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歷史記載，萬曆十四年後，神宗就開始連續不上朝。
自萬曆十六年後，常朝也經常看不到神宗身影。
萬曆十七年元旦後，神宗以日食爲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後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視朝。
爲何萬曆爺不上朝呢?
其實，這要談到明朝的文官系統。明朝文官集團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兇悍的一朝文官。這不得不歸功於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創立的無宰相官員體系，以及他後代創立的內閣體系。
明朝的文官集團以言官爲首，內閣封駁權爲輔，使得他們成爲了中國歷史上擁有權力最大的文官集團。權力大到能夠與皇權相抗爭甚至制約皇權。
1572年7月5日，隆慶皇帝龍馭上賓，剛剛9歲的皇太子朱翊鈞即皇帝位。
父皇剛剛駕崩，年幼的皇子即將坐擁大明的江山，在小皇帝的身邊，有着一些精明慈愛，又忠心耿耿的長者。他們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品格，潛移默化地影響着萬曆以後的執政路途。
慈聖皇太后處理內政強勢果斷，小皇帝總是會跪在庭前恭候慈駕，有時甚至會用宮內的傀儡戲來討取太后的歡心。
要是太后異常憤怒，皇帝甚至會受到長跪的處罰。
然而，對小皇帝要求最嚴，幫助最大，影響最深的，無疑是萬曆心中永遠的“張先生”張居正。
張居正是萬曆皇帝的第一嚴師。
1572年秋天之後，萬曆每天的功課就是經書、書法和歷史。上午處理奏章，學習功課，下午依然還要複習功課，背誦經義。
第二天，小皇帝就要戰戰兢兢地面對張先生，背誦前一天講授的經書和歷史。背誦流利會得到張先生的誇獎;倘若背得結結巴巴甚至念出別字，萬曆也會受到張先生的嚴苛的斥責。
萬曆相信張居正的政治才能，幾乎每一件政事的處理都聽從張先生的提議。
張先生教導皇帝要節儉清廉，關心民生，選賢與能，事必親爲，在萬曆在位的前十年，這些施政綱領很好地約束了皇帝的行爲。
萬曆也充分相信張居正的領導能力，讓其在經濟上實行“一條鞭法”。這種和諧的君臣關係，帶來了十年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萬曆中興”。
《明史》也大讚道：“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覈名實，國勢幾於富強。”
但自從張居正去世，一切都變了。
1582年(萬曆十年)7月9日(六月二十)張居正卒，年五十八，贈上柱國，諡文忠。
萬曆十分悲傷，然後悲傷了不久，就開始抄了張居正的家。張居正的長子和僕人相繼自殺，他的弟弟和兩個兒子，也被髮配到邊遠地區。
萬曆在被張居正及李寡婦壓了十年之後終於來到了自己親政的時刻。然而，萬曆對親政其實也只有三分鐘熱度。加上當時萬曆中興，給年幼的萬曆皇帝一種盛世太平的錯覺。
除此之外，萬曆年間言論頗爲自由。大臣們可以對國家大事後宮瑣事自由提出自己的想法，而皇帝也大多不願背上“昏君”的罵名，於是對待諫官最嚴重的懲罰不過是廷杖和革職。
萬曆剛開始還有所迴應，到後面就被罵的沒了脾氣，產生了習得性無助，乾脆不加理睬，躲在宮中，開啓了臭名昭著的“萬曆怠政”。
對於萬曆皇帝執政後期的30多年不上朝，很多人將原因歸咎於其自身的懶惰。
其實，萬曆皇帝的怠政，最大的原因在於他對文官集團的徹底失望。
可悲的是，萬曆索性對文官的不理不睬，完全超出了他們的預料。
長時間不過問人事使得萬曆朝後期的官吏系統徹底癱瘓，文官們的意見被置若罔聞。官場注入的新鮮血液越來越少，百姓的怨聲也一浪高過一浪。
萬曆此時已然明白，他這個皇帝的名聲已經好不到哪去了，於是破罐子破摔，對朝事更加漠不關心。
史料記載，萬曆無聊之時，寧願在宮中擲錢遊戲亂跑亂跳也不願上朝接受百官覲見。
可見萬曆並非懶惰之至，而是滿腔熱血無處施展，充足的活力不能提供有利的創造。
這不光是萬曆皇帝的悲哀，更是明朝歷史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