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曾與魯迅並肩戰鬥過的學者林語堂在美國紐約揮筆寫下了悼念文章《魯迅之死》，言辭深切，令人動容。魯迅與林語堂二人曾一度是志同道合的夥伴，但後來卻十分高調地鬧不和，究竟是什麼原因？
1924年11月，《語絲》創刊，魯迅和周作人做了語絲派的首領。魯迅曾兩次主動給林語堂去信約稿，林語堂遂成爲《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 因爲魯迅參加了語絲社，又領導着莽原社，他向林語堂寫信約稿。接着是林語堂的覆信和交稿，這就是兩人“相得”的開始。
不過後來林語堂與魯迅都避居上海以寫作爲生時，矛盾爆發了。同以文字生活，魯迅直面慘淡的人生，把文學當作“匕首”和“投槍”，刺向敵人。林語堂則是藉助幽默，表現性靈閒適，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滿。然而魯迅卻不這麼看，魯迅認爲在反動派屠刀下，沒有幽默可言。在血與火的鬥爭中，魯迅自己無畏地宣稱：“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魯迅曾說：中國並無幽默，要有，也只有“將屠夫的兇殘，使大家化爲一笑，收場大吉”一類的東西。
有關他們心生隔閡還有一場小風波。兩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附近，一次魯迅不小心把菸頭扔在林語堂的帳門下，把林語堂的文章燒掉了一角，林語堂十分不悅，厲聲責怪魯迅。魯迅卻覺得林語堂小題大做，回敬說一牀蚊帳不過五塊錢，燒了又怎麼樣。兩人就這樣爭吵起來。
到1929年8月28日的“南雲樓風波”是使得魯林二人疏遠的直接原因。北新書局的老闆李小峯在南雲樓設晚宴，宴請魯迅、林語堂夫婦、郁達夫夫婦、川島等文化界名流。此前，魯迅因版稅問題與李小峯鬧得很不愉快，以致對簿公堂，後經郁達夫調解才達成一致。因此，這頓飯帶有明顯的“和好”之意。
席間，有人忽然提到一個人——張友鬆。張友鬆是魯迅的學生，也是一位青年作家。張友鬆想辦個書店，爲此多次請魯迅、林語堂等人吃飯，並一再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峯爲戒，決不拖欠作者的版稅。爲拉攏魯迅，張友鬆不惜暗中中傷李小峯。外界不少人認爲，魯迅與李小峯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張友鬆挑撥造成的，所以魯迅很忌諱這件事。
當有人提起張友鬆時，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語堂也沒細想前因後果，就跟着別人連連點頭附和。林語堂原以爲自己是替魯迅說話，可魯迅並不那樣認爲。魯迅認爲林語堂是在譏諷他，當場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我要聲明！我要聲明！”顯然，魯迅這時有幾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說：“你這是什麼話！我和北新的訴訟不關張友鬆的事！”林語堂站起來辯解：“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兩人越說越火。
魯迅在他日記裏說：“二十八日……晚霽。小峯來，並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雲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 林語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處日記中寫道：“八月底與魯迅對罵，頗有趣，此人已成神經病。”
“和事佬”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明確指出，這是“因誤解而起正面的衝突”。當時，魯迅有了酒意，“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譏刺。”林語堂也起身申辯，空氣十分緊張，郁達夫一面按魯迅坐下，一面拉林語堂夫婦走下樓去。郁達夫的結論說：“這事當然是兩方面的誤解，後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 然而有了誤會，林語堂與魯迅的關係就不可能像從前那樣融洽了，要知道魯迅是主張“一個也不寬恕”的。另外隨着林語堂“幽默大師”的名聲越來越響，這讓魯迅更加反感，覺得林語堂是不可救藥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來的”，對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於是乎加緊了對林語堂的批判，先後寫了《罵殺和捧殺》、《讀書忌》、《病後雜談》、《論俗人應避雅人》、《隱士》等。
還有記載說，曾經在一個飯局上，幾個廣東作家兀自講粵語，林語堂則故意講一口流利的英文逗趣。魯迅聽了極爲不滿地說：“你是什麼東西！難道想用英語來壓中國的同胞麼？”弄的場面極爲尷尬。
都是一代文豪，可惜這兩位大師的性格和文學風格迥異，最終使得兩人分道揚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