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溫是東晉權臣，因溯江而上滅亡成漢政權而聲名大奮，又三次出兵北伐，戰功累累。後獨攬朝政十餘年，操縱廢立，有意奪取帝位，終因第三次北伐失敗而令聲望受損，受制於朝中王謝勢力而未能如願。
東晉是門閥共榮的產物，士族輪流坐莊，依次執政——但出現的，幾乎都是普遍意義上的“文臣”，很少有人像桓溫一樣，立有軍功，而且軍功之盛，少有人及。桓溫的蓋世軍功，可以算是一場因緣際會。但這場軍功，卻又引發了東晉朝廷的重大變局，以至於影響了此後幾十年間的政治走向，並最終使東晉的政治生態滑落到無法挽救的深淵——哪怕幾經謝安挽救也無濟於事，東晉王朝還是被劉裕所創立的宋朝所取代。這一切的肇始者，就是桓溫。
桓溫之父桓彝，於東晉初年的王敦之亂中立有大功，因此獲封萬寧縣男，遷宣城內史。但在幾年後的蘇峻之亂中，桓彝被亂軍所殺。以當時的環境來看，這份家世並不厚重，遠遠不足以支持桓溫走到權力的巔峯。真正讓桓溫的未來出現轉折的第一個契機，是一樁婚姻：在庾翼的大力推薦下，晉明帝將女兒嫁給了桓溫。桓溫由此從一個普通的士族子弟，一躍成爲皇親國戚。
庾翼之所以推薦桓溫，是出於對桓溫的看重。當時，庾翼品評士人，多有不屑，只對桓溫和殷浩青眼相加，因而將桓溫推薦給了朝廷。這份推薦，極大地拉近了庾氏與桓溫之間的關係。而這，又給桓溫的人生轉折帶來了第二次契機：晉康帝年間，庾翼欲圖北伐，卻並不被朝臣所支持，僅有桓溫等寥寥數人贊同其事。因此，庾翼在部署沿江州郡人事時，對桓溫加以大用，將桓溫任命爲徐州刺史，負責東線戰事。
此次北伐，最後無果而終。庾翼尚未出徵，康帝就病逝了，這意味着庾氏從此也就失去了對朝廷的控制。緊接着，庾翼、庾冰兄弟也相繼謝世，北伐之事再也無人提及。但這，卻給了桓溫第三個機遇：庾翼在臨終前上表朝廷，希望能將荊州刺史的職位交由自己的兒子庾爰之接任。對此，朝廷並不願意，但一時又無法找到合適的理由和替代人選。
這個時候，桓溫自告奮勇站了出來，表示願意赴荊州任職，而且自信能夠妥善處理庾氏的殘餘勢力。朝廷同意了桓溫的請求，而桓溫也成功的接收了荊州。至此，被庾氏兄弟把持十幾年的荊州終於落到了桓溫手中，而桓溫的人生，也從此開始真正發生改變。
建康的重臣們以爲桓溫是站在自己這邊的，但讓朝廷想不到的是，桓溫並不是一個讓人省心的人，折騰起來比庾氏兄弟動靜還要大。庾氏兄弟一直圖謀北伐，朝廷中卻應者寥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實力的考量：東晉建國艱難，等到形勢大定時，北方已經從混亂走向秩序，羯族人石勒創立的後趙已經基本上統一北方。面對着這個對手，東晉不管是國家整體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都有所不如，此時貿然北上，必定勝少敗多，無益於局勢。
那如今換了桓溫代替庚翼鎮守荊州，他的態度又如何呢?桓溫贊同大多數人的意見，也認爲北伐不可輕言。但是，不能北伐並不意味着就一定不能開戰了，別忘了，西方還有一個割據勢力呢，可以先拿他們開刀試試。割據蜀中四十多年的成漢就這麼被桓溫盯上了。永和二年，荊州刺史桓溫直接上書朝廷，希望朝廷能同意他西進伐蜀——說“直接”，是因爲桓溫此前根本就沒有跟朝廷通過氣，說過自己有伐蜀的準備。而且更爲出格的，是桓溫也沒指望朝廷能同意他的請求。
在上書朝廷以後，桓溫等都沒有等朝廷的回覆，就徑自領兵伐蜀。桓溫入蜀之時，正逢成漢國內政局大亂。桓溫此來事半功倍，大軍僅僅用了四個月的時間便進入成都，成漢末主李勢率衆出降。然而對東晉朝廷來說，桓溫收復大片國土並不是什麼好事，反倒成了一樁憂慮：桓溫擅自出兵的行爲，對朝廷的影響極其惡劣。但偏偏桓溫還勝了，更是不好處理。最終，朝廷也沒敢斥責桓溫的行爲，反而還根據戰功進行了嘉獎。桓溫的第一次軍事冒險行動，成功。
桓溫權勢如此之盛，行事如此之狂，當然也引起了朝廷的隱憂。於東晉朝廷而言，於整個士族共和的局面而言，桓溫做大難治都不是什麼好事。此時，朝廷急需培養出一個可以跟桓溫分庭抗禮的人，以維持局面平衡。既然桓溫西征順利，那麼留給別人走的路，就只有北伐了。好在東晉此時的運氣也不錯，統一北方几十年的後趙因爲皇帝石虎去世，正陷入大亂，朝廷趁機派兵北伐。但無奈所託非人，由禇裒、殷浩所主持的北伐，先後均以失敗告終。
身在荊州的桓溫，冷眼看着這一切。在朝廷重用殷浩時，桓溫就知道用意所在了，但他並不着急。殷浩早年與他齊名，可他卻遠遠看不上殷浩的才能，認爲此人頗有沽名釣譽之嫌。如今殷浩落敗，朝廷再無可用之人，桓溫於是順理成章地上書朝廷：我也想北伐。朝廷北伐，並不是想收復失地，而只是希望能培養出一個可以和桓溫相抗衡的人，因此桓溫的請求當然不被允許。
但建康的袞袞諸公還是太小看了桓溫。收到詔令後的桓溫大怒，居然直接就領兵出征——不是去北伐，而是順流東下，直奔建康而來。朝廷大驚，趕忙派人在路上勸阻了桓溫。桓溫也不是真的想領兵作亂，就只想嚇唬一下朝廷的大佬們而已。眼看着朝廷服軟，桓溫也就滿意地回到了荊州。此時，殷浩已經一敗塗地。桓溫於是再次趁機上書，將殷浩廢爲庶人，然後從荊州從容出兵北伐。
桓溫的北伐，前後共有三次：第一次進入了關中，但未能立足，而後退回。第二次進到洛陽，祭掃了西晉諸帝陵寢，但最後依然撤回荊州，北伐收復的土地也旋即失去。第三次北伐，在枋頭遇到了慕容垂。這一次，桓溫大敗而還。雖然第三次北伐以失敗告終，但諷刺的是，勝了的慕容垂回國後，只落得個走投無路的境地，最終被逼投降敵國。敗了的桓溫，回朝卻可以廢立皇帝，權勢更甚。藉助北伐， 桓溫於權勢上更進一步。
東晉立國，根基之弱歷朝罕見。在其中，士族共榮，其實是東晉國祚綿延的一個保證。 但是，這種門閥間的彼此相互制衡，卻沒有進化出貴族政治，東晉最終也走上了權臣篡位的道路。這背後，桓溫的作用不容忽視。桓溫並不如之前的士族一般，是經過正常的官職升遷而逐步執掌朝政的，他是因爲強盛的軍功才得以控制朝政。這種上位之路，本身就是對士族政治的一種顛覆。
在這個過程中，桓溫的性格也起了很大作用：膽大妄爲。伐蜀之前，不經朝廷批准，擅自興兵;後來，又因爲與朝中的執政不和，擅自帶兵東下，令朝野大震。這些行爲在當時的環境之下，已經不能用簡單的“任性”來形容，而是狂妄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如果你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那麼不妨設想一下：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司令某天在沒有經過總統授權的前提下，自己決定出徵，並一舉攻滅了菲律賓。這對於美國而言，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桓溫乾的，就是這種事。但偏偏，朝中又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壓制或者制衡。面對種種出格的舉動，朝廷最終也只能忍氣吞聲。這既助長了桓溫的囂張氣焰，同時又造成了桓溫與朝廷之間的巨大不信任。桓溫後來北伐曾收復過洛陽，他上書朝廷，希望朝廷能夠遷都回洛，但朝議不許。到最後，雙方彼此間的不信任，造成了嚴重的分裂。桓溫後來雖然把持朝政，但卻不願意進建康，而只是在建康上游遙執朝政。到了晚年，桓溫移鎮姑熟，距建康已經只有幾百裏水路，也依然不願意進入建康。其中原因，只能是不信任造成的隔閡。
看上去，這與一百多年前的情形類似：東漢末年，也是曹操執政，居於鄴城，漢獻帝和朝廷則在許昌。但只要仔細深究，你就會發現兩者的差別其實極大：曹操雖然不在許昌，但對於朝廷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只不過是不願意待在許昌見到漢獻帝而已。桓溫則不同，他是力有不逮。他不願意去建康，背後的理由很可能只是不敢。畢竟，建康城還遠不是他桓溫的天下，執政的王坦之和謝安都視他爲仇寇。而桓溫對於兩人，以及他們身後的門閥勢力，既無法忽視，又不能降服。
此時桓溫所面臨的，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局面：他自己出身於門閥，能有今天的地位，於門閥借力頗多。但同時，他又不是一個典型的執政，不爲門閥士族所充分接受。也就是說，他的家世讓他得以身居高位，但在此之後，他又背叛了他的出身。以上這些，還都只是桓溫與東晉政治傳統之間的小齟齬。更大的問題，在於桓溫的訴求：他想取晉室而代之。
這就又要說回桓溫的北伐了。桓溫北伐的目的並不如他所說的那樣，單純就是想恢復失地。更深層次的目的，在於立威，然後挾巨大軍功，走曹操當年走過的路。這點小心思，桓溫在第一次北伐時，就被王猛給發現了——是的，歷史中很多你以爲互相不挨着的人物，其實都曾發生過一些神奇的關係。
那是永和十年，桓溫第一次提兵北上。此次北伐進行的頗爲順利，不久就攻入了關中。當時氐族人立足未穩，桓溫走劉邦當年的老路，取道從武關進入關中。在大勝前秦軍隊後，大軍進至灞上。關中州縣紛紛納降。百姓扶老攜幼前來圍觀，其中有耆老痛哭不已，“不圖今日復睹官軍!”——自晉愍帝於建興四年在長安被匈奴俘虜後，晉朝勢力退出關中已經快四十年時間。而王猛，就在這些圍觀的人當中。
王猛是北海人，因天下大亂而隱居於華陰。但所有能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隱士，都算不上真隱士，前有諸葛亮，如今有王猛。在桓溫大軍進入關中後，王猛隨即前來拜見。桓溫對王猛的第一印象是邋遢。史載，王猛“披褐詣之，捫蝨而談”，身上披着一條破麻袋，一邊擠蝨子一邊吹牛。桓溫出身於士族之家，王猛這種對個人衛生的講究程度，在桓溫眼裏已經不是不拘小節了，而是令人作嘔。但桓溫還是對王猛另眼相看，因爲王猛在談及天下大勢時，條分縷析，鞭辟入裏，令人很是動容。
這裏有個背景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如今男人聊起國際政治，就跟女人聊八卦一樣正常，但在當時那個年代，通訊極不發達，尤其像王猛這樣的隱士，接受信息的渠道不僅有限，而且最後傳到耳朵裏的消息，更是不知道已經過了多少手了。在這種情況下，王猛依然能從有限的信息中得出讓桓溫贊同的結論，更可見其智慧超羣。
在聽了王猛的一番談論後，桓溫對王猛很是欣賞，於是便將心中的疑惑向王猛說出：我奉天子之命率領十萬大軍進入關中，爲百姓剪除賊害，可爲什麼關中的豪傑卻沒有來投奔我呢?王猛回答道，您不遠千里而來，深入敵境。可如今長安近在咫尺，您卻屯兵於灞上，不渡灞水。大家都不知道您究竟是什麼心思，所以才猶豫觀望，不敢前來投奔。
桓溫默然不應，良久才說，您見識深刻，江東沒有像你這樣的人才啊!並隨即授予了王猛一個官職。桓溫的這番態度，無疑說明了他是贊同王猛的觀點的。而且結合桓溫的行軍路線以及長安附近的地理環境來看，事實也的確如此：桓溫從江陵出兵，一路行至灞上，走的都是陸路。接下來如果想攻克長安，就必須渡過灞水，如此才能到達長安城下。
但如今桓溫卻停兵於灞上，不渡灞水。其進取之意不足，力求自保之勢，已經昭然。關中豪傑摸不透桓溫的主意，自然不肯輕易表明立場。果然，桓溫在關中並沒有待多久。一個多月以後，桓溫與苻雄再戰於白鹿原，此回桓溫大敗。同時，前秦兵在關中堅壁清野，令桓溫大軍無處覓食，只能撤走。臨行前，桓溫邀請王猛一起撤退，但王猛卻表示了拒絕，他決定繼續留在關中，觀望局勢。一年後，王猛才終於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子苻堅，並進而在歷史中迸發出耀人的光彩。
桓溫的北伐，歷來存在爭議。有人認爲，桓溫的軍事實力在當時算得上是一流水平，最起碼有平定蜀地、滅亡成漢的軍功在那裏擺着。但同時，又有觀點認爲桓溫軍事實力平平，三次北伐幾乎沒有取得多少戰績，而且敗多勝少，尤其是第三次，被慕容垂大敗於枋頭，損失慘重，能有如此敗仗，就根本看不出桓溫作爲名將的風采。
這些觀點，其實都是基於結果來討論桓溫的軍事能力，但卻忽略了很重要的一個前提：桓溫的北伐，從來就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 而是帶有很強的政治目的。以第二次北伐爲例，這是桓溫的三次北伐中，取得成果最大的一次，不僅收復了洛陽，還將東晉的邊境從漢水一帶推進至黃河沿線。
收復舊都，這本來應該算得上是北伐的重大勝利，不論往前和往後，這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名臣們夢寐以求的成就：諸葛亮心心念念“還於舊都”，卻始終沒有進得了長安，遑論洛陽;再往後幾百年，岳飛止步於開封城外幾十裏的朱仙鎮，也徒留千古遺憾。但桓溫的這次北伐呢?在收復洛陽以後，朝廷和桓溫兩方的反應都很奇怪。
桓溫自然是上書朝廷，說如今洛陽收復，朝廷應該遷都回洛陽——這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朝廷卻百般推辭。一則此時的洛陽雖然收復，但卻處在前線，朝廷立身於此，大有危險;二則也更重要的，是朝廷不願意搬到桓溫的勢力範圍裏去。請注意，這已經是桓溫第二次上書朝廷了，而且此時距離收復洛陽，已經過去了六年時間。那麼在這六年裏，桓溫有沒有取得什麼新戰功呢?答案是也沒有。
桓溫第二次北伐，出兵不久便攻佔了洛陽，但至此，這次北伐在事實上也就已經結束了。當時，桓溫派駐了地方官，然後便攜帶三千戶百姓返回江陵，此後再未出徵。也就是說，這次北伐在六年前進入洛陽後，旋即撤兵結束。而且在這六年間，桓溫對於河洛一帶，根本談不上經營。他既沒有駐軍於此，也沒有屯田墾殖，僅僅是任命了地方官。而洛陽得以存在於東晉的治下，主要也不是賴於軍事實力的強大，而是因爲北方戰亂，前秦和前燕混戰，暫時沒有顧得上而已。
如果桓溫真的意在北伐，那麼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移兵北上，經營洛陽，鞏固戰果，伺機出擊，但這些舉動，桓溫統統都沒有。他只是靜靜地在江陵待着，直到洛陽周圍的城鎮逐漸被前燕侵佔，直到最終只留下洛陽一座孤城，直到這座孤城最終失陷。在此期間，對於北方收復的領土，桓溫幾乎沒有做過任何軍事上的部署或者支援。
至此，再結合王猛與桓溫的對話，便可以明白無誤的看出來了：桓溫北伐，並不是真的想恢復河山，而只是在撈取政治資本。 第一次北伐，已經到達灞上，卻不願意過河，本身就存了撤退的心思，怕萬一過河，遭遇不測——這也正是王猛跟桓溫所說的。而也正是因爲桓溫的遲疑，才讓前秦有喘息之機，最終集結兵力擊敗了桓溫。桓溫在損失上萬人後，撤回江陵。
第二次北伐，桓溫充分吸取了經驗，不再身犯險境，一旦有所收穫便馬上撤回，以確保勝利果實。而且，收復洛陽的功勞也足夠大，大到不需要再有其他別的戰功。當時，如果桓溫真的一心想要北伐，那麼以收復洛陽的底子，加上這些年來的用心經營，再加上正好遇到北方混亂，不難獲得更大的戰功。
然後是第三次北伐，也就是被慕容垂擊退的那一次。在這次北伐的過程中，桓溫情敵冒進，本身就有很多失誤。但在後撤以後，他卻做了兩件事：第一，將戰敗的過錯推卸到豫州刺史袁真的身上，導致袁真帶地投向前燕;第二，廢除司馬奕，改立司馬昱爲帝。桓溫的北伐，從來都不是爲了收復失地，而是以北伐爲由來擴大權威，以達到弄權的目的，甚至於，取代晉室稱帝。
北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而既然立威纔是目的，那麼就容不得一絲一毫有損威望的事情發生了。也正因爲如此，纔會有第一次北伐後，止步於灞上;第二次北伐，旋進旋退;第三次北伐，諉過於袁真的事情發生。桓溫真正想的，從來都是不能遭遇大敗，使威名受損。只是偏偏不想什麼就來什麼，第一次大敗，第三次又是大敗。
此後，桓溫開始轉移注意力，目標不再向外，而是對內。第三次北伐失敗後不久，桓溫便藉故廢除了皇帝司馬奕，改立司馬昱爲帝，是爲簡文帝——在此之前，桓溫已經獲得了“位在諸侯王之上”的殊禮。桓溫還想再進一步。這時候，門閥的力量終於成了他要面對的最大阻力。
簡文帝在位時間很短，不過八個月便病逝。臨終前，桓溫希望遺詔能傳位於他，而簡文帝也確有此意，但最後卻被出身於太原王氏的王坦之所勸阻。王坦之跟簡文帝說，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不是陛下你的天下，不是說你想傳給誰就能傳給誰的!簡文帝因此作罷。到簡文帝病逝時，桓溫尚在姑熟。羣臣害怕桓溫威勢，都不敢扶立太子即位。後來還是在王彪之的竭力推動之下，太子司馬曜才得以繼位。同時，王彪之又阻止了使桓溫攝政的提議——這位王彪之，出自於琅琊王氏，是王導的堂侄。
此後，桓溫又想讓朝廷爲他“加九錫”，這是自漢魏以來權臣篡權的必然途徑。但這次，他又被謝安所阻。桓溫此時已經病重，謝安反覆修改詔書，竟然最終拖死了桓溫。距離皇權已經只有一步之遙的桓溫，最終還是被他所出身的門閥阻擋在了篡位的大門外。士族可以支持他執政，甚至於遙控朝政，但當他想要更進一步做皇帝，打破東晉建國幾十年來的政治傳統，士族卻以行動表達了最堅決的反對。
建康的門閥，並不願意看到既有的平衡被破壞。這種平衡雖然十分微妙，但卻是士族共榮共和、掌握權力的基礎。只有有了這個相互之間維持底線、保持制衡、維持均勢、不使一家獨大的平衡，士族才能真的做到競爭有序，共掌權力。大家都在一個牌桌上賭錢，你桓溫當賭徒、做莊家都可以。但如果你要掀桌子，那就只能被大家合力制止了。大家都在規則內博弈，遊戲才能玩得下去。
回顧桓溫的一生，在一些關鍵節點上，他的運氣出奇得好。雖然他羨慕王敦，但事實是他比王敦強，不管是在軍事實力上，還是在個人機遇上。只是這種個人的成功，最終卻給東晉穩定的政治模式帶來了重大危機。隨着桓溫把這些好運氣的人生節點一個個刷通關，他便已經脫離到整個體系的平衡之外，有了不遵守規則的能力。
而整套系統也因他的出現產生了重大漏洞： 這個體系本身，已經沒有了能夠制衡他的能力。東晉的創立，本就是士族共和的產物。如今既然桓溫的出現斬斷了門閥之間相互制衡、相互依賴的根基，那麼這個王朝便已經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了。這個現狀，並不是沒有人看到過，也不是沒有人補救過。淝水之戰後，陳郡謝氏就獲得了比桓溫更爲強大的威望和實力。相比於桓溫，謝安更有“掀桌子”的能力，但謝安卻十分謙退，於名望最高處主動退避，讓出了權力。
這其實可以看做是謝安對於這個不平衡系統的一種補救：不能讓一門一姓就掌握足以顛覆王朝的實力，即便是自己的家門也不行。幾十年前，謝安阻止桓溫“加九錫”，是基於這種邏輯。幾十年後，謝安主動退出朝廷，依然還是基於這種邏輯。但可惜的是，謝安個人的努力最終失敗了。桓溫既然已經撕開口子，有了先例，那麼很容易就會讓後面的人聞到腥味，心動模仿。畢竟，桓溫最後的失敗夾雜了不少偶然因素，自己如果真的能碰到天時地利人和，那麼難保不成功。
這個後來人，就是桓溫的兒子，桓玄。三十年後，桓玄廢晉安帝，自立爲帝，稱國號爲楚。雖然僅僅過了一年，出身於北府軍的劉裕就擊敗桓玄，恢復晉室，但這已經是迴光返照，東晉的政治傳統不可能再回復如前。平民出生的劉裕，此後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篡奪權力，終於在58歲的時候，逼迫晉恭帝禪位於他。此時已經沒有任何人再敢反對劉裕，因爲在他稱帝的路上，已經到處都灑滿了士族子弟的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