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明朝中後期對明朝初期有維繫的話，那是對明初基本政治制度、法律法規的維繫;當然明朝中後期相比於明朝初期而言，“演變”遠遠重於“維繫”，演變是政治形勢、經濟狀態的演變，最明顯的是明初太祖明令禁止的宦官專權，這一時期愈演愈烈了。
明太祖極力控制的朋黨，這一時期已經難以遏制，太祖最爲痛恨的“權臣擅權”，這一時期也漸漸演變爲首輔之爭。要論及這所有演變的原因，恐怕重要的是“強君”逐漸轉向“弱君”，皇權出現了衰落，皇帝的權力有一部分，下移到了宦官和權臣的手裏。
正統初年，剛剛繼位的明英宗，基本上繼承了仁宣時期的各項政策，社會還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下，後來宦官王振開始掌權，開啓了宦官大範圍干預政治的先河。
在王振的慫恿下，明英宗輕易地發動了對瓦剌的戰爭，而且還“御駕親征”。在這一次從開場便猜得到結局的戰爭中，作爲大明皇帝的明英宗竟作了俘虜，王振也在戰爭中被護衛將軍樊忠以棰捶死。雖然王振被殺，但是明朝並未因此而穩定下來。
“土木之變”以後，明朝又發生了英宗復辟和曹石之變，嚴重動搖着明朝的統治基礎。到了成化時期，明朝的政治形勢沒有得到任何好轉，宦官專權更加嚴重。
成化時期的宦官專權權勢更盛於前，宦官的權力變得更大：操縱官吏的任免;提督京營和監軍統兵;擔任鎮守、守備以及出使等職務，在東廠之外，權宦汪直還增設了西廠，弄得整個社會烏煙瘴氣。
明憲宗之後的明孝宗，是中後期難得的“明君”，有的史書將明孝宗與漢文帝和宋仁宗相提並論，他所統治的時期也被讚譽爲“弘治中興”。
但是這種“中興”的氣象如煙花一般，雖然絢爛但卻短暫，而且明孝宗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原有基礎上的“修修補補”，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不具有持久性。
所以在明孝宗死後，出現了“人亡政息”的遺憾局面，中興就此收場，隨之而來的是更加黑暗的統治。代替明孝宗坐上皇帝寶座的是明武宗朱厚照，其荒廢政治，重用宦官劉瑾和佞臣江彬，使得宦官專權的局面又重生，而且更爲劇烈。而明武宗卻到處巡遊，大興土木、沉溺女色、甚至好玩猛獸。
這樣一個腐朽荒唐的皇帝，將明朝的政治推向了極端腐敗的境地，長達十六年的明武宗正德年間的統治，對於明王朝而言是一場浩劫。
明武宗之後的明世宗，嘉靖年間的統治也是弊端叢生，而且時間還要更長，明世宗在位長達四十五年之久。在明世宗剛剛繼位之前，楊廷和曾進行過一次改革，改掉了一些弊政，澄清了政治。
但是這些善政很快便被明世宗拋棄，而從此陷入了“大禮議”時期，後來明世宗漸漸沉溺於方術迷信中不能自拔。於是嘉靖年間，農民暴動和兵變風起雲涌，社會矛盾更加白熱化。
明穆宗隆慶年間，社會已經暴露出了太多的危機，明穆宗在位六年，但仍然如之前的幾個皇帝一樣，無心於政務，只沉醉在揮霍浪費的奢靡生活中，眼睜睜看着政務一天天荒廢下去。困擾着嘉靖時期的首輔之爭，比之前更爲嚴重，財政危機不斷加深。
這六年無疑使得本已困頓不堪的明王朝雪上加霜，從嘉靖年間到隆慶時期，各地也有過規模不一的改革活動，改革與社會頹勢相伴而行，頹勢催生改革，但是這一時期的改革，卻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頹勢。
明穆宗之後便是明神宗萬曆時期的統治了，這在明朝中後期的歷史上，屬於一個重要轉折點的時期，萬曆十四年又是一個更爲具體的分水嶺，萬曆十四年以前，皇帝還比較能夠勵精圖治，對於政務也是比較上心。
但是萬曆十四年之後，明神宗長期怠政，造成國家機器的運轉處於半停頓狀態中，“人滯於官”和“官曹空虛”的現象極爲嚴重。
怠政期間的明神宗甚至連“太廟都不親祭”，其荒政的情況可見一斑，萬曆中後期，吏治敗壞、軍隊腐朽，礦監稅使橫徵暴斂，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明神宗死後，明光宗繼位，但是他執政的時間也就一個多月，便又莫名死去，但是至於明光宗死去的原因，又導致了正直派和邪惡派官員的長期爭論、攻訐，這就是有名的明朝三大案之一的“紅丸案”。
明光宗之後是明熹宗天啓年間的統治，在登臨大統之前，又發生了沸沸揚揚的“移宮案”。而後這個時期深受天啓皇帝寵幸的宦官魏忠賢，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魏氏集團”，宦官專權達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這個時期的明朝已經如同一個“病入膏肓”的人一樣，奄奄一息。
明熹宗之死和明思宗的即位，標誌着魏忠賢專權的結束，這是明思宗統治初期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明思宗是一個勤政的皇帝，他希望能夠剔除弊政，扭轉明朝的局面。但是社會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這個時期的明朝已經是積重難返，各個方面的問題都暴露無遺。
明思宗統治時期又存在一個重要的問題，那便是“求治過急”，明思宗的性格剛愎、狹隘，與臣子之間失去了信任，對於很多問題是想得多，做得少，最終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和滿族的強兵勁旅逼上了絕境。由於各種歷史因素的共同作用，明朝的統治終於土崩瓦解，在浩浩蕩蕩的歷史大潮中被吞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