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漢契一體”的觀念是怎麼來的?契丹人如何定義自己的民族?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通過許多方面的分析和考證可以看到，以契丹人爲主體的遼人的思想、意識和觀點，體現相當深厚的“漢契一體”之中華觀念。
一、以炎黃子孫自視
任何民族的族源乃至祖先，都是該民族的重要問題，必然引起自身的關注。契丹族也如此，並有明確的看法。
遼代著名史家耶律儼提出，契丹民族爲“軒轅後”即黃帝后。這位史家以“資滑性巧”，“善伺人主意”著稱。他對這個重大問題作了多少研究姑且不論，但可以肯定，無論如何也不敢輕易作主，更不敢毫無把握地寫在《實錄》裏。退一步說，即使寫進去，如不符合皇帝意圖，審查時也要改正。故軒轅後之說必然反映契丹族，特別是契丹皇帝的意見。
契丹族和漢族，雖各有自己的政權，然而契丹與中原漢族一樣出自黃帝，同是黃炎後裔。於是契丹族便連上“黃炎”這條總根，與漢族同祖、同源。既然如此，那麼契丹族也是中國的民族，中華民族的一員。這種心態，是由國史院起草，宰相耶律儼監修，契丹皇帝批准的《皇朝實錄》即國史鄭重宣佈於世，並留給子孫後代以作垂鑑。
遼人非常欣賞“帝堯清問下民”的作法，“帝堯”就是“唐堯”。聖宗認爲：“上從軒皇，下逮周發，皆資師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賢。”“軒皇”系軒轅氏黃帝。《聖宗皇帝哀冊》裏寫有，契丹“肇分覆載，建立皇王。德惟善政，邦乃其昌。遠則有虞大舜，近則唐室文皇。”“虞大舜”即虞舜。《道宗皇帝哀冊》載：“元孫牢讓，勉臨庶務，難求堯舜之高蹈。”
遼人對黃帝、堯、舜等超人的才能，卓著的政績和愛民、賢能、仁慈等高尚品德，以強烈的感情予以讚美、歌頌，這幾位傳說中的先賢聖哲成爲他們向住、神化的偶像。聖宗根據“事死如事生”的禮儀，於統和十三年(995年)詔，重建“奉聖黃帝嗣，儒州舜關”，並“以時祀之。”上述感情和做法，與中原漢族相比，沒有什麼差距。很大程度表現出中華民族敬祖、尊宗的傳統意識。這不正是血脈一體的情感流露嘛!
二、以中國文化繼承者自許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對此，契丹民族積極汲取仍至繼承的肯定態度，非常明顯。
耶律阿保機建國稱帝不久，在一次會議上問羣臣：“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臣下紛紛表示，應先祭祀佛教。太祖以“佛非中國教”爲理由予以否定。皇太子耶律倍力排衆議，並提出：“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
這種意見，正符合太祖之意。遂決定“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這就確定了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中的優先而又重要的地位。於是儒家思想，正式成爲契丹人和遼政權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其後，遼朝諸帝一直恪守不移。這個民族在儒家思想指導下，積極主動的改造自已的政治、經濟、文化、習俗及民族心理素質。
契丹族及遼政權之儒化速度頗快。至道宗朝，已發展到“禮樂交舉，車書混同”的高度。其中，太宗滅後唐、亡後晉和推行二元官制，聖宗——蕭綽太后一系列政革，興宗修成《禮典》和道宗廣建孔子廟等，都應看作“儒化”道路上不斷前進的里程碑。
道宗學習《論語八佾》時，與老師有一番意味深長的對話。當講到“夷狄之有君”時，不得不停止，因爲下句是“不如諸夏之亡也。”這種帶有狹隘正統觀和民族觀的語言對夷狄契丹，具有強烈的刺激作用。老師恐道宗接受不了，更擔心由此而鬧出意外，故僅說一半就回避了。道宗爲解除噤若寒蟬的老師之顧慮，馬上表示：“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繼續講解。道宗的話，具有明顯的中國文化繼承者的口氣，併爲“夷狄”的契丹，文化上“不異”於華夏——漢族而自豪。
清寧三年(1057)懿德皇后蕭觀音創作了思想性、藝術性頗佳的《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
“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其琛。到處承天意，皆捧同日心。文章通蠡谷，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
詩人蕭觀音不迴避本民族是“夷”，漢族爲“華”的傳統稱謂;但明確提出作爲“夷”的契丹建立的遼朝乘承“天意”，受到大衆擁戴。中國文化在虞舜開創的“盛軌”形式中，契丹族不僅是繼承者，而且是光大者。致使其“聲教”、“文章”傳播到“蠡谷”、“雞林”等邊遠地區，從而出現空前的偉業。作者緊緊掌握時代脈搏，積極謳歌契丹族一貫追求、向住的“華夷同風”之目標。這正是社會現實的反映，歷史規律的體現。《同風》美韻深得道宗讚賞。
遼政權根據時代要求，積極貫徹尊孔崇儒基本國策，故儒化逐漸加深。無怪他們提出，文化上“不異中華”和“華夷同風”等看法，直接表現出他們“漢契一體”的中華觀念。
三、對龍的感情
契丹人與中原漢人一樣，對於傳說中的虛構、神異動物“龍”，也有尊敬、崇拜、向住和恐懼等複雜的心理狀態。
龍字紛紛進入稱謂之中。祖州有黑龍殿。祖陵入口稱龍門。開龍寺繫上京城著名寺廟。東京城南門名龍原門。奉聖州有龍門山和龍山縣。太祖改扶余城爲黃龍府。聖宗改習家砦爲龍山縣。黑龍江兩見於《遼史》。上京城龍眉宮系遼代最早的宮殿之一，諸帝經常在這裏舉行重要活動。上京城南門主要街道稱龍寺街，留守司和鹽鐵司等重要衙屬置於該街之東。
“龍”字與軍隊、官職的關係密切。龍軍是遼軍的一支。著名將領耶律迭裏指揮龍軍參加討阻卜、徵党項、滅渤海等戰鬥。龍虎軍是禁衛軍的一部分。耶律胡呂、耶律題裏姑、蕭奪刺、蕭忽古和蕭酬幹等均擔任過它的最高領導即龍虎衛上將軍。掌握宮廷廝馬的機構稱“飛龍院”，女裏、亞刺和韓杞等曾擔任過飛龍使。
龍象徵帝王。耶律曷魯爲阿保機建國稱帝而大造輿論，說他是“龍的化身”。令官趙一惟稱道宗謂“真龍”。稱皇帝即位謂“登龍位”，皇帝喪車謂“龍轀”，皇帝朝服謂“龍袞”，皇宮謂“龍宮”。“龍”與封建皇權緊密結合，使其蒙上更加神祕的色彩。
遼人留下許多帶有各種龍形的古蹟、文物。慶州白塔門上有二龍戲珠浮雕，蜿蜒如生。朝陽南雙廟遼代石刻崖有大型爬龍、飛龍各一條，張牙舞爪。從建平張家營遼墓出土著名的“二龍戲珠鎏金冠”一頂，龍形逼真。庫倫旗前勿力不格村五號遼墓的器物中，有魚龍形水盂一件，龍紋帶飾二件。奈曼旗青龍山遼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中出土大量器物，與龍有關的共六件，雙龍紋金鐲二、龍形等玉佩一、雕有魚龍形舟的琥珀珍珠耳墜二、鏨有蟠龍戲珠圖案金花銀盆一。遼代，龍的藝術之造型生動，氣勢雄偉。就水平而言不亞於中原。在龍的演化中，呈現“凝重規範”的特點。
早在契丹族“始祖”奇首可汗時，就與龍緊緊聯繫在一起。其後，龍已深入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藝術、宗教、稱謂和習俗等方面，成爲頗深的信仰物。契丹族，龍的藝術如此高超，龍的傳說如此興盛，龍的感情如此深厚，故作爲“龍的傳人”，毫無愧色。
中華大地，龍曾作爲圖騰的標誌，它聯結世代子孫，凝聚人們的心理，在社會意識中佔有相當的地位。中國是“龍的故多”，中國人是“龍的傳人”，龍成爲中華民族重要標誌。龍的傳人、華人和中國人三者早已成爲同義語。這一點已無可辯駁。既然契丹族也是“龍的傳人”，那麼當然就屬於華人、中國人範圍之內了。契丹民族對龍的感情，直接反映出強烈的“漢契一體”之中華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