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制，皇帝、宗室王公、八旗世爵、文武大臣以及各省督撫總兵、八旗勁旅和綠營兵伍，無不身着甲冑，掛箭持刀，其各種軍器的形制配給和數額，按等級都有嚴格的規定，從而構成一個上下鎧甲鮮明，四處刀光劍影的大清兵器展示場。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皇帝御用兵器。
甲冑分大閱和隨侍兩種，弓箭有大閱、大禮、吉禮、隨侍、行圍等，其中的箭，根據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活動、不同的內容對象，又分爲幾十種。火槍，以康熙、乾隆兩帝爲例，前者五種，後者十一種，撒袋(盛裝弓箭的袋子)、佩刀各有三種。然而這僅僅是上了典章的一部分，實際上，所謂御用兵器則不計其數，且多質地良好，工藝精湛，性能上乘，有些甚至可以和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媲美，如康乾時期的多種自來火槍(即燧發槍)。
宗室封爵兵器·。
親王、世子、郡王、長子、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等宗室王公應配盔甲、腰刀和撒袋，基本上人手一副，而弓箭數額，距離明顯拉開，弓多則七張，少則兩張，箭依次爲：3000、2000、1700、1500、1000、700、600、400、300、200、170支。
世爵及文武百官，甲冑、撒袋、腰刀都是一副，弓兩張，箭數視其品秩大小而等差對待。以50支爲限遞減，其中公550、侯500、伯450、子400、男350、輕車都尉250、騎都尉200、雲都尉150支，武官一至五品依照子、男以下至雲都尉，六品以下均百支，文官稍減。世爵中，官大於爵者，照官職箭數，爵大於官者，視爵位箭數。
八旗、各省官兵兵器。
八旗分京師和駐防兩大部分，內又有滿洲、蒙古、漢軍之別，“其制以旗統人，即以旗統兵。”常備盔甲、腰刀與武職差不多，所不同的也是箭支，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驍騎校、領催、馬甲在400支到50支之間。各省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箭數各400支，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季由350到70支不等。
綜上所述，每個人所擁有兵器的數量，同頂戴、補服和俸銀、祿米一樣，標識着地位、爵位和官位的大小高低，事實上，尤其到了清中期以後，除軍隊之外，宗室封爵、督撫大臣等很少或全無操兵弄戈之舉，幾千卷的典章、訓諭均被束之高閣，無人間津和執行了。
在諸多兵器中，佔有顯著地位的就是弓箭。
弓矢騎射，清列爲祖制，載入國家法典，以告誡後世，永遠遵行。順治皇帝明確指出：“我朝勘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
對一種兵器的地位和作用提到如此高度，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也正因爲如此，康、雍、乾歷朝都對弓箭格外青睞和器重，雍正皇帝斷言：“自古以來，各種兵器能如我朝之弓矢者，斷未之有也。”應該承認後金及清初的弓箭，確實爲一個新王朝的建立和鞏固立下了顯赫功勳，在舊有兵器林海中，當時的弓箭無論是射速和靈便方面，還是殺傷係數威力方面，確實有着其它兵器不可比擬的優勢，所以一直都受到官方的重視，始終是沙場上的主要兵器。
清代火器，主要是炮和槍。
統治者總結了對明軍的激烈戰鬥和清初平定國內的叛亂戰爭，充分認識到、欲攻敵“非炮不克。”康熙三十年(1691年)“特設火器營，製備槍炮交發八旗，由是我朝之神威蓋震於四域矣。”守火器營分內外，內營之炮營有炮40位，從清軍第一支獨立的炮兵部隊和火槍部隊誕生，更在種類、性能和數量上，注意不斷創新和發展，使清代的武器裝備得到較大的改觀。
京師武裝，炮位充實、種類齊全。乾隆年間漢軍八旗約有銅鐵火炮600位左右，嘉慶朝鑲黃旗69位，正黃旗79位，正白旗69位，正紅旗74位，鑲白旗62位，鑲紅旗68位，正藍旗65位，鑲監旗72位。北京內城九座門樓，外城七座門樓，各建有防禦性甕城，共佈防和儲備“神樞”“得勝”“法功”“紅衣”“神武”等各種火炮高達1937位，隨時補充各營以備軍需。
八旗軍入關以後陸續別設炮兵，子母炮爲其專用。清代子母炮，是根據明代佛朗機炮發展演變而來，正常情況下，一位母炮配給五枚小子炮(趨形長體炮彈)，使用時，子炮從母炮後部裝入，一炮發出，可立即再換一子炮，這樣較之其它火炮省去了再裝藥、搗實、填彈等諸多麻煩，從而贏得時間，掌據戰爭的主動權，故可稱之爲初級速射炮，構成較強的火力威懾力量。雍正皇帝總結了歷次征戰之經驗，進一步認識到“子母炮軍中最緊要利器，”於五年(1726年)降旨八旗，在原來每旗6位的基礎上，再增設4位，從此確立了每旗配備子母炮10位的標準。
盛京、吉林、黑龍江三處，是清王朝“龍興”之地，且與俄羅斯接壤，康熙時就不斷加強軍備，“雅克薩”之戰及以後，從中央調運大批威力強大之火炮，捍衛祖國邊疆，還在各處僅設置子母炮一項就多達百位，後成定例。
清晚期，形勢逼迫所有長江水師及廣東，浙江，福建、湖南等近海內河水師、經御準一律拋棄冷兵器——弓箭，專門習演火器，應該說這是違反“祖制”的一次重要變革，如廣州駐防戰船“旗字第一號”，鐵炮7位，砂炮5位，班鳩炮4位，瑟瑟槍7位，羣子3900個，黑鉛40斤，火藥110斤……火力相對集中，只可惜仍是舊有火器。
清代火器的另一大類就是鳥槍，“俱能衝銳折堅，最爲便利”。按先進的程度依次爲：火繩槍，燧發槍(分轉輪式與撞擊式兩種)，擊發槍(銅帽槍)。普通士兵裝備的全部是最低等的火繩槍。而皇家使用的，在當時可以說是現代化裝備了，但落後的也並未淘汰。京師八旗除火炮外，八旗漢軍每人鳥槍一杆;駐防八旗混合編營，其漢軍皆持鳥槍。康熙設立的火器營，總率八旗鳥槍軍參領、護軍校、驍騎校等，統轄鳥槍護軍，鳥槍驍騎和炮驍騎，成立之初總計擁有鳥槍5230杆，也算是裝備精良了。
火器所佔比重是衡量國家和軍隊強勝的重要標誌之一，但也要根據傳統和國情即戰爭的對象而論。
清代正規部隊，經過幾次重要戰爭、諸如平定三藩、準噶爾之役和西北用兵，進一步認識到火器在軍事上的威力和作用，雍正時期大體上奠定了各種兵器所佔比例的基礎，其中鳥槍通常在三成以上，原則規定：腹內省份地勢平坦，主要利用弓矢，沿邊省分山深林密，多使鳥槍。據此，內地每兵千名設鳥槍300杆，邊疆每兵千名設鳥槍400杆，其比例是3：7和4：6。
但中國地勢險夷不同，情況危緩別異，故軍器比配各有等差。如山西比例爲4：6，另別設炮兵;山東是5：5;廣東爲6：4;雲南、貴州每兵千名內，百名操演大炮，600名習鳥槍，其餘300名練弓箭和藤牌，比例爲7：3。雲南等地原爲明降將吳三桂鎮守，武器精良，平定三藩後，雍正仍其舊，火器竟佔七成，這在當時，絕非一般敵軍所能抗衡。乾隆年間，福康安率軍擊敗廓爾喀對西藏地區的入侵，遂會同達賴、班禪方面的代表議定《欽定章程》，規定了藏軍裝備的比例：“十分之五用火槍，十分之三用弓箭，十分之二用刀矛”，此舉意在加強鞏固邊防。
爲防盜保民，維持社會治安，清還建有地方武裝，早在順治初年各地就有數量不等的鄉丁民勇，並允許存留、演練鳥槍。乾隆中期，山東爆發以王倫爲首的農民起義，雖被鎮壓，但清政府由此得出結論：是役之所以取勝，因王倫等“不善施放槍炮”，以後便嚴厲禁止民壯甚至連武科考試，都不得演練鳥槍，並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大規模收繳民間存留鳥槍運動，據軍機處檔案記載，十餘年間共收四萬四千多杆。
時過境遷，歷史發展到嘉慶年，形勢又有所不同。《軍器則例》雖籠統規定“各省地方鳥槍不許存留”，但又特准湖北甘肅、廣西、河南等地“應留鳥槍捍衛者，準照營兵鳥槍式製造。”福建、浙江沿海各州縣，允許民壯演習鳥槍，協同清軍防盜緝匪。
嘉慶六年(1801年)爲加強防務，四川各地額設編練民壯，揀派十分之六演習鳥槍，要求“與兵丁等技藝一律純熟”，這個國家允准的高達6：4的比例，在清代地方武裝中是極爲罕見的。嘉慶朝多事之秋，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涌;僅“白蓮教之亂”熾於川陝，歷時多載，清廷耗巨資調遣大軍仍無濟於事。只好“募散勇之資，以團練本地之鄉勇”，以爲如此就可“事半功倍”。
結語
清政府爲維護封建統治，保障全國武器裝備的精良和製造供給，對各種軍器的配製和發放渠道、生產形式等始終給予高度重視，並形成自己獨特的、完整的武裝和兵工體系，對於清王朝的鞏固、繁榮和發展以及抵禦外來侵略，維護多民族國家的團結統一，曾起過積極、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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