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不僅是我黨早期卓越的領導人，而且是學識淵博、勇於開拓的著名學者，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事業中，佔有崇高的歷史地位。1920年10月4日，北京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李大釗爲負責人。
李大釗簡介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七歲起在鄉塾讀書，1905年入永平府中學，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青年時代，目睹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激發了愛國熱忱，立志要爲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奪後，開始發表文章，揭露軍閥官僚的統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災難和人民的痛苦。1913年，含憤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件後，在日本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向國內寄發《告全國父老書》。這時，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1916年回國後，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在《青春》一文中號召青年“沖決歷史之桎梏，滌盪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他積極抨擊舊禮教、舊道德，向當時擡出孔子來維護自己統治的反動勢力展開猛烈的鬥爭。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大釗同志受到極大的鼓舞和啓發。他逐步明確地站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成爲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同志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時年尚不足三十八週歲。
爲紀念李大釗同志，發揚他偉大的共產主義革命精神，中共中央於1983年3月18日將他和他的夫人趙紉蘭同志(1883年——1933年)的靈柩移葬於新建的李大釗烈士陵園。
生平經歷
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赴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科，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
1914年組織神州學會，進行反袁活動。次年爲反對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以留日學生總會名義發出《警告全國父老》通電，號召國人以“破釜沉舟之決心”誓死反抗。
1916年5月回國，在北京創辦《晨鐘報》，任總編輯。旋辭職，任《甲寅日刊》編輯，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1918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號召全國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對運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919年參加創建少年中國學會，任《少年中國》月刊編輯主任。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中國最早比較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三個組成部分的文章。與提倡實用主義的胡適展開“問題與主義”論戰。
1920年3月與前來北京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局長魏金斯基和馬邁耶夫等商談建立中國共產黨問題。10月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11月建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8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主任，在京奉、京漢、京海等鐵路開展工人運動。次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會議後，受黨的委託到上海與孫中山商談“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不久，在孫主盟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10月任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和改組委員。參與籌備國民黨“一大”。
1924年1月被孫指定爲國民黨“一大”五人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後任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長。6月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五大”。11月返回北京，發動羣衆準備召開國民會議，揭露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後會議”。
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與趙世炎等在京組織“滬案雪恥會”，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
1926年3月領導北京羣衆反對日英美等國要求拆除大沽口國防設備的“最後通牒”，18日因組織請願示威遊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緝。北伐戰爭期間協助馮玉祥制訂軍事行動方針。
1927年4月6日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義。著作編爲《李大釗文集》。
李大釗主要事蹟
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三天就傳入中國。當時真正看清十月革命真象及其偉大意義的，首先是李大釗。早在“1918年3、4月間，他就開始向朋友宣傳和介紹十月革命”。(戴鹿鳴:《五四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李大釗》，《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117頁)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釗先後公開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對十月革命的性質和偉大意義作了比較正確的解釋。第一，他認爲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它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他指出，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第二，李大釗認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國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認爲十月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共產主義一定能在全世界實現。他無比興奮地說:“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三，他指出，中國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獲得解放和新生。他說:“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時之亂象遂遽爲之抱悲觀也。”(《法俄革命之比較觀》)
但陳獨秀對十月革命的認識，就和李大釗不一樣。他雖是新文化運動的創始人，但在十月革命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把歐美式的科學與民主作爲他奮鬥的基本綱領。1919年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指德先生和賽先生作者)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路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載《新青年》六卷一號)1919年2月，他開始對十月革命說了些公道話，但仍然認爲十月革命還有“不是的地方”。(《公理何在?》，《每週評論》第8號)隨着十月革命的影響擴大，特別是李大釗的宣傳和介紹，陳獨秀的態度也逐漸明確起來。1919年4月底，陳獨秀寫文章表示歡迎社會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革命》，《每週評論》第18號)開始認識十月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
闡明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最兇惡的敵人
怎樣認識帝國主義和對帝國主義戰爭抱什麼態度，這是衡量一個民族是否覺醒的標誌，也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重要區別。毛澤東曾指出，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纔開始的。”(《毛澤東選集》第266頁)這個開始的傑出代表是李大釗。
1918年11月，北京舉行了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所謂協約國勝利的活動。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搭臺舉辦講演大會，一連講了兩天。當時的社會名流蔡元培、胡適、陶孟和等，在演講中都異口同聲稱讚這次戰爭的勝利是“正義”，“平等”的勝利，是“公理戰勝強權”。一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對英美抱有很大的幻想，認爲“協約國及美國大戰成功，……使國防全無之中國，後此患于軍備之苦，亦以立國東亞”。(《民國日報》1919年1月15日)這種傾向，在當時一部分先進青年和知識分子中間也存在着，他們把美帝國主義當作民主的“象徵”、公理的“化身”。
唯有李大釗闊步登臺，發表了《庶民的勝利》著名演講。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的失敗，十月革命的勝利，我們不應該爲帝國主義集團“協約國”勝利而歡呼，應當爲“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十月革命的勝利而慶祝。11月28日起，北京大學又在中山公園舉辦了三天演講大會，李大釗又一次登臺演講《庶民的勝利》，它就成爲這次演講會的主題，在羣衆中產生強烈的反響。
李大釗在《庶民的勝利》和以後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正確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性質和結果。第一，揭示了帝國主義戰爭是掠奪戰爭。李大釗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性質是“資本家政府的戰爭”;“這回戰爭的起因”，全在資本家國家的擴張主義，“資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爲自己國內資本家階級謀利益”。(《李大釗選集》第121頁)李大釗還闡明瞭對待戰爭的態度，他認爲對待帝國主義戰爭，勞工階級取堅決反對的態度，並且“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資本階級”。(《李大釗選集》第127頁)
第二，指出一切腐朽的反動勢力必然滅亡，人民革命必然勝利的歷史規律。李大釗認爲“二十世紀的羣衆運動”，是“不可擋的潮流”，它將衝破歷史上一切腐朽反動勢力而最後獲得勝利。他說:什麼皇帝口列，貴族口列，軍閥口列，官僚口列，軍國主義口列，資本主義口列，“遇見這種不可擋的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到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地落在地上。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勝利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凱歌聲。”
第三，着重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最危險的敵人。李大釗在1919年元旦發表的《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宣揚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就是“吞併中國主義的隱語”，“是侵略的主義”，“是吞併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這是我國第一次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提出的帝國主義概念。李大釗還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對於中國佔特殊地位，必然要步德國的後塵，發動世界大戰。而“那賣國的官吏，那個不是忙着和外國人勾結，做點合辦事業，吃點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從而尖銳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野心和出賣民族利益的北洋賣國政府的罪行，不斷地激發全國人民愛國熱情。
李大釗這些嶄新的觀點，精闢的論述，深刻的揭露，及時澄消了人們中存在的許多糊塗認識，使中國人民迅速地覺醒起來。一位當事人說:“當時幫助我們瞭解十月革命和國內外局勢的人主要是李大釗同志，”“我們從他那裏得到思想和行動的啓發”。(《五四運動回憶錄》第256頁)匡互生說:“有了《新青年》、《每週評論》等帶強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鐘暮鼓，一向消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從睡夢中驚醒，思想解放自是當然的結果了。”(《五四運動回憶錄》第249頁)尤其使那些尋求真理的先進分子迅速覺悟起像來，很快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思想，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等一批進步青年在李大釗影響下，開始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十月革命。
陳獨秀對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就比不上李大釗那樣明確、深刻，經歷了相信、懷疑和否定的發展過程。他在1918年12月22日《每週評論》發刊詞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看成是“公理戰勝強權”，並且吹捧美國總統威爾遜爲“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由於社會上名流都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公理戰勝強權”，不少青年們受了迷惑;既然連陳獨秀都這麼說，青年學生中受迷惑的人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大學生提燈遊行，竟到段祺瑞住宅前表示祝賀。北京各校學生，不少人跑到美國使館高呼“威爾遜總統萬歲!”後來由於受了李大釗的積極影響和事實的教育，陳獨秀的態度有了轉變。他在1919年2月的《每週評論》第8期上，同時發表了兩則隨(感)錄:一則題爲《威大炮》，把原來他認爲“世界上第一個好人”的威爾遜，貶低爲一文不值的“威大炮”;另一則是《公理何在?》，把所謂“公理”、“民主人代表的協約國，轉而斥責爲剿殺十月革命、迫害反戰英雄李卜克內西的劊子手，並氣憤地連聲直呼“公理何在?!”直到1919年5月18日，陳獨秀在《每週評論》第22期發表評論，對帝國主義本質纔有了明確的認識，他說:“啊!現在還是強盜世界，現在還是公理不敵強權時代!”並且號召人民開展相當的示威運動，徹底剷除“軍閥、官僚、政客這三害”。陳獨秀的上述觀點，由於他是新文化運動創始人的身份，對推動五四運動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遠遠比不上李大釗所起的作用那樣深刻、廣泛和強烈。總之，在五四運動前，達到李大釗這種認識的先進分子，還是極少數。
提出了“直接行動”的口號，催生了五四運動
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國主義策劃召開了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在會上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特權，廢除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正義要求，遭到否決，卻把德國在山東強佔的一切權力全部讓給日本，使我國主權受到極大威脅。到2、3月間，帝國主義侵略行徑越來越露骨，民族危機日趨嚴重，而軍閥政府又腐敗不堪、軟弱無能。一批愛國青年深感宣傳、揭露已不能適應日益緊迫的鬥爭形勢，需要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這時，李大釗多次向愛國青年介紹國際工人運動情況，提出了“直接行動”的思想。“直接行動”的思想，振奮和激勵着廣大愛國青年，逐漸醞釀着即將到來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風暴。5月1日，李大釗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五一節May Day雜感》重要文章，第一次公開提出採取“直接行動”的方法跟敵人鬥爭，推動了羣衆的革命行動，五四運動的發生就將成爲勢不可擋的事。
當然，陳獨秀在5月4日出版的《每週評論》隨感中，也提出了“直接解決”的思想，但在五四之前，學生們不可能看到這文章，對五四運動爆發不可能產生直接的影響。當然這對推動五四運動深入發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總之，李大釗通過演講和撰文，宣傳了馬克思主義，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悟，指明瞭鬥爭的目標，爲五四運動的爆發，準備了正確的思想指導和精神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