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宗教的穩定性
寺院的內在穩定性是少林派武術得以在寺院中長期發展和延續的保障，不至因戰亂和朝代更替使其中斷和停滯。寺院的超世俗性又使得武術脫離世俗觀念的糟粕靜心參悟武術的真諦，久而久之形成獨具特色的少林派武術。少林武僧因爲受佛教尤其是禪宗的影響，而佛教禪定是佛門重要的修煉方式之一，所謂禪定即：調和身、心、息，克服雜念、昏沉，苦樂皆舍，萬慮俱捐，心如明鏡止水，清靜澄徹。少林武僧內心的內在穩定性和超世俗性表現在習練武術的方式和理論都與佛教的禪定大致相同。少林派武術講究“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練氣的形體動作，一是所謂的動功，仿動物之熊經鳥引，二則借禪修之打坐入定，維持一種姿勢，持續較長時間中，意識集中，調整呼吸，以意識引導呼吸，以達到內氣充實的效果。這氣既是一種實在的物體，也是一種潛在的稟賦。內煉功的許多坐姿是模彷彿教入禪的各式打坐在樁法練習中，首先要求做到的是：身形端正，凝神靜氣，寂靜調息，掃盡情緣，以達到雜念不生之境。據《少林七十二藝練法》載，妙興大師談練功習技有：“……老衲謂無論練功習技，必須養氣，氣沛則神定，神則則力足，力足則百體舒泰”。
2.禪宗和武術二者的共性“悟”
禪宗作爲佛教的一個流派在中國得到較大的影響，“不立文字、觸物即佛”，這種“不立”與“皆立”的思想，對少林派武術是有很大的啓示的。禪宗，既不主張讀經，也不提倡繁瑣的儀式，摒棄了漸修的傳統修行方式而是在仔細觀察和深刻思考事物時的一種對“終極存在”的認識即“頓悟成佛”，所謂“頓悟”就是指對於外界事物超越時空的一剎那間的大徹大悟，從而形成“棒喝”﹑“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重直覺頓悟輕邏輯分析的思維方式和修行模式。武術自身的傳承方式和練習模式與禪宗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二者能夠以“悟”爲紐帶。“直指佛心”的“悟”，可以說是少林派武術對佛教借鑑的精華部分，從而形成了少林派武術禪拳互通﹑以禪導拳、以武悟禪的的獨特練習模式。二者的這一共性“悟”拉近了少林寺與武術之間的距離，可能爲少林派武術在少林寺寺院內誕生提供了很好的心理認同;二者自覺不自覺的相互作用，必然互相促進了對方的發展和傳播。
3.宗教的神祕性
宗教的神祕性爲少林派武術蒙上了神祕的面紗，迎合了民間文化的需要。神話是宗教的發源地，是宗教意識最早的表現形態，在原始神話中就已經包含有後來成熟完備的宗教主旨的萌芽。禪宗也不利外，雖然擺脫了繁瑣、高深的理論和嚴格的修行戒律，迅速適應了中國社會，但絕大多數人卻沒有真正理解禪宗，人們對禪宗的“涅磐樂果”充滿了神祕與幻想。少林派武術中有許多關於神助、神授的故事，如僧稠學藝、邊澄學藝、以及緊那羅護寺等。這些故事出現的初衷可能各不相同，相同的是無形中使少林派武術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明顯高於其它非宗教影響下的流派。少林派武術的神祕化迎合了中國民間文化心理的需要，爲少林派武術的發展拓寬了空間，同樣，少林派武術的發展對佛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也起到了積極的宣傳和推動作用。
4.娛樂、健身的需要
少林寺因地處少室山陰而得名，山上森林茂密環境清靜優雅，但另一方面常有猛獸出沒。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必須採取有效的搏鬥方式與之鬥爭，於是爲武術的誕生提供了主觀能動性。僧衆的修行方式以靜坐頓悟爲主必然對身體健康造成威脅，再加上修行的枯燥單調，出於健身娛樂的需要，少林和尚在食餘飯後以武爲樂、以武建身，可以說武術是作爲當時少林寺的一種體育活動，以強身娛樂爲目的進行一些“大比武”促進了少林派武術的發展。《續高僧傳》載：“宮中常設曰百僧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
5.禪宗的寬容性和世俗性
佛經教義要求人們“四大皆空”“六根皆靜”修道期間，斷絕與家庭和社會的來往，甚至徹底超越文化的領域。這種修道的境界，只能作爲一種理想，很難與現實生活結合起來，所以，人們也就在非本質的情景中尋求佛的通俗化。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達摩與慧能等人的銳意改革，使佛教特別是禪宗有了其他宗教少有的寬容性和世俗性。這爲少林派武術在佛家寺院中植根生長提供了可能，也爲少林派武術汲取民間武術精華和民間武術走進少林提供了思想基礎。禪宗寬容性使與道教結合緊密的武術得以在寺院中生存提供了前提;世俗性使得少林武僧得以從民間武術中採衆家之所長從而使少林派武術得以快速全面發展。
6.戰爭對少林派武術的促進作用
少林寺自建寺起一直受皇家封賞，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產，“寺奪民舍，三分且一”，佛教特權勢力的不斷擴大，寺院主人對於進入寺院的農民和低級僧侶必須嚴加管教。少林寺作爲一個獨立或者說半獨立性質的“佛國”實質上是一個地主集團，必然代表了地主階級的利益。由於朝代更替或政府腐敗時期戰爭頻繁，苛政賽虎，農民生活舉步維艱，“假慕沙門，實避調役”，數以萬計的涌入佛門寺院，再加上北魏境內連續不斷的出現以農民和僧侶的大起義，譬如創寺的第二年(公元497 年)發生的定州王金鉤爲首的農民起義，在這樣一個客觀歷史背景下，少林寺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必然促使少林僧兵參與階級鬥爭，充當階級統治的工具。根據當時歷史背景，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少林寺創立之後，以僧稠爲首的僧人習武之舉，完全是一種時代需要和普遍的佛門需求。所以，北魏時期，甚至推延至隋朝末年，少林僧人的習武舉動與當時的其他諸寺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故不能視少林寺有別於其他寺院的門派特色。而且僧稠也非少林拳的代表人，正如程衝鬥《少林棍法闡宗》所云：“嘗考海內無武僧，唯少林寺者，重護教也。”。但是，少林寺拒賊，護廟，保護其利益和地位的動機和行爲對少林派武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也說明了階級鬥爭是少林派武術形成的一個重要的外因。2民族鬥爭。少林僧兵在明代的參與民族鬥爭，特別是參加抗倭戰爭，屢建殊勳，爲少林寺、少林僧兵、少林派武術聲名威震中國。這是少林派武術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少林派武術真正發展和顯揚的重要契機。
7.民間武術豐富和發展了少林派武術
少林派武術是在民間武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民間武術是其發展的土壤。少林派武術一方面在保家衛國、護院的鬥爭中積累經驗，另一方面是作爲寺廟使得一些民間高手爲躲避世俗的懲罰或逃離世俗痛苦而遁入佛門，久而久之使得少林派武術吸收了民間的衆多拳械技術後，在禪宗思想、修行模式和哲理的影響下發展成爲內容豐富、技術全面的一大流派。少林派武術與民間武術的交流和吸收表現在：1.宋代。方丈和尚福居爲提高衆僧的武藝，邀請中國十八家武林高手會集少林寺，交流武藝，擴大了少林寺的影響。對佛教的傳播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從朝廷的政治倚重中游離出來，複雜的各種社會矛盾激盪使少林派武術進一步依託於廣袤民間，由此獲得自身的發展動力，這是少林派武術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而且在宋代，少林寺可收容俗家弟子習武，可見其與民間交流很頻繁。2.明代。少林已有猴拳之記載。《嵩遊記》中說，當時少林武僧獻技時，其中的猴拳表演“盤旋躥躍，宛然一猴也”。後人據此將猴拳歸入少林一派。另外抗倭名將俞大猷攜宗擎、普從二僧從軍學藝，教授劍技。三年後，由宗擎再傳少林寺僧近百人，俞大猷復授《劍經》真訣勉勵之，豐富和發展了少林棍術。3.清代。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家國觀念的影響，使得忠於明朝的一些武術高手其中包括一些明朝舊臣或避難少林寺或遁於深山密林在民間組織各種祕密的反清教會、幫會，他們利用少林派武術、宣傳少林派武術，使少林派武術在社會上流傳的速度加快。清庭禁武不僅沒有使少林派武術在社會上的傳播因禁教而終止，也沒有因壓制而停步，相反傳播規模和範圍更大，甚至超過明代。蕭一山《近代祕密社會史料·洪門問答書》：“武從何處學習?在少林寺學習。何藝爲先?洪拳爲先民，有何爲證?有詩爲證：猛勇洪拳四海聞，出在少林寺內僧;普天之下歸洪姓，相扶明主定乾坤。”萬曆年間師承洪轉和尚的少林鉅子程宗猷終於寫出了《少林棍法闡宗》，茅元儀讚不絕口，稱棍法皆以少林爲宗(《武備志》)。吳殳說程“竟以其棍爲槍”(《手臂錄》)也不爲過，其實程的師傅洪轉和尚曾著有《夢綠堂槍法》一書，又據《陣記》所載，少林棍中的後堂棍確實是夾槍帶棒的。以上可以看出宋、明、清時期民間武術對少林派武術內容的擴充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是少林派武術進一步發展壯大又一重要外因。
8.地理位置
中國疆域遼闊，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諸多文化中的主幹文化。河南又是民族傳統體育之主支——武術的重要發源地，馳名中外的少林拳、太極拳就發祥於此，可見中原文化積澱之深。中原大地北有殷墟遺址、南有九朝、七朝古都，中原政治經濟文化的發達使少林寺依靠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成爲重要的佛教場所和會武場所，使得僧俗匯聚一堂研究經典、推敲佛法，切磋技藝。少林寺的地理位置在封建時代一直處於歷朝歷代首都的附近，隋唐是少林寺揚名天下的重要歷史時期，自此始少林寺就成爲一個獨立於地方管制的擁有大量封地的“莊園”，財產和收入自然不薄。朝代更替的連年戰亂民不聊生的狀況就迫使少林寺周邊區域的羣衆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林寺，少林寺出於保護自身既得利益必然會成立專門的組織——僧兵用來看家護院;另一方面，唐武宗滅佛致使禪宗大興直至近代，宋遼元時期對於佛教政策也比較緩和，宋代儒道釋三教的滲透，明清時期雖然是佛教的衰微時期但是其中禪宗和淨土宗最爲流行，少林寺作爲“禪宗初庭”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且它歷來與皇家保持一致因而備受皇家恩寵，這也是少林僧兵作爲專門組織存在的必然性的另一重要因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決定了少林寺擁有僧兵以及僧兵“保國護院”的作用和功能，在揚少林寺之名的同時勢必推動和促進少林派武術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