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宋仁宗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隨着影視劇《清平樂》的播出，許多人開始對宋仁宗和他所統治的時代感興趣，《清平樂》的簡介說宋仁宗苦心經營創造了一個盛世，加之網上對宋仁宗的評價多是讚揚之語，似乎宋仁宗創造了一個太平時代，是一個有道明君。
然而從歷史文獻來看，宋仁宗僅僅只是一個守成之君。他在位期間四十二年，宋朝的西北邊境遭受西夏的猛烈打擊，被迫賠款求和，同時宋朝在東北邊境也被逼增加給遼朝的歲幣;宋朝內部的農民起義頻頻發生，上層官員黨爭已經初見端倪;最爲重要的是宋朝的“三冗”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而唯一的改革“慶曆新政”也在宋仁宗本人的默許下宣告失敗。這一時期大宋帝國呈現全面衰落的跡象。
內憂：財政危機
北宋時期最大的問題就是財政危機，《宋史 食貨志》記載：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宋朝的稅收看似很多，但在實際上都用於國家的財政支出，通俗講就是國家沒有存款。要知道財政沒錢意味着北宋一旦發生天災人禍，國家根本無力處理，那麼政權的滅亡就指日可待。
財政危機的形成主要來源於北宋本身的“三冗”問題。三冗指代的是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費。
1.冗官
冗官指代的是宋朝龐大的官員數量，在宋代官員分爲官和吏，由少量的官員和大量的吏員組成。宋代的官員數量十分多，多到什麼程度呢?宋真宗年間官員9785人，宋仁宗年間官員增加到17300人。吏員有多少呢?宋真宗時期，有人上言要求裁撤吏員195000人，宋仁宗時代的吏員隨着官僚的增加應該更加龐大，按照宋真宗時期的比例推算，宋仁宗時期吏員約有40萬。而宋仁宗時期的人口不過大約是5000萬人或6000萬人
那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官吏呢?主要原因是宋代皇帝維持家天下的需要。於是在行政設計上就有四個指導因素。
爲防止宰相權重。分設政事堂掌握行政權、樞密使掌握軍事權、三司使掌握財政權。分割中央官員的事權。將官員分爲官、職、差遣三種，也就是一個官職在名義上有三個人做，實際上只有一個人被差遣在做。剝奪地方官的權利，防止地方割據。把州郡的財政，軍隊，行政分割開，收歸中央所有。又設置通判牽制地方官，還有轉運使等官員監察地方官。籠絡官員的恩蔭制流行。所謂恩蔭就是官員可以讓自己的親屬當上一個小官，在宋代大批中高級官員可以恩蔭自己的子孫，甚至還可以推薦自己的親友，皇帝以此來籠絡中高級官員。在這四個指導因素下，北宋的官僚機構暴增，官員數量也隨之增加，而且大批官員屬於閒散人員，沒有事情可做。龐大的官員數量卻需要國家的稅收來奉養，成爲國家財政的一大支出。
2.冗兵
冗兵是指代宋朝龐大的軍隊數量。宋朝國家的錢糧依託於東南的漕運，因爲東南是國家的財富來源。所以宋朝選擇定都於漕運中心汴梁。但是汴梁城就在華北平原，根本無險可依，加之燕雲十六州的丟失，使得遼朝的對於宋朝的威脅十分大。於是宋朝必須設置龐大的軍隊保衛京城，都城的禁軍成爲了宋朝對於遊牧民族的新“長城”，同時龐大的禁軍也是對於地方勢力的威懾。
這也是宋真宗、宋仁宗時期，禁軍開始大規模增兵的原因之一。但從數據看，禁軍的數量是迅速增加，宋太祖時期禁軍不過20多萬人，宋仁宗慶曆年間就增加到120多萬。這是爲什麼呢?
宋朝會在災荒時大規模招募災民和流民進入軍隊，以防止農民大規模起義，毀滅國家。“內外相維”的原則。宋夏戰爭和遼朝的威懾，使得宋朝的邊疆地區開始大規模招募部隊進行作戰，爲了防止中央空虛，汴梁也要增兵。這使得宋朝的中央禁軍數量規模堪稱中國歷史之最。數目龐大的軍人不事生產，全靠國家的軍費養活，這使得國家的財政惡化。
3.冗費
冗官和冗兵直接使得國家財政發生危機，但是宋朝還有冗費問題，也就是給予官僚和軍隊的鉅額賞賜和俸祿。
宋朝皇帝爲了軍隊和官僚對皇帝不發生反抗，給予軍隊和官僚的中上層極爲優厚的俸祿。宋代官員的俸祿除了官俸之外，還有政府給予的其他補貼，比如職田、職錢、公使錢、添支錢等等。舉一個例子，宋朝從五品的中散大夫，假如有差遣在身，就可以獲得料錢45貫，春冬綾5匹，絹17匹，傔人餐錢35貫，在京城當官有職錢30貫，出任地方官有10頃職田。此外還有皇帝給予官員的賞賜，這種賞賜就是大規模向官員發放錢財。宋代每三年舉行一次郊祀，舉行郊祀時文武百官會得到皇帝的鉅額賞賜，除了郊祀還有其他的祭祀，都要給予賞錢。
如此鉅額的賞賜都是來自對農民的剝削，而且用處根本不大，大批官員在高額俸祿下，照樣貪腐。
冗官、冗兵、冗費導致了國家機構的臃腫，而財政養出來的官員和軍隊卻沒有任何事情幹，就變成了國家財政的嚴重負擔。在宋仁宗時期三冗已經變成了國家的危機。
外患：宋夏戰爭
宋夏戰爭起始於西北党項人的獨立。党項人的獨立戰爭起始於宋太宗時期，在宋真宗時期党項人已經割據一方，不過在明面上向宋朝稱臣而已。在宋仁宗時期，党項族的首領李元昊登基稱帝，引起了宋朝士大夫和皇帝的反感，宋夏戰爭也由此開啓。
而宋夏戰爭的爆發主要有兩點原因：
西夏的國力增強，西夏在西北邊境逐漸吞併寧夏和河西走廊，領地大爲增強，而且還得到了遼朝的扶持。這使得李元昊野心膨脹，想要攻打宋朝。北宋王朝武備廢弛、財力枯竭、呈現衰落痕跡，這使得西夏迫切希望打擊北宋獲得利益。在1034年，李元昊就在宋朝邊境發動小規模騷擾。從1040開始，宋朝和西夏開始大規模作戰。但是三次大戰，三次慘敗。
1040年宋夏爆發三川口之戰。起初西夏李元昊假意和宋朝鄜延路主帥範雍通好，隨即突然率領軍隊攻破金明寨，直接圍攻宋夏邊境的延州。範雍派劉平、石元孫、黃德和、万俟政、郭遵帥一萬人前去救援，宋軍至三川口，遭遇李元昊的埋伏，宋軍本來力戰，結果黃德和臨陣脫逃，宋軍大敗。
1041年宋夏爆發好水川之戰。三川口大敗後，宋朝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負責鄜延路，三人負責防禦西夏。1041年，李元昊再度南侵，韓琦命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數萬負責抵禦李元昊，李元昊故意誘敵深入，結果任福中計，帶着軍隊來到好水川，被埋伏於此的西夏軍隊攻擊，宋軍慘敗。
1042年宋夏爆發定川寨之戰。好水川大敗後，宋朝再度改變關中格局，將陝西分爲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以便防禦西夏。在1042年，李元昊再度南下欲求一舉攻下關中。他的首攻目標是涇原路渭州，當時葛懷敏負責防禦，結果葛懷敏輕敵冒進，被包圍在定川寨，西夏軍截斷水源，一舉擊垮宋軍，宋軍再度大敗。
宋軍連續在野戰敗於西夏，並不是西夏有多麼強大，西夏當時人口不過幾十萬，核心地域不過銀、夏、綏、宥四州加河西走廊，李元昊由於國力弱小，每次出兵基本上都是舉國和宋朝相爭，如此弱小的國家能夠三次擊敗宋朝，迫使宋朝接受和議。原因在哪裏呢?
宋朝執行守內虛外的國策。從宋太宗時期就已經如此，對外戰爭對於君主的統治毫無用處，反而武將專權能夠使得國家顛覆，於是北宋皇帝對於邊防根本不重視，因爲澶淵之盟證明可以“買”和平，就沒有必要讓武將帶兵作戰以防止武將專兵。宋朝對於武將的限制。宋仁宗時期一路(地方區域)的部署、鈐轄，都監都有十幾員，本意是限制武將的權利，結果使得武將領兵遇事還得和這些人商量，很容易作失戰機。而且爲了防止武將在邊境帶兵時間過長，宋朝一年就要更換統兵的武將三到五人，造成“將不知兵，兵不識將”。這種軍隊如同烏合之衆，如何能有戰鬥力。宋軍的質量極爲低劣。宋朝民諺：“好男不當兵”。宋軍的來源有三種，分別是：災荒時期的饑民，充軍的罪犯，強徵的平民。再加上士兵訓練根本不得體，《長編》記載，宋朝騎兵能拉的弓只有五、六鬥，騎馬射箭的距離不過十步到二十步。一個300到500人的指揮(軍事單位)能夠作戰的只有一百多人。這樣的軍隊能夠作戰嗎?宋仁宗大肆削減裝備，以陝西的戰馬爲例子，馬匹作爲騎兵的必備品，也是野戰部隊的運輸工具。在宋真宗時期，陝西買馬四萬匹，宋仁宗登基後削減戰馬，以至於康定年間，陝西只7000多的馬匹，軍隊馬匹奇缺，根本無法進行野戰。所以宋軍的失敗已經是必然，這樣的軍隊和西夏的軍隊根本沒有辦法作戰。但是西夏的國力弱小，無力與宋朝進行消耗戰。雙方纔會接受和議。宋夏的和議結果是西夏李元昊名義上向北宋稱臣，但北宋每年給西夏歲幣絹15萬匹、7萬兩銀和3萬斤茶葉。可以說宋夏戰爭把宋仁宗時期宋朝的虛弱一面表露無疑。
兵變和起義：飽受欺壓的百姓和士兵
三冗問題，宋夏戰爭的消耗，以及給西夏和遼朝的歲幣。這三項所需的錢財都迫使宋朝加重自耕農的賦稅，而宋朝自耕農又會受到來自地方豪強的壓迫，這些豪強實行土地兼併，把自耕農變成佃戶，他們又不用向國家繳稅，使得國家稅收減少。於是國家向剩餘的自耕農徵收賦稅，導致自耕農逃亡，豪強繼續兼併土地，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在沉重賦稅下的農民生活狀況怎麼樣呢?宋仁宗時代的歐陽修在自己的《原弊》記載到：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嘆也!意思是說一個農民一年的收入大部分收歸國有，能夠吃上糧食的時間只有幾個月，有時候還要吃糠、橡實、菜根以求活下去，一旦不幸遭遇天災，基本上都餓死路邊。
如此形勢自然會激起民變，但宋朝的統治者也有辦法，宋朝政府在災荒時把強壯的男子招募進入軍隊，留下老弱婦孺繼續勞作，這樣沒有青壯年男子就不會成爲民變的主力，那麼民變即使發生也可以輕易鎮壓。但是民變的根基——沉重的賦稅存在，這使得宋仁宗時代農民起義不斷。
另外還有一種起義就是軍隊的兵變，而這種兵變通常和農民相結合形成聲勢浩大的起義運動，宋代的士兵地位比普通百姓還低，通常招募的士兵都要在臉上刻字，以此作爲羞辱。而且軍隊的長官可以任意使用士兵，比如讓士兵爲自己謀取私利，或者給達官顯貴修築府邸。最爲重要的是部隊長官剋扣士兵的俸祿，更有甚者向士兵借高利貸以此剝削士兵。在種種壓迫，士兵也不堪忍受要發動兵變。
宋仁宗規模比較大的農民起義和兵變有王倫領導的沂州起義、張海領導的京西，陝南大起義、邵興起義、王則起義，其餘的小起義不知道有多少。正如歐陽修在《再論置兵御賊札子》感慨道：“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天下禍患，豈不可憂。”
憤怒的百姓像一把野火在大宋朝的底層燃燒，而宋仁宗的選擇是鎮壓起義和免除一些賦稅，但是這些措施對於當時的宋朝根本沒有任何用處。
結語：短暫的新政，失敗的帝國
慶曆新政之所以放到最後，因爲這根本不叫作新政。慶曆新政持續的時間不到一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主持改革，提出了十項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僅僅是針對吏治和武備，賦稅，恩蔭做出改革，就遭到官僚集團的集體反對，1044年六月夏竦陷害富弼，迫使范仲淹離職，改革基本宣告失敗。
范仲淹等人憂心國事，但是官僚集團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他們在“三冗”中取得了大量的錢糧，他們爲什麼要支持改革剝奪自己的利益?宋仁宗本人的改革意願也不大，畢竟“三冗”雖然危害了百姓和國家財政，但是自己的統治依舊穩固，這纔是硬道理。
慶曆新政只是北宋時代的一個縮影，大宋帝國的內憂外患始終沒有解決，農民起義不斷髮生，這些問題總要解決，慶曆新政之後是王安石變法，但是王安石的變法也是沒有成功。這意味着大宋帝國無法解決自身的問題，那麼宋朝就像空中樓閣，他沒有根基，只要輕輕一推就會倒下。
西夏人由於國力弱小隻能佔據宋朝的西北邊境，那麼當人口數量更多和武力更爲強大的金人來襲，北宋的滅亡已經是必然，而這一切在宋仁宗時代早就註定，這個時代是大宋帝國衰落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