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發現者
三任國子監祭酒
八國聯軍之役時的京師團練大臣
卒時：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
公元1900年8月14日
亡地：北京東城區王府井北錫拉衚衕10號。
死因：吞金未死，仰藥又未死，投井溺死。
絕筆：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於止知其所止，此爲近之。
墓葬：死十日後，同僚打撈出遺骸，淺埋井側花園隙地，後浮厝於京師郊外寶應寺義園。次年二月(1901年3月)，次子扶柩經天津由海路運返故鄉山東(大致方向可謂與八國聯軍來路相悖)，安葬於福山兩甲坡西北頂王氏家族新塋(今煙臺市福山區丘家村南約兩公里處李家村東)，立有牌坊和御製旌表碑。1946年曾遭盜掘，1966年文化革命中被毀;一說整個家族墓地皆毀於1958年“大鍊鋼鐵”運動中。1983年，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第4期刊發了題爲〈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評論員文章，點名盛讚陳天華、王懿榮二人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民族主義精神，在山東引起反響，墓碑、旌表碑、神道碑等遂被人從廢墟中尋回。
祭祀：1903年，次子王崇烈在京寓建家祠，妹丈張之洞題額。井旁立亭勒石曰“福山王文敏公殉節處”。附祀國子監韓文公祠。1989年，立紀念館於福山紅十字會舊址，1999年徙王氏莊園。絕命詞今藏故宮博物院。
王懿榮
美國桂冠詩人丹尼爾·霍夫曼(Daniel Hoffman, 1923-2013)有一首名爲《二十世紀》的詩，末尾一句是：“百萬條血脈使黃河爲之變色。”其詩指向二十世紀開始之時，1900年中國北方的庚子事變，期間發生了包括拳民、中國教民、在中國的外國人以及華北平原上其他平民的大規模傷亡。但死亡與死亡之間的差異，正如同一座泰山與被擺飾在一場婚禮上的一隻大雁的一根羽毛那麼形態懸殊。在此猝然而至的百萬次非正常死亡事件中，王懿榮的自殺有可能是其中最獨特的：不止一扇歷史之門在他那裏乒乒乓乓、開開合合，而當事人卻可能一無所知。
在此之前的1899年秋日，王懿榮剛剛在無意間名垂青史：他可能出於平生蒐集古董的習慣，也可能由於染疾服用中藥的原因，率先於當時其他學者，接觸到了出土自河南省殷商都城舊地的甲骨，準確將此判斷爲上古先民的遺澤。他祕密地三次購入一千五百餘片甲骨。就此，這種三千年前漢文明最早成體系的文字重見天日，爲人所知。甲骨文與稍後不多久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在世紀之交，以新材料開啓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新學術。商代中國開始從陳陳相因的傳說面紗中漸露真容，更坦白的文字記錄摹勒了它豐富的細節。但是，王懿榮沒來得及繼續祕而不宣地蒐集甲骨就死了，甚至來不及開展甲骨研究，要知道，他此前曾撰有數種古董學著作，對石刻文字頗有心得。要不是之後他的大部分甲骨收藏歸於其小說家同鄉劉鶚，上古中國的面貌或許還不會那麼早重臨當下，清晰度也可能不同於我們現在所見。
王懿榮絕筆
王懿榮一生始終都不擅長於始終之事。除了手握重寶卻沒有心思和時間開啓甲骨文研究史之外，他連當年進入宦途的那個必要的開端——科舉考試都那麼不順利：十七年間，他接連參加了七次鄉試都沒有中舉，直至連累了其結髮妻子王黃氏憂懼而亡之後，第八次才總算通過並旋即考中了進士。王懿榮也不善於進入新世紀——甚至，他至死都未必知道已經邁入了新的世紀。
他是那個時代常見的一個保守的士人，視西學爲異端，不類他的妹丈張之洞。1899年，王懿榮第三次就職國子監祭酒。在不知情的狀況下，他僅呼吸了半年二十世紀的空氣，從中聞到了濃濃的火藥味。很可能，這使他想到了六年前的往事，那時他曾放下祭酒的職責，積極回鄉組辦團練抵抗來自東方海上的外侮。這或許是庚子年這個飄搖欲墜的帝國再次被八倍數的軍事幹預時，敕任王懿榮爲團練大臣的先機。國子監祭酒一職乏善可陳，而危機時刻的軍事要務也事不可爲，甚至，他是有意被留下的替死鬼。這個時候，除了早早看出拳民不可恃、主張全民防禦之外，王懿榮所能面對的，大概只有死亡了。於是，當八個國家的軍隊悍然進入中國首都，整個宮廷已經倉皇遠揚，而團練大臣王懿榮，只是象徵性地作了些許抵抗，便退回家中，開始自殺。
但事情並不順利，如同他的職責。王懿榮先是採用吞食貴金屬亦即作爲貨幣與重寶的金子，那些無法消化的食物並沒給他帶來解脫——就彷彿是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隱喻似的：庚子事變正同樣令他無法消化也無法解脫。他又嘗試繼續服用毒藥，可是依然沒有讓自己的生命立即劃上休止符——在這個新世界面前，古老的物質構成方案似乎已經全然失效了似的。
清廷御製誥封碑
或許，他事先早已料到自己也不會善於如何開始長眠的生活。所以，還有一招早早定下：命人把家裏的水井浚通過，將它事先命名爲“止水”。正如早期中國經典《左傳》中所提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王懿榮的生命在沒頂的地下水中衰竭，第三次自殺的嘗試終獲成功。他帶着“主辱臣死”的認知，決心“止知其所止”，以一己之死，微弱地單方面宣告：在他的視角上，這一次宏大歷史敘事中的深刻危機可以到此結束了——這顯然只是一廂情願。但他絕然地離開人世，那一腔熱血就此凝涼，事實上卻是延續了那些古典政治倫理的強大勢力，而不是新舊之間的斷絕。或許，其中深切的矛盾，也正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象徵：這個國家即將要在新與舊之間相互覆蓋、掩殺與搏鬥中，被世界驅動着，匆匆走上其現代之路。
與王懿榮幾乎同時死去的是他的繼任妻子。但這未必是夫妻同命鳥式的殉情，因爲另外還有一位，他寡居的長媳。她倆和她們的一家之主投入了同一口井，毅然或悽然以最直接的方式進入黃泉——按照漢字的本意，幽冥世界正位於泛着泥漿黃的地下水層之下。但史料並沒有記載這兩位女子先前有沒有一起吞金飲藥，是否懷着“主辱臣死”的同一種邏輯，夫妻、父子(也包括公婆與兒媳之間)關係，按照漢文化的傳統，無非是君臣或王懿榮稱之爲“主臣”關係的家庭內部版本而已。在丹尼爾·霍夫曼的那首詩〈二十世紀〉中，中國被表述成“屋檐呈人字形的國度”，很可能，美國的桂冠詩人並不知道，古老的漢字中，屋檐被寫作“宇”，沒錯，宇宙的宇，我們進一步說，在某種意義上，這裏是一個將宇宙呈現爲人字形的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