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晉氏君臣，崇尚浮虛無用之詞，風俗既薄，天下澆然。故王敦、蘇峻、桓溫、王恭、殷仲堪輩迭起爲亂，向非王導、溫嶠、陶侃、謝安數君子，則晉防乎不國矣。(《東晉總論》)
夏曾佑：晉之名將，王敦之外，曰甘卓，曰陶侃，曰周訪，敦皆憚之，故終訪之世，敦不敢動。及敦作逆，卓已耄荒，敦襲殺之。侃時爲交州刺史，遠在嶺外。故敦一舉事，天下無其敵，遂至不可收拾。而崛起而滅敦者，乃在素不知名之蘇峻，峻於是以天下爲莫若己，故繼敦而稱兵焉，此蘇峻與王敦相因之理也。
蔡東藩：王敦三計，惟上計最足圖存，既已知此計之善，則中計下計，何必再言。其所以不安緘默者，尚欲行險僥倖，冀圖一逞耳。錢鳳所言，正希敦旨，故敦未嘗諭禁，尋即內犯，要之一利令智昏而已。王允之僞醉紿敦，確是奇童，溫嶠亦以佯醉戲敦，並及錢鳳，敦雖狡猾，不能察嶠，並不能察允之，而妄思篡逆，幾何而不覆滅乎?元帝之爲敦所逼，實爲王導所誤，導固附敦，至溫嶠入都，敦猶與導書，將生致太真，其往來之密切可知。及明帝決意討敦，敦尚未死，而導且詐爲敦發喪，嫁罪錢鳳，如謂其不爲敦助，奚可得乎?厥後與王含一書，情僞益著，惟郭璞精於卜筮，乃居敦側而罹殺機，豈真命該如此耶?吾爲之懷疑不置雲。
餘嘉錫：如鍾會、王戎、王衍、王敦、王澄、司馬越、桓溫、郗超、王恭、司馬道子、殷仲堪之徒，並典午之罪人。
呂思勉：王敦之爲人，蓋殘賊而傲狠，殘賊則敢行不義，傲狠則不肯下人。《王導傳》言：“元帝初，羣臣及四方勸進。王敦憚帝賢明，欲更易所立，王導固爭乃止。”夫元帝何足憚之有?且敦亦嘗傾心以輔之矣。故知敦之與帝，非有夙嫌也。且亦非有覬覦天位之心。《祖逖傳》言：“敦久懷逆謀，畏逖不敢發，逖卒，始得肆意。”逖之兵力，豈敦之匹?然一甘卓猶爲所憚，則《逖傳》之語，似不盡誣。觀含、應喪敗之速，知敦不死，亦未必能有所爲。敦欲使應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自其自知之審;含、應既已喪敗，王氏猶並見原，苟其束身自歸，自可不虞後患，此又敦知朝廷之審也。然則敦實非夙有叛志，不過傲狠之習，爲其君所不能堪，君臣之間，因生嫌隙;嫌隙既生，既不肯屈己求全，又不能激流勇退，遂至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耳。以睚眥之釁，而釀滔天之禍，其是之謂歟?
范文瀾：東晉統治集團內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幾個強大士族之間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榮，不干涉強大族的權利，那末，各種勢力相對平衡，政治上呈現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圖增強自己的權力，因而引起強大族的不滿，野心家便乘機而起，要篡奪司馬氏的帝位。歸根還是那些強大族保護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勢力又趨於平衡。晉元帝信任劉隗、刁協，並且用南方士族戴淵作將軍，這是和王氏勢力不相容的。王導認爲佞臣擾亂朝綱，同意王敦來殺逐這些人。這些人被殺逐以後，帝室勢力退縮回去，王敦還想篡奪，王導便宣稱“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表示堅決的反對態度來維持帝室。
何茲全：兩晉之際，琅邪王氏三人——王衍、王敦、王導，身系一朝安危興亡。……王敦結局成爲東晉叛逆，我看初期的功勞不可沒。其功不僅是輔佐東晉王朝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對早期東南政局的穩定所起的作用。
週一良：①《晉書卷九八王敦桓溫列傳》，蓋東晉當時論者及後世史家，皆以兩人相提並論。王桓皆豪門大族而爲皇室女婿，皆控制長江中游，擔負所謂“分陝”之任，威權震主。唐修《晉書》，不唯二人並列，且排於列傳之末，因在封建史家眼中，正如本傳贊中所云，王敦桓溫皆“陵上”“無君”之“逆臣”也。②王敦陶醉於“王與馬，共天下”，當元帝任用劉隗刁協，抑制王氏勢力，遂懷不滿。對於當時解決重要矛盾之北伐事業，不獨無所建樹，且亦無所論列。而王敦之熱衷於篡奪帝位，則達到了極端荒唐可笑之程度。③本傳稱王敦爲人“雄爽”、“少有奇人之目”云云，大約皆出於《王敦別傳》之類書籍，爲時人乃至王敦一黨阿諛之詞，未可置信。
田餘慶：①《晉書》史臣所論，蓋以“五馬”渡江以來，王敦於荊、江諸州討平華軼、杜弢、王機、杜曾，功業積累，造成了憑陵晉室的形勢，卒以興兵叛晉。自此以後，居上游者多踵王敦之跡，處其利而有心，恃兵恣擅，力圖以此鞏固門戶利益，壓倒競爭對手，甚者意在移晉室之鼎。②在中國古代的王朝政治中，出總戎麾的絳、灌、衛、霍之臣，歷代皆有，這種人的行事並非皆如東晉的王敦。王敦之所以爲王敦，東晉強藩之所以多如王敦，其歷史的原因，一是皇權不振，一是士族專兵。東晉士族專兵，始作涌者是琅邪王敦，一般說來，是由於士族已成爲強大的社會階層，琅邪王氏更居其首;特殊說來，是由於皇權不振，不足以控制士族。③《晉書》卷六《元帝紀》謂“中宗失馭強臣，自亡齊斧。”齊斧，受以征伐，象徵權威。實際上，元帝從來就沒有駕馭強臣的“齊斧”，強臣也不允許元帝握有這種“齊斧”。王敦之亂，正是元帝欲用刁協、劉隗爲“齊斧”以馭強臣而促成的，其結果是“齊斧”未效，強臣先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