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朱棣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蒙古族統治中原期間，有很深的種族歧視觀念，作爲生活在馬背上的民族，當時的他們對漢族文化也不是很推崇，不管是黃老學說還是儒家文化，他們基本都是秉着無所謂的態度，甚至還有諸多壓制。到了明朝，雖然政治生態風聲鶴唳，動輒就是上萬人被殺，但是整體來看，老朱家對讀書人是比較重視的，尤其是科舉制度的恢復，讓天下讀書人倍受鼓舞，一大批讀書人普通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方孝孺和解縉兩人，前者被稱爲天下讀書人的種子，後者則成爲明朝首任首輔，並主持編纂了《永樂大典》這部堪稱史上規模最大、內容最全的書籍。
對於每個時代而言，能夠有一個讓天下信服的楷模是非常幸運地，明初一下子就出現了兩個，讓人不得不相信天要明朝興。可以的是，明朝的統治者並沒有把我這樣的機會，朱棣在猜疑、嗜殺方面與朱元璋一脈相承，先以誅十族的酷刑殺掉了方孝孺，而後又暗示錦衣衛將已經在獄中待了五年的解縉除掉，而除掉的方式竟然是灌醉之後活活凍死。
首先，說一說方孝孺。
方孝孺也算是出自書香世家，父親在朱元璋手下也做了一段時間不大不小的官員，可惜被朱元璋在空印案中冤殺，所以嚴格來說，他與朱元璋有着殺父之仇，但兩人都是默認的迴避此事，方孝孺還想在朱元璋手下討個一官半職，朱元璋則很愛惜方孝孺的才能，只是在見面以後，朱元璋感到方孝孺過於年輕，才先發配他到京城之外的地方敦敦苗。
不過，方孝孺尚未等到被召回，朱元璋就已經一命嗚呼上了天堂。朱允炆繼位以後，立刻將方孝孺召回到身邊，凡事都向他請教一二，而且朱允炆的仁厚與方孝孺的仁政治國思想不謀而合，兩人大有攜手建立儒家大國的趨勢。在這期間，方孝孺在朝廷的地位無人能及，朝廷頒佈的政策都有他的影子，在朱允炆的無條件支持下，此時的方孝孺風光無限，他距離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真的只有一步之遙。
但有時候上天就是殘酷的，在方孝孺意氣風發準備大幹一番事業的時候，朱棣樹起了“遵祖訓，清君側”的大旗，發動“靖難之役”，經過四年的戰爭，朱允炆失敗失蹤，方孝孺堅守文人風骨，拒絕幫助朱棣書寫登基詔書，並身穿孝服，怒罵朱棣爲反賊。朱棣一氣之下，殺方孝孺十族，根據統計共有837人收到牽連而死。
其次，再來說一說解縉。
與方孝孺相比，解縉的出身更高，他的父親、母親、祖父都是讀書人，父親、祖父還都在科舉之中有所斬獲，而且解縉也是有名的神通，有着過目不忘的本領，據史料記載，他十歲出頭就已經能夠吟詩作對、熟背四書五經並通曉其中的原理。
解縉19歲進入翰林院成爲有着“儲相”之稱的庶吉士，並得到朱元璋的青睞，可謂是少年得志。在朱元璋的鼓勵下，他寫下了著名的《》《太平十策》，結果玩過了火，惹怒了朱元璋，直接調任他當了監察御史。按理說，這也是不錯的崗位，擁有考察百官之權，結果他還是不老實，又替別人寫奏摺，竟然在胡惟庸案鬧得沸沸揚揚之時替李善長喊冤，朱元璋毫不客氣地把他打發回了老家，而且十年之內不允許回來。
到了朱棣時期，他是爲數不多的向朱棣低頭稱臣的文人，受到朱棣的高度重視，他曾經表示“我天下不可一日無我，我不可一日無解縉”。朱棣爲了提高決策效率，創立了內閣，解縉是首批入選內閣的成員之一，而且是實質上的首輔。他在朱棣執政期間的修訂《太祖實錄》《列女傳》深得朱棣喜歡，而後又主持編纂曠世之作《永樂大典》，這些工作對當時的文人影響巨大。
然而，解縉無論怎麼折騰，始終是個文人，離開這個領域他真的就不太擅長了，《永樂大典》尚未完工，他就亂入太子儲君之爭惹毛了朱棣，直接將其逮捕入獄，五年後，朱棣暗示錦衣衛將其殺掉，殺掉的方式就是灌醉以後埋在雪裏面活活凍死。
最後，再來說說爲什麼朱棣容不下這兩位才子。
朱棣是朱元璋的兒子，在戰火中出生、成長，後世普遍認爲他是與朱元璋最像的一個人，而且他是通過造反奪取王位的，所以他容不下這兩位才子的原因可以歸納爲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朱棣權力慾望極重且生性多疑，會果斷除掉一切隱患。正如剛剛所說，他與朱元璋性格相似，爲了自己的統治地位，沒有什麼是不能犧牲的。方孝孺拒絕爲其寫登基詔書，還披麻戴孝在朝堂之上辱罵他，以他的性格是不可能容忍的，而且方孝孺一再試圖激怒朱棣，朱棣苦戰四年，自然不能接受。而解縉也直接試亂入太子儲君之爭，這在哪個朝代都是拿命在賭博，顯然解縉的運氣並不好。
第二，朱棣執政理念與兩人不合，他們的遭遇有一定的必然性。朱棣從小就待在徐達常遇春等名將身邊，被封爲藩王以後，也是面對情況最複雜的北方邊境，因此內心深處更傾向於用武力解決問題。而方孝孺是最正統的儒學堅守者，一直主張仁政治國，解縉雖然沒有方孝孺那麼偏執，但也是極力推崇儒家的仁德思想，這與朱棣的執政策略並不相同，所以在對安南的問題上，他才與朱棣產生分歧，事實上這件事也是他與朱棣關係破解的開始。
第三，兩人書生意氣都比較重，政治抱負比較理想化，並不適合涉足官場太深。兩人都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之人，在文壇上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但官場不是文壇，他們的這些學術在官場上能用的不多，有時候反而成爲他們的絆腳石。比如說方孝孺，如果朱允炆在與其商量對策時，能夠勸說朱允炆暫時放棄南京城，然後集結兵馬再圖反攻，而不是堅持與南京共存亡，朱棣很難取得最終的勝利，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事了。再比如，解縉如果安心的休書，時不時的接受朱棣的諮詢，他有很大可能會善終，但是他卻選擇了主動入局，最終害了自己性命。而促使兩人做出這些不太理智的行爲，就是儒家倡導文人氣節與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當然思想肯定是值得提倡的，只是兩人少了一份圓滑，註定無法在官場上善終。
兩大才子皆命喪於一人之手，這也讓朱棣承受了很多罵名，但有時候歷史就是這樣，充滿了殘忍與巧合，沒有誰能在歷史的浪花中真正獨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