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學雖然自稱學老子，但只強調“有生於無”，這樣，道生於無，不生於自然，也就是道先於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學屬於唯心論範疇，是變質的道家學說。王戎、王衍是西晉玄學清談家的首領。二人立論以無爲本，整個士族在無的影響下過着腐朽的生活。裴頠著《崇有論》，主張儒學禮法，反對虛無放蕩，王衍等人羣起攻擊，《崇有論》不起任何作用，但有無之辯卻反映了當時儒玄兩家思想的鬥爭。顯然，儒家思想處在絕對的劣勢。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郭象是著名清談家，王衍稱他“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絕”，想見他有很高的辯才。向秀曾注《莊子》，郭象據向秀注再加修訂，成爲《莊子注》的定本。《莊子》書得郭象注，對玄學說來是一個大發展。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晉之際清談家從不談及《列子》，足見《列子》實已亡佚。東晉張湛注《列子》書中《周穆王篇》，敘述周穆王西遊事，與《穆天子傳》完全符合，造書顯然是在汲冢發掘以後。東晉士族經過喪亂逃竄的苦難，放蕩的行爲多少有些改變，《楊朱篇》所表現的極度腐朽思想，顯然是西晉士族思想的特產。
西晉佛學開始發展，佛家說空無，清談家說虛無，旨趣相投，玄學自然要吸收佛學。《列子》書往往與佛經相參，也是造於西晉的一證。或疑《列子》是張湛所自作，按張湛《列子序》詳述得書來歷，似非虛妄，注中疑《列子》書載列子以後事，似不需要詐僞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當是西晉人僞造，因張湛作注而流傳。
東漢和魏初，傳佛教的都是胡僧，漢人拜佛無非是想求福禳災，並不重視它的教義。魏晉間東來胡僧更衆，洛陽佛寺多至十數，中國士族中也開始有人出家學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動則在西晉時)。
朱士行到于闐國求梵書及胡本佛經，在外國二十餘年，歸國後譯出《放光般若經》，宣揚大乘教義。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護遊學西域諸國，通三十六種語言，求得大量佛經，歸國後專心譯經，佛學大行於世。西晉時有不少漢胡人譯經，但法護譯經最多，聲名最大，爲西晉佛教的代表人物。
僧徒不僅以空無宗旨與清談家相呼應，而且還模仿清談家放蕩生活。東晉孫綽《道賢論》，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賢，陶潛《羣輔錄》以沙門於法龍(即支孝龍)爲八達之一，清談家取佛學來擴充自己的玄學，胡僧依附玄學來推行自己的宗教，老莊與佛教結合起來了。
胡僧在漢魏時守戒律而被輕視爲乞胡，至晉時依附玄學而上升爲賢達，佛教的流傳因此前進了一步。當佛教開始盛行的時候，道佛二教的鬥爭也開始萌芽。晉惠帝時，道士王浮與沙門帛遠爭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經》，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發展成一個大論爭，在北朝，甚至發生宗教衝突。
玄學崇尚老莊，是戰國道家學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爲清談家一般是無神論者，《楊朱篇》表現得很清楚，阮瞻並以主張無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並不是信奉佛教，因爲佛教戒律與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離。道教託名老子爲教主，實是戰國陰陽五行學派和方士妖術的支流。它是思想貧乏的一種宗教，但與儒家學派卻有若干聯繫。
東晉和南北朝，表現儒佛道玄四家分離結合，鬥爭調和諸現象，在思想發展史上是戰國諸子大爭鳴以後的又一次大爭鳴。如果說，戰國是原始的唯物論思想還佔優勢的話，那末，魏晉南北朝卻是唯心論思想取得絕對優勢，並且爲唐宋以來的唯心論建立起牢固的基礎。佛教的輸入，對唯心論發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論》、王浮造《老子化胡經》正是這一次大爭鳴的先聲。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準備戰鬥，久被廢棄的墨學也想乘機再起。隱士魯勝注《墨辯》，又作刑名兩篇，闡發《墨辯》的要旨。魯勝其他著述都在喪亂中遺失，只有《墨辯注》得保存，可是墨學所講的同異是非，不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因之不象魯勝所希望的那樣有人來興微繼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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