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歐陽修其實挺倒黴的，慶曆五年(1045)，他在知制誥的任上，被姐姐的繼女控告亂倫而身陷囹圄，罪名最終被洗清，但風言風語一直不曾停息過。二十多年以後，治平四年(1067)，他已經61歲，再次被殿中御史蔣之奇指控調戲大兒媳吳氏。這一次他又被證明是清白的。歐陽修爲此氣憤填膺，大罵這種栽贓的行爲非常卑鄙、並要求蔣之奇拿出證據來。蔣之奇當然拿不出，只好承認是聽別人說的，於是，誣告罪名成立，蔣之奇被貶，去道州爲朝廷收取酒稅。有人可能要問了，歐陽修乃北宋一代儒宗、文壇領袖，官又做得那麼大，爲何老是被人誣告亂倫呢?如果是政敵跟他過不去，爲何不找其他的罪名，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揪住他亂倫的小辮子不放?這其中到底有何隱情?當然有，還不止一個。
宋代亂倫罪可判死刑。
針對親屬之間非法性關係的懲罰，宋律一般根據親屬關係的遠近來決定懲罰的輕重：與父親或祖父的妾、叔伯的妻、自己的或父親的姐妹、兒媳或孫媳及侄女亂倫的，判死刑;與母親的姐妹、兄弟的妻子和兒媳亂倫的，流放到2000裏以外;與繼女(妻子前夫的女兒)或同母異父的姐妹亂倫的，拘役3年。與母親、同父同母的姐妹或親生女兒亂倫的，顯然在宋代人看來不可思議，因而法律沒做具體規定，但一經發現，肯定是十惡不赦之罪被砍頭。在亂倫案裏，如果男方使用了暴力，那麼他將接受高一級刑罰，女方可以免刑。有宋一代亂倫誣告成風。
因爲法律對亂倫罪的嚴判，所以，宋代亂倫誣告案件經常發生。爲此，蘇轍曾建議官員應該回避調查這種事，理由是：若有人因此獲罪而另一些人沒有，那就很不公平。南宋的洪邁曾記錄了許多被人誣陷亂倫而受害的故事。在歐陽修的第一個亂倫案裏，“姐姐的繼女”顯然與歐陽修沒有直接的血緣關係，一旦罪名被坐實，需拘役3年。我們來分析其中的原因。1045年，正是“慶曆新政”宣告失敗的那一年，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相繼被貶，歐陽修也參與了革新，在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當然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其時的歐陽修只是一個小角色，而且是幫皇帝寫詔書的，不在被貶之列。政敵想打到歐陽修，相當的不容易，只能通過收買所謂的“姐姐的繼女”來誣告。這個罪名無論成不成立，對原告方來說，危險係數很低，不顯山露水。但對歐陽修來說，則麻煩很大：名聲壞了。最終，歐陽修被貶爲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第二個案件中，由於時事發生了變化，開始你死我活了。
政治鬥爭的殘酷性。
歐陽修的第二個亂倫官司，大概跟這種誣告成風的社會現實和政治鬥爭的殘酷不無關係。一方面宋代言官可以“風聞奏事”，歐陽修本來就有亂倫“前科”，再來一次誣告，順理成章;另一方面，1067年，是王安石開始爲變法做準備的前兩年，反對變法的歐陽修，此時身居參知政事、刑部尚書，位高權重，對變法陣營中的人來說，無疑是個極大的絆腳石。所以，纔有了蔣之奇的誣告。對比前一次誣告，這一次誣告如果成功，對歐陽修將是致命的，亂倫兒媳是死罪，可見當時確實有人希望歐陽修儘快地死去。同樣的命運也曾落到蘇東坡的頭上，現在流傳的“爬灰”的典故，就是那個時候變法陣營中的人對反對變法的蘇東坡的誣告，雖然沒有形成案件，但這個屎盆子還是讓蘇東坡狼狽不堪的。
難以開展調查，容易形成“莫須有”。就像女人很難證明自己是受害者一樣，男人同樣也很難證明自己在亂倫案件中清白無罪。在所有可能犯亂倫罪的人當中，宋代史料經常提到的只有兩類：兒子與父親的妾亂倫、父親與兒子的妻爬灰。從法律上看，這兩種都是最嚴重的罪，如果男方沒有強迫女方的嫌疑，雙方都判死刑，如果使用了暴力，男的判死刑，女方免罪。從我們已知的中國家庭生活的安排看，歐陽修陷入猜疑誣告之中是不奇怪的。因爲公公與兒媳之間的亂倫很容易發生。即使人們都希望新娘避免與公公不必要的接觸，但是又不可能完全避免，一般會要求兒媳侍候公公的飲食起居，在他生病時照顧他。這樣，亂倫的事就可能發生。如《名公書判清明集》裏記載的一些案件，均表明兒媳要想制止公公的無理要求是多麼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