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曾經有一本奇書，它在康熙年間大力推行，卻因爲收到了很大的消極負面效果而在乾隆年間被禁止，並被銷燬，那麼這是哪一本奇書呢?
在清康熙年間，湖南永興有一文人，姓曾，名靜，原是縣學生員，熱衷科舉，但考試劣等被革退。功名無望，爲了餬口，這位曾仁兄只好忍氣吞聲以授徒爲業，自號蒲潭先生。
清末洪秀全屢試不第，怒急攻心，一氣之下，辦了個“上帝教”，率領教徒舉旗造反，把清朝攪得天翻地覆。
蒲潭先生沒有洪秀全的機遇，但他的憤懣之情不下於洪秀全——對大清朝廷憎恨到了極點。情難自禁，把許多“腹誹”寫入了自己的著作《知幾錄》、《知新錄》裏，痛罵“滿清”是“夷狄”，說什麼“夷狄侵陵中國，在聖人所必誅而不宥者，只有殺而己矣，砍而已矣”。指責“夷狄”是乘中原之危而“竊據神器”，致使“乾坤反覆，地塌天荒”，造成“八十餘年天運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號”的慘狀。他呼籲，“華夷之分”，爲天下第一要義!
真要從細裏探究，就不難看出，曾靜這些言辭並不出自民族大義，而偏重於發泄私憤，跟潑婦罵街的性質是一樣一樣的。
於是，曾靜把同樣反清思想嚴重的呂留良視爲自己的人生偶像。
出生比曾靜早了差不多六十年的浙江崇德縣(今浙江省桐鄉市崇福鎮)人呂留良，學識過人，以大明遺民自居，康熙年間爲拒應滿清的鴻博之徵甘願削髮爲僧，所著《四書講義》、《語錄》爲時人所推崇。
和很多讀書人一樣，曾靜對呂留良遺著中關於夷夏之防及古時封建井田等言論贊賞有加。
雍正五年(1728年)，曾靜讓學生張熙到呂留良家鄉爲自己搜訪一些呂留良的著作以供供奉和拜讀。呂留良早已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過世，張熙在呂家抄錄了一些詩文，拜訪了幾個門人，道聽途說了許多貶毀雍正的傳聞，滿載而歸。
雍正帝即位後，曾經和他爭奪皇位的允禩、允禟等人的追隨者不斷在各地誹謗造謠說他有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等等人神共憤的事蹟，皇位是通過非法手段得來的。
恰巧雍正初年又逢天災人禍，似乎應了“天怒人怨”的凶兆，謠傳就傳得更盛了。張熙又聽說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陝總督嶽鍾琪是南宋名將岳飛的後裔，暗懷起兵反清之心。於是，回到了永興，張熙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全都告訴了老師。
曾靜內心一陣狂喜，有一種強烈要做“當代張良”的衝動，準備擁立嶽鍾琪爲“劉邦”，起兵反清。
雍正六年，曾靜與張熙師徒兩人共同搗鼓出了一封策反信，由張熙前往投呈。
其實，嶽鍾琪雖然也姓岳，但根本就不是岳飛的後裔，而說他要起兵反清，那更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兒。
嶽鍾琪以漢人身份出任軍區大司令，對清廷只有感激涕零之心，哪有半點造反之意?當他讀了張熙呈上的信件，驚駭莫名，卻不露聲色，對張熙進行誘騙，套出了幕後的曾靜，火速飛奏雍正。
雍正大爲震怒，傳諭浙江總督李衛捉拿呂留良親族、門生，搜繳其書籍著作;另派副都統海蘭到長沙會同湖南巡撫王國棟捉拿曾靜、諸“同謀”及各家親屬。
雍正六年十一月，雍正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祿到長沙審問曾靜等人。
立志要做“當代張良”的曾靜是個軟骨頭，人家還沒怎麼着，他就慫包了，當場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他甚至牽連了不相關此事的上百人，驚動了清政府的幾個部和好幾個省。
由於株連面積太大，這幾個省一直追查緝拿忙個不停，直到雍正十年才最後結案。
曾靜爲求活命，照清廷的安排寫了悔罪頌聖的《歸仁錄》，備述雍正的隆厚聖德、浩大皇恩，稱“聖恩高厚，雖堯舜不過如此”。
對於如何處理這個案子和如何判決曾靜，雍正是這樣說的：“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
雍正的“出奇料理”是這樣的：
對於案件中牽涉到的曾靜列舉出來的雍正謀父、逼母、殺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佞的“十大罪狀”;雍正下令官員編輯出兩年以來關於此案的《上諭》，附以曾靜口供及其《歸仁錄》，合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全書共四卷，主張清朝的正統性和“華夷一家”，以期消弭漢人的夷夏之防。並下令將該書刊印發行，頒發全國所有學校，讓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
雍正說，如果發現有學校沒有此書，即“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雍正還讓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寧、蘇州、抗州等地，兵部尚書史貽直帶領張熙到陝西各地去替《大義覺迷錄》做宣傳，“宣揚聖德同天之大”、“本朝得統之正”，“以贖補當身萬死蒙赦之罪”。
也就是說，雍正並不打算誅殺曾靜、張熙。
不日，雍正宣佈免罪釋放曾靜、張熙，同時放話說“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譭朕躬而追究誅戮”。
雍正是這樣解釋的：曾靜、張熙不過是誤信了呂留良的歪門邪說，是受迷惑的從犯，且曾靜不但已經痛改前非，還又供出了許多謗言製造者，算是“有功”之人，所以，可免一死。
但對已死的呂留良等人，雍正下詔開棺戮屍，梟首示衆;判呂留良之子呂毅中等人斬立決;其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爲奴;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者分別判斬監候、流放、杖責;對呂留良的文字著作，如《四書講義》、《語錄》等，由“理學名臣”朱軾等人進行逐條批駁，連同《大義覺迷錄》一併公開印發、印發學校。
然而，《大義覺迷錄》刊行後果卻是負面影響遠大於正面影響。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駕崩。十月，剛剛繼位尚未改元的乾隆違背父訓，公開翻案，命人將曾靜和張熙解至京師凌遲處死。
乾隆的理由是“曾靜之罪不減於呂留良”，豈有處理呂留良而不處理曾靜之理?
同時，乾隆還下詔禁燬《大義覺迷錄》，已頒行者嚴令收回，有敢私藏者罪之。
不過，這並沒有什麼用，《大義覺迷錄》已經流出海外，日本留有存本，被稻葉君山引用於《清朝全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