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是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務派所進行的一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挽救清朝統治的自救運動。洋務運動在客觀上刺激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輸入，但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
洋務之所以被稱爲運動，其實是後人給加的。就當時人而言，他們充其量是圖自強而已。沒有人發起，也沒有名正言順的領袖，更沒有羣衆呼應。從本質上講，是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些漢人士大伕力圖挽救清王朝努力的延續。正因爲如此，這場運動，多少得到了一點滿清朝廷的呼應。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訢這些人，至少明白，發起辦洋務的這些人，沒有惡意，是爲他們好。
當然，就洋務的參與者而言，這的確是一場學習西方的運動。引進就意味着學習，哪怕僅僅買來洋槍洋炮，你也得學會施放才行，否則，就是一堆廢鐵。買來大機器，就更得學，不學，機器就是更大的一堆廢鐵。在掌握西方武器和機器方面，朝廷和辦洋務的人，心情都是一樣，他們比誰都急切地想迅速掌控這些來自西方的鐵傢伙，操之於我。爲了這一點，他們心甘情願引進西洋技術人員，派出最聰明的工匠，跟他們學習。發現這樣行不通，就辦學校，從頭開始，從數理化學起。
這樣學來學去，學校來了，工廠制度也來了。沒有人有這個本事，能夠僅僅弄來一個孤零零的機器，就辦起一個工廠。即使官僚把工廠當衙門辦，工廠的流程，工序這些東西，還是得有，沒有這個，就出不了產品。至於輪船火車，最初的時候，只能請洋人開動，洋人管理，輪到中國人自己辦了，洋人的這一套，非用不可，不用，輪船、火車就要趴窩，就要出事，出大事。洋人這一套，有制度性的大套，也就技術性的小套。但是技術性的小套，裏面其實也包含了制度的因素。
中國人的官學、私塾以及書院，都不會課堂授課，有教學計劃，按期考試。辦新學堂，不僅要引進西方的語言，聲光化電，還要把人家那一套授課制度也引進來。馬一浮說，西式的學校，上課像股市交易，搖鈴開始，搖鈴結束。但不這樣，還就是沒法辦學校。工廠其實也是這樣，沒有工序，沒有流程，沒有派工單，什麼都幹不了。傳統手工業作坊那一套，放在大機器的工廠，就是不行。
不僅如此，引進之後，更嚴酷的老師，是市場。不按市場規律行事，辦小工廠小虧損，辦大工廠大虧損。賠得受不了，就得想轍兒，否則只能關門。所以，洋務企業，要想活下去，最好的辦法，是招商股，請商人來辦。不是說官辦企業每一個都活不了，如果主事者真的出於公心，一心撲在事業上，盡心盡責，像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那樣，其實也不是辦不好。
但是，這樣的人太少，耗費的精力太多，不可能指望洋務企業能找到一批這樣的“焦裕祿”。況且，即便如此，不按市場規則行事的福州船政局，最後還是辦不下去。洋務企業，能活下來的，大多成了商人主導的企業，嚴格地說，是買辦商人的企業。這樣的企業，其內部制度，必定是西化的。到了這種時候，辦洋務的官員，包括李鴻章這樣的開明人士都辦不來的西方企業制度，就由買辦商人暗度陳倉辦成了。
當然，洋務事業中的官督商辦企業，雖然實質上多爲商家的產業，只不過戴一頂紅帽子而已。雖然說，這樣的企業，客觀上確實因爲當時社會條件過於嚴酷，釐卡遍地，不這樣無法生存，但這樣的企業，卻也得到了官府特別的優惠，有的，甚至得到了壟斷經營權。只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得了官家的好處，企業的產權就不明晰了。自官得之，也自官失之。真到官府想要侵奪收回之時，商家是沒辦法抵抗的。
軍事的變革，也類似。沒有外部類似市場的競爭，這樣的變革，怎麼也沒起色。湘淮軍，引進洋槍洋炮和洋操，打贏了太平軍，打贏了捻軍，對付國內所有的叛亂，都不在話下。沒有外敵入侵，壓力不大，進一步的變革，動力就不足。中法戰爭，主要是海上的較量，陸上的兵力，法國人投入不多。此前費盡心機和錢財辦的海軍，被打得一塌糊塗。所以，此後朝廷也好，李鴻章也好，纔開始引進制度，重建海軍。但是，陸軍不過打了一場小的勝仗，就令朝野陶醉，從此陸軍的變革，就不再被提及。
就總體而言，洋務運動的變革，只是一場打補丁式的改革。中央政府只有修補的意識，沒有改革的觀念。西太后那拉氏是一個聰明人，輔佐她的滿人王公奕訢，也是個聰明人，但他們都不知世界大勢，不知道中國該走向哪裏。地方推行變革的大員，即使有人比他們二人懂得多一點，也沒法走得更遠。在這樣的情形下，無論怎麼改，舊的體制都不會因此而變動。新的東西，無論怎麼新，都無非是在舊體制上加一塊補丁。
洋務運動，也是西學東漸的一部分，但此時的西學，還僅限於聲光化電，即使這些內容，也不過是西洋中學層次的。中國的學堂，以及教會辦的學校，也只限於這個層次。江南製造總局附設的編譯所，每年推出的大量譯作，基本都是西方的中學課本。只有極少數的留學生，而且是留學生中的佼佼者，才能瞭解一點中學課程以外的內容。但是，就是這樣層次的西學，也只是一少部分讀書人有所沾濡。
嚴復瞭解的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只有到了甲午戰敗之後，纔能有機會露面。即使明知道洋人來了，而且洋人很厲害，但這個國家的士大夫，社會的精英，卻基本上無動於衷。人們沉湎在科舉的高頭講章之中，一隻腳踏在近代的門檻上，卻過着過去的日子。其中有些人，可能會對輪船和鐵路有興趣，但也不過是當成西方的奇技淫巧來欣賞。少數士大夫的真知灼見，還會被當成離經叛道的奇談怪論。
洋務運動的時代，漫說整體的中國人，就是中國人的精英分子，也在沉睡。在這樣的鼾聲中，那些被送出國，接受了西洋教育的早慧者，回國之後，也只能扎到高頭講章之中，在科名路上求一個身份，否則，他就沒有社會地位。所以，洋務運動中，該學的，雖說晚一點，遲幾日，似乎都學了。中國有了輪船，有了鐵路，有了大機器，有了工廠，還有了有線電報。人家能做的事情，我們都能做了。
從面上看，做得也差強人意。賠錢的企業很多，但掙錢的也不是沒有。新建的海軍，操演起來，也非常好看。但是，這樣的學習成績，就怕跟學習的優等生比，一比，就露怯。但是，這個優等生就在你的隔壁，對你還有着老大的野心，想不比，根本就沒有可能。
當然，洋務運動這樣的狀態，跟外界的壓力不大也有關係。西方對中國的侵略，幾場仗打下來，他們都沒有顛覆王朝的意思。儘管也膽戰心驚，但清朝統治者還是覺得，危險還遠着呢。無論何種的開放要求，都會被中國士大夫譏爲洋人貪圖利益的小招兒。即使被打敗了，也依然可以保持自己文化優越的自我感覺。所以，洋人無論怎樣跋扈，怎樣見了皇帝不下跪，在租界裏隨意鞭打華人，中國士大夫加上太后和皇帝心中的天朝上國都還在。
不用說，這樣的洋務運動，無論主事者怎樣賣力，學了什麼，變革都不會讓中國產生深層的顫動，更不消說根本性的改變了。而反過來，中國深層的要素，還會令已經發生的變革，桔越淮北而變枳，出現不應有的變異。像盛宣懷這樣的洋務干將，在洋務運動中，曾經是衝鋒在前的猛士，但是，隨着洋務的推進，他並沒有隨着事業的進步而進步，反而越來越像一個官僚。最後，在新政期間大權在握，做了舉足輕重的郵傳部尚書的時候，居然推行鐵路國有，侵奪民營資本的固有權益，走到了自己原來事業的反面。
洋務運動，之所以比不過日本的明治維新，說我們沒有觸動政治制度，沒有進行制度變革，當然也沒有錯。但是，在技術層面上，我們的學習態度，顯然大有問題。我們不能亦步亦趨，老老實實地學，老大文明的帝國的包袱，讓國人總是喜歡走捷徑，玩兒變通。玩兒着玩兒着，就成了偷工減料，偷奸耍滑。還在一知半解的時候，作業尚未做好，就想着創新寫論文了。
在制度層面，我們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開國會，而是沒有像日本那樣，建構一個理性官僚體制，形成一個講規矩，認真負責的官僚作風。進而在這樣的官僚制下，建設一個西式的軍事制度，一支學西方學得很像的軍隊。顯然，不是日本的國會、日本的政黨政治打敗了中國，而是日本的負責任的官僚制，日本的軍隊，讓清王朝徹底丟了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