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晉商的興起和衰弱。
晉商風雲鑑：痛其隕落，哀其沆瀣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潮商、徽商、晉商三大“商幫”，而影響最爲深遠、成就最爲輝煌、財富聚集度最高的，莫過於晉商了。晉商由無到有、由弱至強、盛極而衰的風雲史，也許就是中國古代商業文化高度濃縮。
晉商是就是籍貫在山西的商人的統稱，特別是指明清時期的山西商人。首先，山西煤炭資源儲備豐厚，採礦業起步較早而且發展較快，使得商業發展有一定的產業基礎和資本儲備。其次，山西自古人多地少，單靠耕種很多人無法養家餬口，現實需要逼迫很多人必須背井離鄉，漂泊異鄉，通過運輸、販賣等非農業經營獲取收入。第三，從漢朝開始，山西曾經在多個朝代、很長時期處於中原與西、北少數民族政權交錯相處、拉鋸爭奪的區域，相對較高的人口流動率、社會動盪性，使得“一畝地、三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的小農意識、安穩追求在山西變得近乎奢望，動中求生、動中求財成爲山西人的主流文化。
然而，這些都不足以催生晉商及晉商文化的誕生。因爲在古代社會，如同山西這般烽火不息、居安不易的地方很多，但並非所有的地方都催生出瞭如此輝煌、壯闊的商業帝國。
一種說法認爲，晉商掘來的第一桶金與明太祖朱元璋有關。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在推翻元朝政權，建立大明王朝之後，雖說已經將元朝的殘餘勢力趕到了漠北，但爲了防止殘元勢力死灰復燃，反撲中原，至少有可能騷擾邊境，就不得不在北方邊境駐防重兵。然而，元末明初由於天災人禍、兵禍連年，國家財力極度衰弱，北方邊境駐防軍隊的供給問題讓朱元璋非常頭疼。於是，朱元璋提出就近解決、商爲國用的想法，讓山西商人爲駐防邊境部隊提供糧草、軍械、服裝。當時的山西地處蒙古與中原地帶的交界處，運輸距離短、成本低。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山西商人雖說沒有回來的那般富可敵國，但已經有一些腰包肥厚的財主了。
俗話說“在商言商”“無利不起早”，在商業領域，一個成熟的商人總是利益優先的。山西商人答應做大明王朝的軍需官，當然不會是賠本賺吆喝的吃虧買賣。作爲回報，朱元璋將全國的食鹽專營權給了山西商人。
民以食爲天，食以味爲先，味以鹽爲首。食鹽不光關乎家家戶戶的飯碗，更關乎國家大計和社會穩定。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來看，鹽、鐵始終是必須由國家掌握資源和專營的商品。鹽業獲得的稅收也是歷代朝廷財政收入的重大進項。這並不是朱元璋頭腦發昏，將如此重要的經營權輕易丟棄了。而是相比捉襟見肘的朝廷財政、嗷嗷待哺的邊境軍隊，朱元璋再精明也不得不“剜卻心頭肉，醫得眼前瘡”。
獲得食鹽專營權，遠比皇帝賜一個金飯碗含金量高。千家萬戶的一餐一飯，都要給山西商人的錢袋子裏投銀子。這樣用不了幾年，山西商人就快速囤積了令人驚訝的財富。他們也不再偏安一隅，僅僅只在山西騰挪，而是憑藉食鹽專營權和豐厚的資本、龐大的隊伍、特有的商業技巧和商業文化，殺氣騰騰地邁向了全國。山西商人的稱謂也晉級爲晉商。
關於晉商第一桶金的第二種說法，則相比起朱元璋賜“金飯碗”更久遠一些。當年李淵父子起兵反隋的時候，軍費缺口巨大，當地的一個武姓商人就傾囊相助，拿出了幾乎所有的積蓄資助李淵逐鹿中原。李淵所領導的幾乎是當時全國最爲精銳的軍隊是山西的，那個敢於孤注一擲、傾其所有投資的武姓木材商人也是山西的。這次投資不但獲取了一個唐朝的開國皇帝，也收穫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女皇帝武則天。山西商人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大概就從唐朝就開始奠基了。
第二種說法有歷史依據，但從晉商的發家史來看，武姓山西商人投資李淵父子最大的收穫是政治價值，在商業領域並未取得比出一個女皇帝更高的收益。從唐代到元末，也缺乏晉商如何活躍、如何富庶的史料記載。所以，“第一桶金”來自朱元璋的說法更爲可靠一些。
我們平常說一個人有錢，就會有很多詞語來形容他的財富狀態。最低等次是家底殷實，其次依次是富得流油、腰纏萬貫、富甲一方，而富的最高境界是富可敵國。但“富可敵國”一詞卻不是所有的有錢人都配使用的。即便用了，也多半屬於浮誇和吹噓。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很少有那個人的私人財富可以與國家抗衡。但如果將這個詞用到晉商身上，那就毫無誇張的意味了，甚至“富可敵國”都不足以形容晉商的富庶。
富可敵國只能說財富可以和國家相提並論甚至抗衡，但晉商在其最巔峯的時刻，其能量不僅僅能夠影響國家的經濟局勢，甚至會干涉國家、民族的命運。捧着食鹽專營權的晉商，到了明末已經具備了富可敵國的力量。
清兵入關之前，受產業結構、地理位置的限制，很多物資無法自我滿足，必須依賴商貿流通。這個時候，地處邊境區域，財力、勢力雄厚到不可想象地步的晉商又一次進入了清朝高層的視野。而這些晉商們纔不管什麼民族氣節、社會責任、國家意識呢，只要有利可圖，他們就利用手中的資源和便利，大肆進行雙向販賣，戰馬、鋼鐵、火藥、布帛等清朝緊缺，但對明朝具有戰略意義的物資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了關外。研究歷史的人可能會將明亡清興的原因總結出很多條，但估計沒有多少人會想起清朝能夠強悍入關、問鼎中原，那些山西籍的後勤部長們是功不可沒的。
清朝入關建國之後，自然不會忘記晉商當年“雪中送炭”的卓越功勳。當年的順治皇帝一到北京，就立即以最高等級的皇家宴席隆重招待8位晉商代表。並恩賜給這8位商人官員資格，以“皇商”的身份編入內務府序列。皇商就是持有特殊牌照的商人，其特權之多、機遇之多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在古典名著《紅樓夢》裏，薛寶釵所在的家族薛家就是皇商。如果薛寶釵在歷史上真有原型的話，那麼這個溫婉美麗、精明練達的寶妹妹就多半是晉商的後裔。
客觀地說，晉商對於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是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晉商主要經營領域分佈在運輸和金融上，例如歷史上有名的鹽幫、駝幫、馬幫、船幫，足跡遍及全國，涉及西域。而最讓晉商驕傲的當屬票號業。晉商的票號遍及全國、網點密佈、兌換便利，已經具備了現代銀行業的規模和基本功能。西方的金融學家則直接把山西票號命名爲“山西銀行”。
在明清兩代，山西票號業控制中國的商業和金融業長達五百年之久，天下的有錢人十之七八是晉商。僅從票號業來說，1900年業務達到鼎盛時期，當時全國總共有票號51家，其中43家是晉商開的。重要物資流通領域是晉商控制，京城乃至其他地方的知名店鋪是晉商經營，例如現在仍屬於知名品牌的都一處、六必居等，都是晉商創辦的。
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交通內外的地理位置，善於經營、精於計算的商業頭腦，重大的歷史機遇等等，是天時也是地利，如果算起來也都屬於先天因素。後天努力則有各種商業決策和機制創新。例如，晉商創建了遍及全國的山西會館，建立了“誠信、團結”的商業精神，也探索建立了類似於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股份制的東夥制。但所謂“功夫在詩外”，晉商成功的根本祕密並不在以上這些方面。
其實晉商最擅長做的就是人情文章。晉商的根在山西，但枝葉、藤蔓則伸向了全國各地。在北京以及各地的票號、山西會館，其首要的職責並非商業經營，而是社會公關。在票號業的巨頭日昇昌，就有一個屬於高度機密的賬簿，上面並非記載資金往來和交易明細，而是各級官員的信用額度。幾乎所有的票號業都有一本專門記載官員信用額度的祕密賬簿。他們會利用各種社會關係，詳細偵查所在地方各級官員的出身、潛質、人脈，評估出該官員的“前途”，然後計算出信用額度。只要名冊上有名字的官員，可以隨時根據額度在票號借款。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張之洞早年不得志，想花錢打通關節又苦於沒有銀子，就曾經向日昇昌提出借錢的請求。但年輕時名不見經傳的張之洞，名字並未在日昇昌祕密賬本上，所以就遭到了拒絕。而另外一家票號協同慶則可能是獨具慧眼，也可能是出於“燒冷竈”的投資考慮，爲張之洞支付銀子3萬兩。張之洞後來飛黃騰達，成爲封疆大吏，立即讓協同慶壟斷了兩廣地區的金融業，轄區內所有財稅糧款流通全部由協同慶代理。協同慶自此日進斗金，勢頭直逼日昇昌。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滴水之恩，涌泉相報”的感恩教育，所有人情文章的根源就在“感恩當圖報”上。不光懂得“燒冷竈”，晉商更擅長投資潛力股。不論是京城的還是各地的山西會館、晉商鋪面，均會有意識地關注當地一些天資聰穎、爲人機敏、名聲較好但家境貧寒的年輕士子，在這些人日常生活窘迫或者上京趕考資金匱乏的時候伸出援手。在財大氣粗、揮金如土的晉商看來，出手的往往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的“小錢”，而在那些處於困苦之中的士子看來，則不啻是救人危亡、扶危濟困的齊天洪福。
並不是所有的俊士都有張之洞那樣的飛黃騰達，也並非所有的資助都能獲得“苟富貴，勿相忘”的回報，晉商這種投資潛力股的行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肉包子打狗”的投資。雖然這是一種成功率萬不及一的投資，但即便是小概率也是一種概率。在明清小說裏，經常出現富家千金拿出私房錢資助貧寒學子，甚至以身相許的情節。如果用晉商的投資思維來看，這些公子小姐的橋段極有可能是就是一種投資。
一旦這些被資助過的學子榜上有名，魚躍龍門，從此踏上仕途，那麼內心裏根深蒂固的報恩意識就會將他與當初提供資助的人捆綁起來。甚至不用再收買，不用再賄賂，這個官員及其手裏大小不同的公權就會心悅誠服地爲之提供各種便利。這就好比今天的人們花兩元錢買彩票，只要一旦中獎，那獲當初的投資與得的收益相比，就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了。
不論是因爲武姓木材商資助李淵父子，還是因爲山西商人承攬北部邊防軍隊的後勤供應，總之從晉商掘得第一桶金的發跡根源上看，善做人情文章，特別是構築“官商共營”的格局，纔是晉商成功的根本祕訣。也就是說，從第一桶金的來源裏，就奠定了晉商的商業基因，以至於成爲影響晉商興衰存亡的決定因素。
晉商最後一次“官商共營”的大手筆是喬致庸與慈禧共同寫就的。1900年八國聯軍進北京，慈禧一行狼狽西逃。到達山西境內時，晉商喬致庸盛情款待、禮敬有加，臨走又送了20萬兩銀子的零花錢。後來辛丑條約簽署，連本帶息十億兩白銀的庚子賠款，慈禧指名由喬家票號全權辦理，其回報率之高不言而喻。
能團結是大智慧，會團結是大本領。在晉商的苦心經營下，晉商與明清兩朝的官府高度團結，關係極度密切，幾乎達到了不分彼此、血脈相連、骨肉難捨的地步。而無原則、無底線的團結就會演變成沆瀣。晉商不僅可以牽着各級官員的牛鼻子，也可以影響朝廷決策。甚至一些黑惡勢力也非得投靠晉商才心裏踏實。一旦有事，由晉商居中調解比官員還得力，儼然“黑白通吃”的“第二政權”。
這種官商極度密切不僅嚴重影響了明清兩朝的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也成爲晉商導致最終隕落的致命因素。晉商靠做人情文章、官場公關立足，就難免會捲入官場幫派鬥爭的漩渦。官場人員的榮辱升降，就直接影響着晉商的生死存亡。
因爲具有決定因素的背後是朝廷黨爭，這樣一來，商業競爭、商業智慧就不那麼重要了。朝廷風雲變幻、動盪不安，晉商也就不能在商業經營方面做長久打算，奢靡無度、極端享樂成爲晉商整體精神狀態。從投資方面講，晉商從明朝發家開始到清末衰敗，其主要經營範圍始終主要圍繞運輸和商貿流通，除過煤炭開採外，在製造業等新興工業方面投入甚少。這或許並非晉商財力不夠、遠見不夠，而是晉商們或許已經從他們的商業基因裏感受到了並不容樂觀的未來。
晉商們被逼喪失遠見和商業開拓的一個有力鐵證就是至今依然留存下來的喬家大院、曹家三多堂、常家莊園、王家大院等古建築羣。這些歷史遺留，既讓人們感受了山西民俗、領略晉商文化，也讓後來者有了哀其隕落、痛其沆瀣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