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岡村寧次說，“和平阻力”爲“以蔣介石爲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爲主體的中央直系軍的抗日意志”。
有46名西北軍將領投敵，幾乎佔到國軍投敵將領總數的二分之一
國軍在抗戰期間的投敵問題，一向爲人所關注。有的網帖諷刺國軍，“抗戰時國軍投敵人數竟然超過殺敵人數”，是爲一大“奇蹟”。甚至還有網友稱，“抗戰國民黨投敵將軍數百個，共產黨一個沒有”。那麼究竟有多少國軍投敵，又各自歸屬於誰呢?對於國軍投敵問題，葉劍英說，從1942年孫良誠投敵開始，至1944年6月，“在抗戰陣營中投敵將領共有將級軍官六十七人之多。”①後來，學者王侃、楊樹標進一步統計，從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99名國軍高級將領投敵。
在投敵將領中，軍銜最高者爲上將孫良誠，任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遊擊總指揮，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孫良誠所屬的西北軍也是投敵將領最多的一支軍隊，除孫自帶的8名將領外，第128師師長王勁哉，與屬下將領9 人;孫殿英、龐炳勳與屬下將領11人;吳化文與部下數人，都先後率部投敵。西北軍投敵將領共46人，幾乎佔到國軍投敵將領總數的二分之一。②東北軍的投敵將領人數僅次於西北軍。東北軍的鮑文樾(曾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中將)等三人，在西安事變後寓居上海，因不甘寂寞而投敵。魯蘇戰區的第89軍副軍長潘幹丞等，則是率部投敵。東北軍投敵將領計有11人。③其他投敵的國軍將領多來自地方武裝、軍統、晉綏軍、粵系或中央軍。
在投敵中央軍將領裏，除了曾任武漢警備司令的葉蓬，在香港隻身投汪;第一戰區旅長賀凱憲在河南率部投降外，只有衡陽戰役後，周慶祥等5人隨方先覺被迫降日(後來大都反正歸來)。他們僅佔投敵將領總數的8%。④在這99人以外，還有數十名東北抗日聯軍、八路軍的師長、團長投敵。如抗聯第1軍軍需部長鬍國臣和政治部主任安光勳相繼於1937年和1938年投降日軍，爲消滅楊靖宇部出謀劃策。八路軍冀魯邊軍區司令員邢仁甫，先在1943年投降蔣鼎文，又在1944年降日。
1943年2月，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率部投降日軍。圖爲吳化文(左二)到南京受到汪僞要員褚民誼等人的歡迎。抗戰中，國軍投敵總數約50萬，其中大都是雜牌軍，中央軍很少那些投敵的國軍將領，有的是失意後，一個人做了漢奸;有的則是率所部投敵。很多投敵事件發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當時日軍加大了對敵後國軍的壓力。作爲游擊區的冀察戰區、魯蘇戰區崩潰，致使魯蘇戰區遊擊縱隊副總指揮李長江、江蘇保安第八旅旅長楊仲華兩部4萬人;冀察戰區孫良誠所部3萬人、孫殿英率所部1萬人，全部做了僞軍。⑤相繼投敵的將領，究竟共帶走多少國軍，無法確知數量。
葉劍英在1944年時說，“僞正規軍的數量約有三十八萬多人，僞地方軍約有四十萬人，全國共計僞軍約有七十八萬人，其中百分之六十二是由國軍投敵的。”⑥或許是以此爲依據，《劍橋中華民國史》說，有“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僞軍去保衛其佔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⑦從以上資料可知，在各種原因下投敵的軍事將領主要爲“雜牌軍”，中央軍的大規模投降只有衡陽一次。
1939年11月，岡村寧次在“關於迅速解決日華事變作戰方面的意見”中曾判斷：“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中國4億民衆，亦不在於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於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內之200萬抗日敵軍，而只在於以蔣介石爲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爲主體的中央直系軍的抗日意志。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⑧岡村的這一判斷，是否合理，自可見仁見智。
汪精衛在僞軍政部長鮑文樾的陪同下檢閱僞軍。註釋：①⑥葉劍英：《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28、329頁;②③④王侃、楊樹標：《論1939—1945年國民政府軍將領投敵之原因》，《黨史研究與教學》2000年第5期;⑤李桂屏：《抗戰時期僞軍衆多原因的深層剖析》，《文教資料》2009年第22期;⑦《劍橋中華民國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650頁;⑧《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上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