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是西安的古稱，是歷史上第一座被稱爲“京”的都城。長安是十三朝古都，是中國歷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都城，居中國四大古都之首。爲什麼唐朝之後，長安再未做帝都了呢?
首都，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中心，坐落着中央政府和職能機構，承擔着控制國家運行的職能。在衆多古都中，長安和洛陽在經濟、地形、建都史上有很多相似之處。那麼，兩地哪個更適合建都，小夥伴們對此爭論不休。漢唐時期，長安和洛陽都曾以國都或陪都的形式，出現在歷史上，很多重大事件也圍繞着兩者展開，可以說兩座城市經歷了封建社會的黃金時期。經歷輝煌之後，受外部環境影響，兩地在定都競爭中，雙雙落選，其中的緣由，值得探究。
首先，梳理一下長安和洛陽的交集。
長安，是陝西西安的古稱，先後有21個大小政權，具有近1300多年的建都史。在西周時，長安稱爲“灃鎬”。秦時改名“內史”。劉邦斬蛇建漢，定都關中，置縣築城，取“長治久安”之意，長安由此得名。長安地處關中平原，東起黃河潼關，西抵六盤山，南依秦嶺，北靠北山，地勢平坦，西狹東闊，東西長約500餘公里，面積約4.7萬平方公里。平原在渭河以及支流涇河、伊洛河等河流的灌溉之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有“八百里秦川”之稱。
交通便利，也是長安的區位優勢之一。張騫鑿空西域之後，絲綢之路以長安爲起點，向西延伸，經河西，過西域，中亞、東歐、印度等地區和國家均在絲綢之路的輻射範圍之內。從長安東出潼關，就有掌控中原的戰略主動權。長安還與巴蜀有着交通聯繫，自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和儻駱道等抵達漢中，再由金牛道、米倉道，翻越秦嶺和大巴山，溝通蜀地。
除此以外，長安還具有防守優勢。由於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東據崤函，南守武關、西擁散關、北有蕭關，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有了這一優勢，進可攻，退可守，外加關內肥沃的良田，正是有了這些優勢，長安一直以來是首都的備選項。
與長安相比，洛陽也有類似的優點。
它因地處洛河之南得名，經歷了22個朝代，先後有105位帝王在此號令天下，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建都最長的城市，累計建都史超過1500多年，有“神都”之稱。洛陽位於伊洛盆地西端，地形西高東低，總面積約1300平方公里。從地理位置上看，洛陽地處天下之中，東往吳越，南下荊襄，西抵隴蜀，北達燕趙，這在交通並不發達的古代，具有十分現實的吸引力。正因如此，西周何尊記載了周成王修建成周的事，銘文中有“宅茲中國”四字，這是“中國”一詞的最早記載。
身處中原的洛陽，具有天然的地理優勢。它境內有黃河、洛河、伊河、澗河、汝河等水系，適於農業耕作，由於地勢偏高，避免了黃河的洪澇災害。洛陽東控虎牢，西扼殽函，南據龍門，北守邙山，四周山河拱衛，形成屏障，對於進攻方來說，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另外，長安和洛陽同樣特點鮮明。
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四周有高山雄關環繞，古人評價：“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阻山帶河，四塞之地”。長安儼然是一座安全的堡壘。在中原動亂時，關中平原面積是洛陽的36.15倍，能夠提供一定數量的糧食供給，維持長安的穩定。漢初，婁敬向劉邦建議：“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這番話闡述了長安的諸多優勢。
從地圖上看，長安地處西北，既有利於與中亞進行商貿往來，又處於遊牧民族的威脅之下。自西漢開始，通過絲綢之路，中原與西域加強了聯繫和影響，使其成爲長安的戰略縱深，在政治和軍事上孤立匈奴等遊牧民族。
與長安相比，洛陽也有突出的優點。明朝李思聰在《堪輿雜著》認爲：“洛陽龍脈自中嶽嵩山，過峽時而北，變作崗龍。”進一步充分說明地形的優越性。此外，洛陽還有水運優勢。古代黃河船運，受到三門峽的影響，造成糧船無法直運長安，必須經陸路繞開黃河天險，再組織船運，如此一來，增加了運輸成本和時間。隋煬帝時期，在洛陽附近興建了大量糧倉，通過運河船運，囤積了全國一半的糧食。
自東漢始，關中人口膨脹，關中生產的糧食無法滿足日常需要。隋開皇十四年，關中饑荒，隋文帝被迫逃難洛陽，成爲有名的“逐食天子”。洛陽位於中原腹地，兼有水陸交通的便利。隨着大運河的開通，洛陽的優勢更加凸現，很多皇帝選擇在此定都。長安與中亞和遊牧民族聯繫密切，在此定都在朝代，通常具有進取型的戰略眼光，比如秦國、西漢、西晉和唐朝等。而洛陽深處農耕文明中心地帶，沒有外族入侵的顧慮，偏重於防守型的國家策略，比如東周、東漢和魏晉等。
最後，一個首都的選擇，不但要看周邊環境的安全係數，還要看統治者的政治考量。
以漢朝爲例，西漢建立之初，劉邦在婁敬的建議下，選擇定都長安，看中的是長安的“形勝”。西漢在此歷十二帝，享國二百一十年。劉秀是南陽豪門，藉助河北上谷、漁陽等的軍事支持，以及與真定王劉揚的政治聯姻，光復了漢室。他曾有遷都長安的意願，“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爲此，他只得向現實妥協，選擇了佔有“地利”優勢的洛陽。
定都城市的選擇，是政治、社會、經濟、地理位置和交通等綜合因素均衡的結果。長安和洛陽孰優孰劣，並不是單選題，而是多選題。隋唐時期，統治者選擇雙都制。以長安作爲政治首都，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同時，以洛陽作爲經濟首都，通過水陸運輸的便利，集中全國的優勢資源。
隋唐以後，由於過度開發，北方植被遭到破壞，水土流失嚴重，氣溫下降，氣壓升高，降水集中，長安和洛陽不再是定都的首選城市。遊牧民族的相繼崛起，深處漢文化中心的洛陽，被排除出定都名單。而戰爭帶來的毀滅和破壞，對於兩座城市來說，同樣也是災難性的。
隨着西北匈奴的沒落，契丹、女真、後金、蒙古等民族在東北做大做強，帝國的戰略重心也發生了偏移，開封、北京、南京、杭州等地先後涌現，長安和洛陽不再成爲首都，不過，兩者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依舊不容忽視，具有特殊的地位。
長安是國內有名的古都，想起長安，人們就會想起大唐盛世，萬國來朝，好不壯觀。事實上，長安在從周到唐時期，11個朝代在此建都，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那麼爲何唐代以後長安便再未做帝都了呢?
政治中心東移，北部邊境威脅集中在東北方向
漢唐之時，國家的邊境威脅大多集中在西北方向，比如匈奴、突厥，大多是西北草原的遊牧民族。此時建都長安，不僅能夠有着優越的地形保衛國都的安全，還能夠保持對西北地區的戰略威懾，同時方便兵力的調集。但是五代之後，隨着西北方向突厥的滅亡以及東北方向契丹的崛起，國家的防禦重心已經轉移到了東北方向。此時再定都長安，京師雖然有山河之險，但是在軍情傳遞以及兵力調動方面必然處劣勢，如果在中原腹地屯駐重兵，由於中原地區遠離京師，很有可能會釀成新的藩鎮割據。此外，唐朝滅亡後，關隴貴族集團逐漸消失在歷史舞臺上，而新興的利益團體大多發軔於中原，比如北宋趙匡胤的功臣集團，出於靠近自身利益所在地的原因，唐以後不定都長安有着更加現實的考量。
經濟重心南移，漕運愈發重要
唐朝安史之亂時，北人南遷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南方的經濟開始發展。唐朝中後期以後，國都長安對於江南地區的物資依賴更加強烈。由於關中耕地條件的惡化，京師糧食供應緊張，每逢大旱，連皇帝都要就食洛陽，甚至在貞元二年發生了因長安缺糧而導致禁軍騷亂的事件。爲何連京師長安都會缺糧?
首先是漕運的變遷。隨着黃河中下游生態環境的變化，黃河航運的優勢不再明顯，甚至連大船都難通行，運糧十分不便。其次是運糧的成本過高，從江淮地區到長安，不僅路途遙遠，且險灘遍佈，三門峽的砥柱更是加劇了航運的危險，《水經注》記載：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百二十里，河中竦石傑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正是由於航運距離遙遠再加上航運危險，漕運成本過高，加上中途耗費，以致“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如中宗景龍三年，“關中飢，米鬥百錢。運山東、江、淮谷輸京師，牛死什八九。”更爲重要的是，唐朝中後期，藩鎮割據愈演愈烈，皇帝詔書如同兒戲，各個地方的節度使儼然成爲一方諸侯，經常截流運往長安的物資，導致長安賴以依靠的江淮賦稅重地時斷時續。此後王朝定都，爲了不避免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情況，直接定都洛陽，開封，方便物資的轉運。
常年戰亂導致長安城破敗不堪，帝王之氣盡失
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關中地區在唐朝及其以前長期人口過載，引起長安及其周邊關中地區森林資源過度消耗，河渠水量減少，疊加唐中期氣候轉冷的自然因素，致使長安及其周邊地區自然災害頻發、土地承載力下降，不能夠支撐數百萬的人口生活。
此外，安史之亂以及隨後的五代十國混戰，長安飽經戰亂的摧殘，致使城內“宮闕蕭條，鞠爲茂草”，長安的荒涼可見一斑。黃巢起義後，朱溫成爲叱吒一方的軍閥，逼迫唐昭宗東遷洛陽，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餘不息。長安在經過此次摧殘後，基本上成爲了一片廢墟。
北宋立國之後，長安在行政上被降級，城內一片荒涼，“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直到宋神宗時期，司馬光還說“關中饑饉，十室九空，流移之民，道路相望”。由此可見，無論是從城市本身還是關中的條件來看，長安在唐之後都已經失去了作爲帝都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