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嘉慶和清朝的讀者，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嘉慶帝爲何不能扭轉清朝衰落的局勢?
從1644年入關到1796年白蓮教起義爆發，清朝已經穩定發展了150年。然而，到了嘉慶時期，清朝的國力就不斷下降了。嘉慶帝也想通過勵精圖治來改變這種江河日下的局面，但是無奈水平有限，最終無法改變大趨勢。
清朝的衰落和大部分朝代如出一轍，都是從土地問題開始的。經過前期的開墾，全國的土地面積達到了10億畝，位居古代第一。清朝前期大力鼓勵開墾，推廣農耕技術，修建水利工程，推廣高產農作物，使得清朝的畝產量達到310斤，也是古代第一。
隨着經濟的不斷髮展，社會的長期穩定，清朝的人口也迅速增長。在康熙年間，全國人口達到了1.5億，到乾隆末期上升到了3.1億。人口增長導致人均土地面積下降，在康熙年間，人均耕地面積超過7畝，然而在1812年就只有2畝多了。加上土地兼併越演越烈，於是大量的農民破產，社會矛盾尖銳起來。
在乾隆末期，已經出現了農民起義，例如山東的王倫起義，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白蓮教起義於嘉慶元年(1796年)爆發，到1804年才結束。清朝鎮壓白蓮教起義前後花了2億兩白銀，相當於清朝5年的財政收入。這導致清朝的財政顯得更加惡化。
康熙南巡圖
黃河也被嘉慶不太友好。自從康熙治理黃河由來，黃河已經安定了70年。然而，黃河的泥沙是古人無法解決的問題，到乾隆末年，黃河河道再次淤積，黃河又開始氾濫了。1796年六月，黃河就出現了決口現象，嘉慶帝非常重視這個問題，趕緊下令地方治理黃河。
然而，由於財政不足、地方腐敗嚴重，嘉慶朝已經無法解決黃河問題，該時期的大決口就多達16次。黃河氾濫地區不僅不能收取賦稅，還要大規模賑災，進一步加重社會矛盾和財政負擔。
每一次治理黃河，動輒花費幾千萬兩白銀，幾乎是一年的財政收入。另外，清朝每年還要拿出1700萬兩左右作爲軍費，這是最大的一筆常規開支。這導致清朝的國庫日益虧空。1790年，國庫存銀達8000萬兩，到1796年下降爲5658萬兩，到1814年就只有1240萬兩了。
嘉慶帝爲了解決財政問題，帶頭搞起了節儉。親政之初，他就禁止地方向中央進貢，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他減少了出巡活動，每次出巡都力求節省。他禁止修建行宮，盛京將軍曾奏休整破舊的盛京夏園行宮，他以“滿洲俗，遇巡幸行圍駐蹕之處，向俱攜帶氈廬帳房，隨時及立彳廳營，從無蓋行宮之事，所以習勞勳而崇淳樸也”將之拒絕。朝鮮使團對嘉慶帝的評價是“大抵以勤儉見稱觀於窮殿之多樸陋，可謂儉矣”。
然而，光是節流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矛盾和財政危機的。因此，嘉慶朝，農民起義依然還在陸續爆發。一個時代要走向衰落，那是基本無法挽救的。
乾隆前期，勵精圖治，狠抓吏治，因而社會風氣總體上還是比較好的。到乾隆後期，政策鬆弛，貪圖享樂之風盛行，吏治就敗壞起來了。乾隆時期最有名的貪官莫過於和珅。他利用乾隆帝的賞識重用，專斷獨行，狐假虎威，他的關係網遍佈全國，甚至將軍事、財政、行政大權集於一身。
嘉慶帝早就對和珅不滿，他在太子期間就《唐代宗論》，以唐朝宦官李輔國來隱射和珅。乾隆去世後，爲了改變朝政風氣，他宣佈了和珅的20條罪狀，將之抄家處死。通過抄家和珅，嘉慶帝得到了2000萬兩白銀，可以解決鎮壓白蓮教的燃眉之急。
和珅
隨後，嘉慶帝也試圖大力整頓全國吏治，查獲了一系列的大案。貪污腐敗是財政虧空的一大原因。嘉靖早期還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到1814年，江蘇虧空案揭發，發現江蘇虧缺了318萬兩。隨後，各省的虧欠案陸續爆料出，僅山東一省就虧欠670萬兩。嘉靖帝只能將當地貪官抄家，以彌補其虧欠。
嘉慶帝的系列措施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他在打擊貪污腐敗上，遠遠沒有雍正帝那樣做得徹底。例如打擊和珅一黨，只是將和珅等幾個重要的人物拿下，沒有追根問底，不想牽連太多。因此，嘉慶帝並未能扭轉江河日下的吏治情況。
同時，嘉慶帝也鼓勵直言，提拔了一些正直的官員。他親政不久，就爲兩位在乾隆時期因爲直言而被治罪的官員平反。在制度上，他規定地方衙門、帶兵大臣的信件都可以直接送達御前，並擴大了密摺制度的使用範圍。通過這些措施，嘉慶朝的風氣得到了一定的改觀。
然而，嘉慶高坐朝堂之上，他如何知道地方官員所奏是真是假呢?於是一些事情就只能按照自己的主觀去判斷了。不久之後，他就認爲這些奏章“累牘連篇，率多摭撿浮詞，毛舉細故，其中荒唐可笑”。他告誡大臣“不得以瑣事空言，逞臆瀆聽。”此後，他又將一些上奏的官員罷斥，認爲他們都是沽名釣譽，爲己之私利。不管他們上奏是否對錯，嘉慶都不應該處置他們，因爲這樣就導致官員不敢直說，導致“直言納諫”成爲了一個擺設。
洪亮吉
嘉慶四年，洪亮吉給嘉慶帝上奏一封信件，對乾隆朝以來的許多問題明確指了出來，而且說得有理有據。然而嘉慶帝卻認爲洪亮吉胡說八道，於是將他發配到伊犁。後來嘉慶意識到自己錯了，也只是將洪亮吉放回原籍，而不再錄用。從此，再也沒有人敢直言勸諫了。嘉慶帝自己也說“言事者日見其少，即有言者，皆論官吏常事，而於君德民隱休慼相關之實，則絕無言及”。
可見，嘉慶帝在政治上還是缺乏魄力，他沒有康熙帝的胸懷，也沒有雍正帝的雷厲風行，更沒有乾隆的能力，因此，他想做一位仁君，但是最終只能成爲一位庸君。一位庸君，能夠守衛先帝的基業已經不易，如何能夠扭轉清代中衰的趨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