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晚，華策集團出品的時代報告劇《我們這十年》的首個單元《唐宮夜宴》在多家衛視和平臺播出。首播的故事，就以爆款舞蹈《唐宮夜宴》爲背景，講述這支舞蹈以及背後鄭州歌舞劇院舞者們的故事。
牛年春節，鄭州歌舞劇院創排的古典舞《唐宮夜宴》“牛氣沖天”，吸引了全國乃至全球觀衆目光。《我們這十年》播出的第一個單元，就以《唐宮夜宴》的故事爲背景。
故事一開始便是70年代位於河南某地的考古現場，考古人員小心翼翼地挖掘着文物。經過清理修復，這些文物最終變成了博物館裏一組樂俑。鏡頭切換，白百何飾演的鄭州歌舞劇院舞蹈編導陳冉，正靜靜欣賞着這一組樂俑，她腦海裏浮現出《琵琶行》，漸漸有了《唐宮夜宴》這支舞蹈的影子。
鏡頭再一轉，來到鄭州歌舞劇院。演員們正在復排《水月洛神》這支舞蹈。
《唐宮夜宴》的主角，張慧雯飾演的舞者易文豔，正是以鄭州歌舞劇院包括易星豔在內的多位舞者爲原型。劇中的易文豔，辛苦多年仍然是替補，“爲什麼我只能跳替補?《風中少年》我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從替補跳到了主舞，這《水月洛神》又讓我從零開始給別人當備胎。”
十多年後，易文豔終於從羣舞跳到領舞，從主演跳到首席。跟她一起的舞者有的結婚生子，有的轉行，有的晉升。只有她一直堅守在首席位置上從來沒有停下。
有易文豔這種爲了理想一直堅持的，也有林蓓蓓這樣志不在此的舞者。林蓓蓓天賦甚高，卻吃不了苦，認爲即使成爲首席，也就一個月六七千的收入，“窮哈哈的工作，就是悲劇。”
林蓓蓓一角，折射出當下一些文藝院團的現實，收入不高卻要付出很多。這裏的年輕人到底是繼續堅持不值錢的夢想，還是跟現實妥協?
《唐宮夜宴》篇編劇任寶茹回憶，她本身是鄭州人，對鄭州的文藝院團生態比較瞭解，她在和另一位編劇高璇聊的時候就在想，《唐宮夜宴》這出舞蹈火了，那我們寫什麼?背後的故事能不能支撐4集的內容?故事中如何體現這十年的文化建設?體現文化自信?
任寶茹和高璇在對鄭州歌舞劇院進行採訪後找到了方向。讓兩人敬佩的是，院團舞者們的收入並不高，首席年收入僅6萬。卻在市場、人才以及資金都不佔優勢的情況下，做出《唐宮夜宴》這樣一個爆款。
“我們倆去採訪的時候，切實感受到她們的驕傲，我覺得有這樣的精神面貌，來自於他們對傳統文化的自信。他們將中國傳統文化找到了最好的現代表達。這就是我們寫《唐宮夜宴》一個核心的東西，寫舞蹈背後的人，寫光鮮背後的困和窘。這些人，是這十年來文化和文藝界最好的代表。”
任寶茹說，我們不是寫一個舞蹈編排過程，而是希望通過舞蹈的編排，串起一個地方文藝院團十年的發展。這些舞者，表面看是很高光的演員，其實背後是每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非常有煙火氣的人。通過這十年中她們的工作、生活的變化，折射整個行業生態的發展。
作爲時代報告劇，《我們這十年》用11個篇章串聯起了新時代下普通人的奮鬥故事，通過小切口反映大主題、小人物折射大時代，不僅是過去十年輝煌歷程的回眸總結，更是對未來中國發展宏偉藍圖的美好展望。
“這是一部新時代或者說我們這十年藝術的畫卷，作品從中有藝術創造，也飽含文化內涵，我相信能夠受到大家的歡迎。”總編審程蔚東說。導演毛衛寧不僅是《我們這十年》的藝術總監，還帶領團隊拍攝了《一日三餐》《礪劍》以及《西鄉明月》等三個單元。
回憶此次的創作過程，毛衛寧感慨，影視劇是在一個固定的方寸裏投射，過去我們會把它當成畫框，因爲我們作爲觀衆會從中看到許多故事，後來我們把它變成窗戶，因此觀衆看到了很多別人的故事，“但是今天我們希望讓它成爲鏡子，我們相信你們會在這個片子裏面看到自己。”
所謂鏡子，在主創團隊看來，《我們這十年》雖然有一個宏大的命題，但聚焦的是每個普通人，有掃黑一線的警察、抗疫一線的社區工作者，也有到新疆支教的老師、回到農村的“農創客”。通過塑造富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小人物形象聚焦新時代發展，講述了“接地氣、有溫度、有共鳴”的中國故事。作爲國家廣電總局給出的“命題作文”，《我們這十年》並不好拍。總策劃張曉東坦言，去年接到這個任務的時候完全一頭霧水，根本摸不到邊，“這十年變化太大，改革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書寫，那到底從哪些地方入手?”
爲了打造這部作品，出品方華策影視邀請了包括劉戈建、郝巖、任寶茹、高璇、周萌在內幾十名編劇以及毛衛寧、侯京龍、王逸偉、劉海波、劉雪松、安建、滕華濤等多名頭部導演。確定了11個故事後，編劇團隊再進行深入採訪。
紅星新聞記者瞭解到，劇中所有故事、人物都有真實的原型。如《唐宮夜宴》就以河南衛視的爆款節目爲原型;《心之所向》中的“農創客”濃縮了多名回鄉創業的“農創客”影子;《沙漠之光》則以在埃及進行光伏電站建設的工程師爲原型……
確定了主題方向，並不代表好的故事就一蹴而就。毛衛寧回憶，《一日三餐》是最早確定的主題，講述2012年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後的變化。毛衛寧和編劇郝巖一開始在聊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八項規定”是規定黨員幹部的，那黨員幹部應該成爲這個戲的主角。郝巖便構思了一個領導幹部“回鄉記”，通過他回鄉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來談“八項規定”對他的影響。
“印象中他寫了5稿，但都不行。郝巖那個時候已經崩潰了”，毛衛寧回憶，當時已經半夜兩點，他想了半天，不行，不能讓他躺平。於是半夜給郝巖打電話。“我說我們再聊一聊，這個戲是給觀衆看的，不是一個專題片，不是講黨員幹部應該如何以身作則。而是‘八項規定’到底給人民羣衆帶來什麼?我們換一個思路，講‘八項規定’這十年來給人民羣衆帶來的影響是什麼。”
當時，兩人還聊到《茶館》，這部話劇反映了三個時代的變化，那能不能借鑑?這一聊，就從凌晨2點聊到6點。
最終，兩人找到一個思路，不寫黨員幹部，就寫“八項規定”給一個餐廳帶來的改變。“終於把編劇點燃了，我說‘你也別睡，寫吧，我在這裏等着。’”郝巖掛斷電話就開始寫，最終在中午12點交了大綱。幸運的是，這一稿順利通過，那天剛好是大年三十前一天。
大綱通過後，郝巖在家裏過了除夕，大年初一就被毛衛寧從大連派到廣東去體驗生活，採訪餐館經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