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1513年—1578年)，字肅卿，號中玄。漢族，新鄭人。中國明代嘉靖、隆慶時大臣。嘉靖二十年進士。朱載垕爲裕王時，任侍講學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徐階薦，拜文淵閣大學士。
明神宗即位後，高拱以主幼，欲收司禮監之權，還之於內閣。與張居正謀，張居正與馮保交好，馮保進讒太后責高拱專恣，被勒令致仕。萬曆六年死於家中。萬曆七年贈復原官。著作有《高文襄公集》。
仕官曆程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爲避元末亂遷徙新鄭高老莊村。出身官宦世家，從小受到嚴格的家教，“五歲善對偶，八歲誦千言”。稍長，即攻讀經義，苦鑽學問。十七歲以“禮經”魁於鄉，以後卻在科舉道路上蹉跎了十三個年頭，才於嘉靖七年(1528年)考中進士，選爲庶吉士。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授任翰林編修，九年考滿，升翰林侍讀。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裕王朱載垕開邸受經，高拱被選入府進講。此時皇太子已歿二年而新儲未建，朱載垕與其異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論序當立朱載垕，而嘉靖帝似矚目景王。朱載垕前途未卜，朝廷上下議論紛紛。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調護，給朱載垕很大寬慰。
重爲首輔
嘉靖四十五(1566年)，因首輔徐階推薦，拜文淵閣大學士。十二月十四嘉靖帝駕崩，朱載垕繼位爲帝，封高拱爲少保兼太子太保。不久，高拱與徐階反目成仇，竟至相互攻訐，後爲胡應嘉、歐陽一敬所逼退。
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退休歸鄉。
隆慶三年(1569年)，張居正與太監李芳等合謀，奏請復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後，不顧臘月嚴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學士兼掌吏部重新登臺。言路原多與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應嘉聞高拱復出，驚嚇破膽而亡，歐陽一敬也在解官歸田途中鬱郁而死，一時人心惶惶。高拱通過門生腹心散佈言論，安撫言路諸官說，“徐階昔日對我有恩情，後來因爲小事不睦，不足以怨恨”，“我自當徹底改變過去不好的思想和念頭，與諸君共同治理朝政”。言之鑿鑿，頗爲大度，於是人心稍安。
當時接徐階任首輔者爲李春芳。李春芳爲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雖無失措之舉，卻總顯得氣魄、才力不足。高拱仗着自己是朱載垕心腹之臣，慨然以天下爲己任，發揮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
隆慶四年(1570年)八月，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慄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御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佈置周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
隆慶四年(1570年)十月，俺答汗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率所屬阿力哥等十人前來求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奏上，朝議紛然，多以爲敵情叵測，不能貿然收留把漢那吉。高拱與張居正卻一致支持王、方意見，請奏朱載垕加封那吉指揮使，並“厚其服食供用”，以誠相待，結得其心，朱載垕準旨。接着高拱又命邊臣讓把漢那吉穿錦衣、坐華車、騎好馬，前呼後擁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曉明廷厚待其孫，深受感動，遂決意與明朝和好，請封貢之事。此議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對派援引宋朝講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機，將極力反對與俺答汗結好的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息異議。他又發內閣舊藏明成祖封瓦剌、韃靼諸王故事，揀發兵部，力主封俺達汗爲王，這種將蒙古與中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批評反對派：“你們這些人喋喋不休，難道是國家籌劃輕重厲害嗎?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遂無敢復言者。同年，貴州撫臣告土官安國亨叛，請進剿。高拱不輕信是言，經深入察查，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言以幸功也”，便專派員前去安撫釋嫌，避免了一場兵戎相加。
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明廷封俺答汗爲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爲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有差。八月，明廷又準與俺答互市。時陝西三邊總督以該邊不同宣、大，不欲通貢互市。高拱擬旨切責。不久陝西三邊也開貢市。幾個月之間，邊陲晏然，沒有一個蒙古人侵擾，邊境百姓丟掉戈矛而拿起鋤頭耕作，關城熄滅烽火可以安枕，從此基本結束了明朝與蒙古韃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在滿朝爭議的情況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圓滿地解決這一先朝遺患，與高拱等的着力贊襄是分不開的。在議貢過程中，主通貢互市的總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後，一面在朝廷力稱崇古議，一面抱病修書崇古：“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使崇古受到極大鼓勵和寬慰。方逢時因封貢事曾面會俺答下人，遭人彈劾，說他“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力斥其謬，“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泄也”，保護了方逢時，使他免受貶謫。朱載垕以其“殫忠遠謀，勞績可嘉”，進高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改建極殿大學士。
封貢事既成，高拱猶居安思危，擔心邊方兵將因無事而疏怠偷安，再壞邊備。他一向主張“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強調自強。於是再上疏，“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明白開報，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則與過去戰時擒斬同功論賞;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則罪如失機論處。”朱載垕讚賞這些意見並採納，兵部遂一一制定具體措施行之。以後的幾十年中，西北邊境始終安定，無大擾，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兩廣、雲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隆慶初，廣西古田壯族人韋銀豹等據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撫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薦殷正茂爲總督往剿。正茂任法嚴、善戰，但性貪。高拱說：“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其實，他在用正茂的同時，已着眼於提擢、培養本省人才，在兩廣郡縣中“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引導民風向上。不久，果然“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人都以高拱爲善用人。
專橫招議
高拱勵精圖治，不數年內，政績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許，負氣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爲之辟易”，很是專橫跋扈，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這一面，造成了他與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來物議，釀成了以後被逐的悲劇。
先是在隆慶四年(1570年)七月，曾也是裕府舊僚的大學士陳以勤，因與高拱有小嫌，又見高拱在內閣不可一世，恐終不爲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罷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因高拱挾私憾考科道，上疏請止。高拱不悅，與之相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趙貞吉庸橫。趙貞吉也抗章劾拱。朱載垕眷高拱竟令趙貞吉致仕。趙貞吉曾因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如真宰相，請李春芳謀與掌都察院，以遏高拱全力，李春芳答應了。趙貞吉離開後，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階事與高有隙，遂於隆慶五年(1571年)五月乞休歸田。
高拱接任首揆，越發趾高氣揚。當時殷士儋入閣輔政。殷士儋也是高拱在裕府時的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提拔。後取中旨入閣，高拱不悅。後有人劾高拱心腹張四維，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韓楫相脅。殷士儋不能忍，在內閣當面詬拱：“若先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此座耶?”說罷竟揮拳擊高拱。隆慶五年(1561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驅出。這樣，舊輔除張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淨。高拱位居極品，頤指氣使，專擅國柄。
逐歸田裏
高拱與張居正供職時國子監相識，二人志趣相投，相期將來入閣匡扶社稷。但當嘉靖帝去世當天，當時的朝廷首輔徐階只召自己門生張居正共同寫就嘉靖遺詔，並未通知已是閣臣的對手高拱，二人頓生齟齬。此外，在隆慶五年高拱的親信傳言張居正接受徐階三萬兩白銀賄賂以救他的三個兒子，二人心中誤解日益加深。張居正暗中和對高拱不滿的秉筆太監馮保同盟。
隆慶六年(1572年)正月，以高拱爲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然而他專橫更甚。加之其門生韓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門，狐假虎威，專以博戲爲務，人都惡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後漸狎奢，常對人曰“日用不給，奈何?”門生、下僚聞之，爭相進獻，“賕納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議。御史汪文輝上疏譏刺時事，語連高拱，高拱召而罵之，亟補寧夏僉事以出。尚寶卿劉奮庸也上疏糾拱，給事中曹大野則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權報復、排斥善類、超擢親戚鄉里門生故舊，以及親開賄賂之門等等，朱載垕不聽。二人皆謫外任。
是年五月，朱載垕病危，召高拱、張居正及高儀三人爲顧命大臣，穆宗握著高拱的手說：“以天下累先生”。朱載垕去世後因遺詔問題，高拱計劃發動百僚驅逐馮保，雙方正式決戰。
明神宗朱翊鈞即位後，張居正指使神宗“大伴”已是司禮太監馮保在皇貴妃和陳皇后面前將高拱曾在內閣說過的一句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改爲“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宣稱高拱謀擁立藩王，皇貴妃和陳皇后大驚。六月十六日早朝，“召內閣、五府、六部衆至。”，切責高拱擅權無君，到會極門，太監王榛捧旨宣讀：“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專。不知他要何爲?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致被罷官，高拱聽旨後，“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從後趕來的張居正將他扶起。馮保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於死地。幸賴吏部尚書楊博、御史葛守禮等力救，張居正“貽書相慰安，乃止。”高拱得免於難。
萬曆五年(1577年)，張居正回故鄉湖北江陵葬父，路過高拱的故里，專程探望高拱，兩人相見掩面而泣，感慨不已。臨終前高拱寫了《病榻遺言》四卷，記述張居正勾結馮保陰奪首輔之位的經過，將張居正描述爲陰險刻毒的人物，大罵張居正“又做師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萬曆六年(1578年)十二月，高拱在家裏去世，葬縣城北郊今閣老墳村。萬曆七年(1579年)，以“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復原官。張居正死後，《病榻遺言》刊刻，此書在北京廣爲流傳，催化了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清算。
萬曆三十年(1602年)，詔贈高拱爲太師，諡號文襄，蔭其子高務觀尚寶司司丞。
學術思想
高拱不囿於先儒成說，以爲“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直斥程朱理學“遠人情以爲天理”;他很贊同同時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觀點，認爲理在事物，無其事即無其理。他對“權”字更有一套獨到的見解，把“權”與“經”比作秤上的“錘”和“衡”，兩者關係是“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爲正也”。即：權和經是對立的統一體，凡事皆有經，其事實行時應認真權一下，使權與經得以統一。在“義”和“利”的問題上，認爲“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皆利”，只要擺正義和利的關係，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觀點。他還認爲正因前人沒有把握住這種關係，才造成“經制之略置之不講”，善理財者不聞，禍國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視理財，重視有關國計民生的政務，主張務實。他的學術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務、取得政績的思想根源。
歷史評價
朱載垕：“且值國家多事之時，先爲社稷萬年之計。乃通海運，乃飭邊防，乃定滇南，乃平嶺表。制降西虜，坐令稽顙以稱藩;威撻東夷，屢致投戈而授首。蓋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勳;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濟非常之事。”
朱翊鈞：“銳志匡時，宏才贊理。當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撓。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謀身近拙，實深許國之忠;遺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畫得羌胡之要領，箸籌洞邊塞之機宜。化椎結爲冠裳，柔犬羊於帖服。利同魏絳杜猾夏之深憂，策比仲淹握御戎之勝算。在昔允資定力，於今想膚功。“高拱博大精詳，淵宏邃密，經綸偉業，社稷名臣。……慷慨有爲，公忠任事。迨殫內寧之略，益宏外御之勳。嶺表滇南，氛淨長蛇封豕;東夷西虜，煙消堠鷺庭烏。洵稱緯武經文，不愧帝臣王佐。”
張居正：“今少師中玄高公，相肅皇帝(嘉靖帝)及今天子(隆慶帝)有年矣。……虜從庚子以來，歲爲邊患，一旦震懼於天子之威靈，執我叛人，款關求貢。中外相顧駭愕，莫敢發。公獨決策，納其貢獻，許爲外臣，虜遂感悅，益遠徙，不敢盜邊。所省大司農芻粟以鉅萬計。曹、沛、徐、淮間，數苦河決。公建請遣使者按視膠萊河渠，修復海運故道，又更置督漕諸吏，申飭法令。會河亦安流，舳艫銜尾而至，國儲用足。是時方內乂安，四夷向風，天下歙然稱治平矣。”“公虛懷夷氣，開誠佈公。有所舉措，不我賢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準於理;有所彰癉，不我愛憎，一裁於法;有所罷行，不我張弛，一因於時。……身爲相國，兼總銓務，二年於茲。其所察舉汰黜，不啻數百千人矣。然皆詢之師言，協於公議。即賢耶，雖仇必舉，亦不以其嘗有德於己焉，而嫌於酬之也;即不肖耶，雖親必斥，亦不以其嘗有惡於己，而嫌於惡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當心，應若響答。蓋公向之所言無一不售者，公信可謂平格之臣已!”
孟森：“高拱亦政事才，不失爲救時良相。”“隆、萬間軍事頗振作，高拱、張居正皆善馭將。”
鄧之誠：“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爲最成功，雖成於王崇古，而主持者則拱也。隆、萬以後，韃靼擾邊之患遂減。”
牟鍾鑑：“隆慶三年到六年，在穆宗充分信任與重託下，高拱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洗刷頹風、振興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清整吏治、選儲人才、安邊強兵等方面都頗有建樹，使明朝多年因襲虛浮、積弊叢生的內政外交，有所改觀，生出一股清明剛健的新風。”
韋慶遠：“高拱內恃皇帝的殊眷，外用本身的識見和魄力，叱吒風雲於隆慶中期以後的政壇，進行了重要的整頓和改革，爲其後的萬曆朝十年大改革奠下基礎。”“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識見、最敢於改革舊制，而又能妥慎制定符合實際需要新規制的吏部尚書。他任職的兩年半中，所謀劃和推行的新法，實爲明代人事制度掀開新的一頁。”
個人作品
高拱素好讀書，爲文不好詞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稿》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製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等等，後人輯爲《高文襄公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