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看中國的歷史，似乎總給人一種“周而復始”的感覺，一陣混亂，一陣平靜。
當然，學者們不會放過這一現象，各種觀點林立，不過，似乎都沒能完美地解釋：爲何中國沒有出現一個恆久的王朝?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然而，導致這些王朝最終敗落的更深層因素則是民生問題。
表象上看，是底層和上層的對立加劇，尤其是每個王朝都沒能解決土地兼併的頑疾。不過，每個王朝圍繞土地都展開過一系列舉措。因爲，每個開國國君，都會採取減免賦稅的辦法。當然，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了，要知道，戰爭對於農業的破壞是毀滅性的。
然而，每個王朝到了中期，基本都會出現一些改革，大多圍繞的是“稅”。但這些舉措到了最後，不是中斷就是難以爲繼。難道說，這些皇帝絲毫不在意民生?當然，不排除有特別混蛋的君主。不過，無論什麼樣的王朝，都必須藉助一套官僚系統，去維繫國家的正常運轉。
只是，這些官僚並非百姓的代言人，事實上，他們是獨立於皇權之外的力量，在無形之中搶食了地方經濟。其實，這些力量並非橫空出世，而是依附於當地鄉紳，再結合各地地方政權，甚至結交皇親國戚。最終，縱橫交織的力量如蔓枝般延伸到王朝的各處，等朝廷發覺時已沒有了任何控制力。
自嬴政創立中央集權制後，幾乎每個大王朝的覆滅都源於農民起義。那麼，是不是這種皇權制度，導致了後期民生問題的越發尖銳呢?
其實，看這些王朝的歷史，都充滿了各種權力鬥爭，不過，都離不開集權和分權。因爲，皇帝們都想着法兒要一個人說了算，所以，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天下才能真正屬於他們。
然而，士大夫所代表的世家，哪怕是後來通過科舉進軍官僚機構的平民布衣們，他們通過參與朝政，不是單純的效力於皇室家族，而是想在其中多分一杯羹。因此，他們勢必會使用手中被賦予的權力，替自己人說話，替自家圈地。
其實，在科舉制度以前，無人代言那些老百姓，他們唯一可以出頭的方式，大概就是從軍。而在科考制度後，一樣無人替這些老百姓說話。甚至於，寒門出身者一旦跨入了官僚體系，就會自動蛻變爲其中一員。看看這些王朝的中期改革，有哪一次是真正觸及了根本?
而朝廷也是因爲意識到了社會的不安纔會選擇去改，但這些不過是換了個新門面，問題的刺依舊尖銳，且會生出更多的刺。於是，這些披着爲皇族代言外衣的官僚，實際上，就成了皇權外圍勢力網絡上的節點，大家彼此聯結，消耗着國家的資源，同時也分化着皇權。
其實，歷代皇帝和大臣們的鬥爭，不是簡單的軍政大權，更多的是對資源的控制，也就是土地。因爲，到了每個王朝的中後期，這些土地都會“悄悄”的脫離老百姓。老百姓先是無地可種，再就是無糧可吃，他們怎能不站出來爲自己說話?
最終，喪失民望的舊政權，在經歷一段時間的衝擊後便會垮臺，從而誕生了一個新王朝。
對此，也有人會以“士農工商”的等級概念，來解釋爲何國家的發展會出現式微。因爲，國家不重視商業。先來看看這個說法的出處，據《管子·小匡》記載：“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在明朝中後期，商人和官僚的聯盟就是最好的反證。
其實，對於這句話的曲解，不過是讀書人對不讀書人的欺負，尤其是底層老百姓，目的就是馴化他們。也正因如此，纔會讓本應該平起平坐的大家，出現了地位高低。而此說法，則恰恰體現了皇權的“神聖”。於是，一個金字塔般的社會人羣結構被“創造”了出來，僅次於皇族的“士”，不會浪費這個優勢。最後，他們表面上和皇權維繫同仇敵愾，私下卻是加固着自己的家族實力。
以至於，就產生了一個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傳統的商人組織，商會。要知道，在中國商會從一開始就是政府的附庸，成爲了替政府管理、指導商人的政治機構，限制了商人的主動性，打擊了工商業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挫敗了商人的熱情。所以，政府商會的存在，是直接壓制了商人，延緩了商業的發展，不利於獨立的商業文明形成。
本來，底層老百姓只要將皇家伺候好就可以了，現在還有了“士、商”的力量盤剝，且手段更加粗暴。因爲，他們的出發點是本姓家族或者是一個利益團體而不是國家，攫取的是直接資源。
最後，老百姓就不得不反抗了。
於是，在朝廷看來，各地的起義就是在對抗自己的王朝。其實，更多的是這些地方的勢力撬鬆了王朝的基石。但朝廷的統治還是離不開他們，大家本就是共休慼的關係。所以，朝廷只能以削權的方式來抑制。只是，力量一直此消彼長，一旦某方逃離了掌控，就會肆意侵蝕。最終，忍無可忍的百姓只能以推翻政權，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