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秦朝稱“暴秦”，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暴秦”這個稱呼由來已久，司馬遷在《史記·陳涉世家》中更是說“天下苦秦久矣”。事實上，在歷代王朝中，秦朝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不僅統治模式、官僚制度、行政區劃對後世形成了極大影響，車同軌、書同文等一系列措施更是爲大一統思想的萌發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那麼，秦朝爲何會被稱爲暴秦呢?個人認爲應該是由以下三點原因造成的。
“焚詩書”事件的影響，損害了士子階層利益
秦朝被稱爲“暴秦”，相對應的秦始皇也被冠以了“暴君”的稱號，“焚書坑儒”便是其被稱爲“暴君”的“罪行”之一。“焚書坑儒”主要是由“焚詩書”和“坑儒生”兩件事組成，其中尤以“焚詩書”事件影響最大。
“焚詩書”事件，說到底其實是秦始皇嘗試以懷柔手段實現文化統一失敗後，採取的激烈手段。周朝以來，由於天下長達數百年的分裂，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各地早已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例如“以法爲教，以吏爲師”的秦國法家文化、以儒家之禮爲核心的齊魯文化、粗獷豪邁的燕趙文化和浪漫奔放的楚文化。
各地文化不僅差異極大，不同文化之間更是具有極強的排外性，甚至由此衍生出了極強的地域歧視現象，例如楚人被視爲“蠻夷”，秦國被視爲“虎狼之國”。思想文化的分裂，自然是不利於國家統一的，因此實現思想文化層面的統一，便勢在必行。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也曾嘗試以懷柔手段融合各地文化，不僅允許諸子百家和列國士子涌入咸陽，而且對不同文化採取了接納包容的態度，例如黃老道家、陰陽家融合儒、法、道諸家的學說後提出的“五德始終說”，又如秦始皇“大咸陽宮”規劃體現出的“法天象地”的道家思想，再如秦始皇接納齊魯文化而進行的“泰山封禪”。在秦國用人以精通律法者爲主的情況下，秦始皇甚至設立了“博士”職位，以六國士子充任，准許其參政議政。
然而，秦始皇的一切努力最終付諸東流，例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意圖通過“泰山封禪”來獲得齊魯士子的認可，結果卻換來山東儒生的嘲笑。又如擔任“博士”的六國士子，他們不僅態度傲慢，在參議國政時一言不發，卻又在私底下對新政非議不斷。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齊人淳于越於廷宴之上重提“分封制”，這顯然觸怒了秦始皇的底線，最終引發了“焚詩書”事件。
從後世角度來看，秦始皇“焚詩書”雖屬事出有因，且對於後來的思想文化融合起到了一定推進作用，但對於當時的列國士子來說，此舉無異於毀滅其所奉行的學說，自然引燃了他們的怒火。彼時讀書人畢竟較少，這些士子無疑掌握有極大的話語權，再加上漢朝之時的輿論趨勢，秦朝皇自然難免遭到非議，而這些都對後世評價秦朝產生了極大影響。
秦朝大型工程太多，秦二世不惜民力
秦始皇被戲稱爲“基建狂魔”並非沒有道理，其在位期間開展了一系列大型工程，例如驪山大墓、長城、靈渠、秦直道、西南棧道等等。而到了秦二世時期，胡亥更是毫不吝惜民力，結果搞的百姓怨聲載道。
雖然根據出土的雲夢秦簡《徭律》和《戍律》記載來看，秦國的徭役相對較爲規範，百姓只需輪流服役即可，但對於飽經數百年戰亂，急需要休養生息的百姓來說，秦國百姓由於已經適應了商鞅變法以來的制度，對此或許已經適應，但對於六國百姓來說，頻繁的勞役一時間恐怕很難適應。
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後，秦國的大型工程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勞役情況更爲嚴重。其中一個典型特點便是，秦始皇時期並未徵發或者說很少徵發的“閭左”百姓(秦以二十五家爲一閭，貧者居住閭左，富者居於閭右，秦代指主要由僱農、佃農等構成的貧苦人民)，秦二世時期開始大量徵發，陳勝、吳廣便是典型的“閭左”百姓。
此外，秦始皇時期對役夫尚算善待，但到了秦二世胡亥時期，這些役夫的下場可就極爲悲慘了。例如秦始皇驪山大墓修建完畢，在將秦始皇安葬之後，他不僅令秦始皇后宮之中沒有子女的嬪妃全部殉葬，爲了防止泄密，更是將所有參與建造的工匠全部封死在了皇陵之中。
而爲了供自己享樂，他不僅抽調了五萬多士卒戍衛咸陽安危，又在咸陽養了大量飛禽走獸，結果搞的咸陽糧草不足，於是又下令全國各地向咸陽供應糧草，而爲了供應充足，更是下令押運糧草的人員必須自己準備乾糧，不得動用押運的糧草，甚至不允許吃咸陽周圍三百里以內的任何糧食，結果就連關中百姓都怨聲載道。
雖說秦始皇時期的很多大型工程，都是功在千秋的善舉，但對於當時的百姓來說，卻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更何況是秦二世的胡作非爲，更多是爲了自己享樂而開啓的一系列工程，百姓又豈能不怨聲載道?
胡亥即位後秦法變質，秦吏變成了酷吏代名詞
雖說自春秋戰國開始，世卿世祿制便已經逐漸崩潰，各國國君均大量招攬士子爲官，但當時士子爲官，還主要以“遊說”爲主，即通過自己的學識打動君主從而獲取官職。彼時士子爲官規模之所以不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沒有官僚選拔制度。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徹底廢除分封制，開始全面推行“郡縣制”，實行中央集權統治，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下設縣，各級官員直接由中央朝廷任命。然而，即使僅由中央任命郡守、郡尉、郡監，縣令(縣長)、縣丞、縣尉等高級官員，秦朝仍然面臨着官員數量不足的問題。
由於秦國推行法家治國思想，而當時又沒有配套的官員選拔機制，因此秦始皇除了任命大量熟悉《秦律》的官員外，大量立有戰功的士兵也得以充任各級官員。然而，此舉雖然解決了官員不足的問題，卻也導致這些人治理地方的能力極爲有限。
秦二世時期，丞相李斯逐漸脫離權力核心，陳勝、吳廣起義爆發之後，李斯多次勸諫胡亥卻反遭胡亥斥責，胡亥認爲治理國家那是大臣們的事情，比起勸諫自己，李斯更應該思考如何才能讓大臣們履行職責。再加上彼時有人上書彈劾李斯及其擔任三川郡守的兒子李由，甚至直指李斯纔是導致天下叛亂的元兇，李斯爲求自保，只好遵照胡亥的意思上了一道《上書對二世》。
李斯的本意是，如果想讓大臣嚴格履職，那麼就應該加強督查，使臣子不敢不竭盡全力爲君主效命，結果胡亥卻直接將此變成了“績效考覈制”，即誰收的稅多，那麼誰就是好官;誰抓的犯人多，誰就是能吏。如此一來，各級官員爲了保住官位，便徹徹底底的變成了酷吏，可想而知在這些官員治理之下，百姓的生存境況。
從目前出土的《秦律》來看，《秦律》更多隻是嚴謹，但完全談不上殘酷，然而由於秦二世時期各級官吏變爲酷吏，《秦律》自然也就徹底變質，變成了嚴刑酷法，這自然引起了百姓們的不滿。
綜上所述，“暴秦”這個稱呼，更多來自於秦二世時期的胡作非爲，由於其濫用民力，再加上秦吏和《秦律》的變質，本就導致百姓們怨聲載道，六國士子不滿而導致的輿論導向自然更容易讓百姓們接受，如此一來“暴秦”這個稱呼自然也就得以廣泛流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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