰相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天生聰慧，少年聰明，娶妻龐氏，相敬如賓，但後來王雱得了精神病，覺得自己和旁氏生的兒子不像自己，整天疑神疑鬼，和龐氏鬧矛盾，甚至動手家暴，龐氏痛不欲生，卻無能爲力。王安石見兒子的病越來越重，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行將不治，不願看龐氏跟着王雱受罪，就狠下心來，親自給龐氏找了一個好人家，讓龐氏改嫁了。
我國向來講究“勸和不勸分”，王安石勸兒媳離婚改嫁的行爲，即便放在如今也很少見，卻在宋朝當時頗受好評，可見宋朝看待女性改嫁問題的觀念並不封閉，至於那些喪夫之後孀居的寡婦，改嫁他人者在宋朝更加常見。這種行爲和現象背後，反映的是宋朝“寡婦好嫁”的社會風氣。
宋朝“寡婦好嫁”的社會風氣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很多人看來， 我國古代的貞節觀束縛了婦女自由，毀了女性的幸福。但在宋朝，大多數寡婦並沒有受到這些貞節觀念的約束，她們在喪偶以後，可以選擇另嫁他人，追求自己的幸福，更有甚者如王安石，在兒子病重時，直接勸兒媳離婚，改嫁他人。
王安石勸兒媳改嫁不是個例。翻開宋朝史料，關於女性喪偶之後另嫁他人的記載不絕於書，上從皇室權貴，下到平民百姓，甚至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南宋名臣洪邁著有《夷堅志》，雖是志怪小說集，卻記載了很多反映宋朝當時社會習俗的故事，有學者統計，《夷堅志》中關於宋朝婦女改嫁的記載多達61例之多，其中再嫁者55人，三度改嫁者6人，“寡婦好嫁”的社會風氣可見一斑。
相比來看，宋太宗時期編纂的《太平廣記》，與《夷堅志》類似都是志怪小說集，也記載了很多反映唐朝社會習俗的故事，部頭要比《夷堅志》大得多，記載唐朝女性改嫁的故事卻只有43例。可見宋朝社會風氣尤其是對婦女改嫁的開明認識並不亞於唐朝，甚至猶有過之。
即便在正史記載中，關於宋朝女性改嫁的記載也隨處可見。翻開《宋史列傳》，很多官員的母親都曾喪夫改嫁，宋神宗欽成皇后朱氏是宋哲宗的生母，其父崔傑早逝，她便隨母親李氏改嫁給朱士安。
元代時程朱理學已經取得統治地位，官方倡導婦女守節，寧可守寡也要終生只嫁一人，做節婦烈女，所以史官在編纂《宋史》時，專列《列女傳》一卷，苦苦搜尋宋朝史料，卻只蒐集到47名所謂“烈女”事蹟，其中還有一些根本就不符合“貞節”標準的改嫁女性，史官不得不感慨說：“女人生長環堵之中, 能著美行垂於汗青, 豈易得哉!”很明顯，元代史官認爲在宋朝找出這些貞節烈女實在太不容易。
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素造成了這種社會風氣?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
1，受唐朝五代遺風影響，宋朝並未強制改變。
衆所周知，唐朝皇室擁有鮮卑血統，不受儒家倫理道德體系約束，愛情婚姻觀念十分開放。
唐太宗李世民殺掉弟弟李元吉後，將李元吉的妻子楊氏納入後宮;唐高宗李治在李世民死後，公開將父親留下的武則天迎入後宮，後來更冊立爲皇后;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公開納兒媳楊玉環爲妃，還被唐朝詩人白居易寫入《長恨歌》，歌頌兩人“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的愛情故事。唐朝的公主也都十分開放，著名的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都曾改嫁他人，太平公主甚至嫁過三次。在皇室的強勢引領和率先垂範下，唐朝上層社會乃至整個社會對婦女再嫁都有很大的開放度和包容性。
五代受唐朝影響，同樣不限制守寡女性的婚姻自由，五代政權中的後唐、後晉、後漢，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由於武人當權，胡人主政，嚴重衝擊了儒家傳統道德理念，婚姻觀念甚至比唐朝更加開放。後周太祖郭威一生先後娶了四任正室夫人，竟然全都是寡婦，有的寡婦還是嫁了三次;後周世宗柴榮髮妻死後，郭威做主爲他續絃，娶了好友符彥卿的長女妻符氏，符氏也是寡婦。
宋朝建立後，在很多方面都深受唐朝五代社會風氣影響，婚姻觀念也不例外，畢竟這種風氣是從隋唐開始到五代延續將近四百年，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而且當時人們並不認爲寡婦再嫁是什麼違背倫理法制禮儀之事，宋朝並未刻意去改變這種風氣。宋太祖趙匡胤十分開明，他曾將自己的長女下嫁給開國功臣王審琦的兒子王承衍，當時王承衍已有妻子樂氏，公主不可能當妾，趙匡胤居然鼓動樂氏改嫁他人，把自己女兒嫁給王承衍，他還曾親自主持調解民間婚姻糾紛，勸平民女性改嫁他人。
北宋皇室雖然沒有像唐朝皇室那樣，公開納父親遺孀或弟媳、兒媳爲妃，但對二婚女性也毫不嫌棄。宋真宗趙恆的皇后劉娥，在民間時曾嫁給銀匠龔美，龔美爲求生計將她變賣，劉娥纔得到進入王府結識趙恆的機會。北宋的公主也像唐朝公主一樣可以改嫁，宋太祖趙匡胤的親妹妹秦國大長公主一開始嫁給米福德，後來米福德去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後，將守寡的妹妹嫁給了開國功臣高懷德。
2，士大夫集團思想開明，程朱理學尚未佔據統治地位。
從歷史進程來看，將“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上升爲束縛婦女的思想繩索是在明清時期，特別是明朝推崇朱熹，將“程朱理學”上升到思想界的絕對統治地位，就連科舉取士都從朱熹的《四書集註》中出題，士大夫們從“程朱理學”中提煉總結出“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道德觀，所謂“夫爲妻綱”“貞潔烈婦”這類概念，就是在明朝提出併成爲社會主流，清朝則更加變本加厲。
朱熹雖然是宋朝人，但他生活在南宋寧宗、理宗年間，大多數時間都在地方州縣任職，政治影響力十分有限，當時以他和程顥、程頤兄弟爲代表的“程朱理學”只是“宋學”衆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支，遠不像明清時期那樣佔據統治地位。即便到宋理宗時，“程朱理學”成爲官方顯學，但更多是被統治者作爲政治工具，用以拉攏理學士大夫，在整個社會上的影響力還不夠大，沒有達到改變社會風氣的地步。
在北宋和南宋前期，程朱理學的影響微乎其微，整個士大夫集團的思想是十分開明的。
名臣范仲淹，少年喪父，隨母親改嫁到長山朱氏，范仲淹對這段經歷毫不爲忤，還經常拿來教育子弟，他的兒子範純佑死後，范仲淹更是作主將兒媳婦改嫁給門生王陶，與王安石的做法如出一轍。名臣包拯的兒子包繶早逝，留下一個幼子，包拯擔心兒媳崔氏改嫁他人，便試探崔氏心意，看她是否願意留在包家。這說明北宋時期女性守寡後，不必徵求公婆同意，改嫁與否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更重要的是，就連“程朱理學”的祖師爺程顥、程頤和朱熹，他們本人的婚姻觀念也很開放，絕不反對守寡婦女改嫁，對身邊親屬類似行爲甚至是明確支持。程頤的父親程珦，一向講究孝道，他的侄媳婦、外甥女先後守寡，程老爺子都是親自操持，幫她們改嫁他人，程頤稱讚父親的行爲是“嫁遣孤女，必盡其力”，完全是一種肯定的態度。集理學之大成者，被後世奉爲“聖人”的朱熹也贊同守寡女性再嫁，他引用了程頤父親幫外甥女再嫁的故事，還對這件事評價說：“夫死而嫁固爲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就連聖人都不能禁，朱熹本人更不可能禁止女子改嫁了。
3、政策法律和家法族規寬鬆，允許甚至鼓勵女性再嫁。
宋朝法律沒有《婚姻法》等專門法律，但《宋刑統》繼承唐朝，對婦女改嫁有明確規定，列舉了禁止女子再嫁改嫁的幾種情形，分別是“居喪改嫁、強迫改嫁、背夫改嫁以及嫁娶有夫之婦”，也就是“居喪期間不得改嫁，不得強迫改嫁，不得瞞着丈夫自行改嫁，不得娶有夫之婦”，而對“夫亡改適”、“寡婦再嫁”都持同情、允許態度。比如：宋真宗時規定“妻不能自給者，自今即許改適”;宋哲宗時規定“女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南宋時規定“其夫外出三年不歸，亦聽改嫁”。
宋朝這些規定主要是考慮失去丈夫的女性沒有收入來源，很難獨立生活，所以允許她們再嫁，但實際執行起來十分寬鬆，並不侷限於女性不能自給才允許改嫁。宋真宗時，宋初宰相薛居正的兒媳柴氏很有心計，在自己丈夫死後悄悄斂走薛家的不少財產，公開宣佈改嫁，時任宰相向敏中、張齊賢都看上了柴氏，向柴氏展開感情攻勢，兩人爲一個寡婦發生爭執，柴氏選擇嫁給張齊賢，但薛居正的孫子發現繼母轉移薛家財產之事後，到開封府狀告柴氏，兩人打起財產官司，結果連累到向敏中、張齊賢，事情捅到皇帝那裏，宋真宗覺得太荒唐，把兩個宰相都罷免了。如果不是牽扯到官司，張齊賢迎娶柴氏是沒問題的，這件事充分顯示出即便是生存無憂的女性守寡後，在宋朝也是可以自由改嫁的。
宋朝對女子不得改嫁的唯一禁令是針對宗室。北宋初年，朝廷規定宗室女子即便喪夫無子，也不得改嫁，但這條禁令太不人性化，不斷遭到反對，所以從宋英宗到宋神宗，再到宋哲宗，多次下詔調整政策，不斷放寬宗室女改嫁的限制條件，到後來基本上是完全放開，跟平民百姓沒什麼差別了。
除了法律和宗室規定外，宋朝民間的家法族規同樣允許婦女改嫁。范仲淹曾在老家捐獻土地設立義莊，家族中凡有婚喪嫁娶之事，都可以由義莊出資，他還爲此制定了《義莊規矩》，規定“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家族中的女子再嫁可以支錢二十貫，男子再娶卻不能再支。這樣看來，范仲淹不僅支持女子再嫁，待遇比男子再娶還要高。
結語
無論是唐朝五代遺風，還是宋朝本朝政策法規，對寡婦再嫁問題都是允許甚至鼓勵的，加上皇室和士大夫集團的開明，守節理念尚未成爲束縛女性的道德枷鎖一，使得宋朝社會風氣十分開放，女性不必像明清時期那樣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和道德鉗制，只要不違反《宋刑統》有關禁令，就可以改嫁他人，追求自己的生活和婚姻自由。相比明清時期的女性，宋朝女性顯然要幸福許多了。當然，即便是在宋朝，“寡婦再嫁”也只是一定範圍內的婚姻自由，遠未達到現代社會的自由程度，特別是南宋後期程朱理學興起後，士大夫集團對女性改嫁的輿論導向也逐漸趨向嚴苛，到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