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蜀漢爲何不置史官
歷代研究三國曆史的學者中，曏者不乏有“蜀漢不置史官”之說，論者蓋源於陳壽的《三國志.蜀後主評傳》中的一段評語：“…又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壽據此以批評諸葛亮雖長於政務，但在著史事上還是做得不周到。
於是劉知幾就跳出來反駁陳壽了，他在《史通.曲筆》裏舉了陳志中“史官言景星見”的例子，還有諸如“黃氣見於種歸，羣鳥墮於江水;益州言無宰相氣”等文字記載，煌煌然反駁陳壽之評不確，並認爲壽之所以這麼說，“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平心而論，劉知幾考據功夫那是一等一的，後世反駁壽之論者多采用其論述。但是其輕率下的結論，又有點想當然耳。
且劉知幾引述陳壽評語又與今日我們所見有別。他在《史通.曲筆》是這麼說的，“陳氏《國志?劉後主傳》雲：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哲不知劉知幾當時所見《國志?劉後主傳》和我們現今看到的這個版本是否不同，待有識之士考據。以現有材料看，哲推斷劉知幾存在誤讀的可能，他引述的不是陳壽原話，是經他自己加工的語言。陳壽並沒有明確說過“蜀無史職”的話，而劉知幾卻在《史通.曲筆》裏活生生把它給“坐實”了。後世之人又將劉知幾“先入爲主的判詞”奉爲了真理，皆以爲“蜀漢不置史官”是出自陳壽之意，故又跟着劉郎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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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哲以爲，陳壽輕率評劉後主之言;劉知幾誤讀評語，且譏諷陳壽有報私之怨、曲筆之心;後人復以劉知幾“坐實”陳壽之言，據此而傳習“蜀漢不置史官”之說;三者連環錯，皆誤也。
遍搜典籍，言蜀漢“國不置史，註記無官”之說，在三國同時代的記載中幾無。雖北史中有“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北史卷四十，列傳第二十八)，然此論屬後出，也無非是以訛傳訛。始作俑者，唯壽也。
然壽之評劉後主之論，失之確鑿，後人即有非議。針對陳壽評後主“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婓鬆之則認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意思是說，“赦不妄下”論有所據;然“年名不易”未聞歷史上有據此以爲美談的。且認爲壽之評是自相牴牾，他提出後主的“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延熙之號，更是超過了二十多年未改。爲何又有“茲制漸虧”之論呢，可謂是同一件事情得出了相反的兩個評論。
就壽評劉後主“繼位則改元，有違古義”之說，哲以爲也有評論過於絕伐之惑。考古之帝皇繼位事，當年改元者也不乏其人。如北宋末年，宋高宗趙構即位於建康，藉口以慰民望，即以靖康二年五月爲建康元年。其他諸如唐玄宗加尊號爲開元神武皇帝。於是年十二月就改元爲“開元”也記載在史，未聞後人對此有何異說。且國家在非常時期，行權宜之計也未嘗不可。劉備死，託孤於諸葛亮。以亮務實之作風，爲安民心，定國家根本，絕”管叔”之流言，避周公之嫌，於當年改元，也是事所必至，理所當然。奈何壽“以古而非今”，以此責備諸葛亮考慮欠周呢。哲以爲，“猶有未周焉者，非亮也，實壽耳”。
再者，言及壽評“又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之句。哲觀之，壽此論又有自相牴牾、以偏概全之惑。
首先，要確定這個“災異靡書”中的“靡”字爲和解?世所論者，多理解爲“災異靡書”是說災異、瑞應都不記載於書，哲以爲不確也。靡，在說文裏，解釋的也較爲潦草。說文是這麼解釋的，“靡，披靡也。從非麻聲。”哲以爲“靡”字應作“多”解。奢靡;靡貨(奢侈品);靡靡(華麗而堂皇);靡麗(奢華，美盛)均有多且浪費之義。故，劉知幾考據出蜀國災異祥瑞不絕於書也就很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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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多遺，災異靡書”也很符合古人的文字習慣，前句應是說記言記事類的記載多有遺漏，後句是說災異類的記載卻充斥書籍。也等於強調了前面所說的“註記無官”的說法。在這裏，陳壽也順帶表明了史官的責任，那就是既有記錄“行事”，也有記錄“災異”的責任。東漢時，天官(歷官)、史官分野亦已趨向於定型，而直至南北朝之前，“史官”之稱都是指歷官，而以“著作郎”稱撰史之官。
觀三國各種史料，蜀國記載類主要在於劉備起兵至稱帝的事蹟多有遺漏，而其後記載卻並不比魏、吳兩國缺乏。應是劉備前期顛沛流離，資料多無記載，直至稱帝后才設置史官，故此蜀漢後期資料還是算完備的。由是觀之，陳壽所言“國不置史”非所謂世人理解的“蜀漢不置史官”，而是抱怨蜀漢沒有修史。非這麼理解就不能解開陳壽的自我牴牾之處。
作爲蜀漢丞相，諸葛亮設觀天文的歷官，因爲這與農時、天象、禮儀密切相關;而不設記錄史官，那是所謂“正朔”的意識形態之爭，對他而言，實在無關宏旨，經理王業纔是當務之急，不暇及此。在諸葛亮看來，蜀漢是自認承繼漢統之國，而當時的國家“漢”正處於分裂狀態，沒有哪個王朝會在國家尚處於大分裂狀態時去修史。這個時候如修蜀漢書充其量也就地方誌而已，徒然淪爲笑柄。
可笑某些磚家學者居然連這些封建常識都不懂，還以此做文章大放厥詞。說什麼蜀漢不修史是爲了壓制言論，說什麼蜀漢不修史是劉備、諸葛亮擔心自己的言行被記錄在籍，更有甚者將「國不置史」作爲諸葛亮的七宗罪來看待。這幫吃飽了撐的傢伙嘴巴里放的厥詞比屁還臭，只可憐見天下父母養大個孩子不容易，拜託這些個磚家教獸們不要再誤人子弟了啊。
始作俑者，唯壽也。從我們現今掌握的資料來看，劉後主並非是昏庸之君，也不是個“扶不起的阿斗”。劉禪就任蜀漢皇帝共計41年，是三國時期在位時間最長的一個君主。其中，諸葛亮輔佐劉禪11年，在諸葛亮去世後，劉禪還在賢臣的輔助下做了30年的皇帝。在那個羣雄割據的動亂時代，能執政這麼久，劉禪肯定有其過人之處。哲以爲劉禪有容人之量、頭腦清楚且能知人善任，陳壽在《三國志.蜀後主評傳》所評三論皆誤也。裴松之評價劉禪“後主之賢，於是乎不可及。”此論近乎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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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者，生於巴蜀，而遷於魏都;在蜀曾任“東觀祕書郎”，在晉則爲“佐著作郎”、“著作郎”;曾和諸葛亮同事數年，且離蜀漢亡國未久，按理蜀國風物在其私撰《三國志》中，應該資料詳盡、厚實有餘。然蜀書僅薄薄一卷，記傳人物多有遺漏，卻被其推諉爲蜀漢“國不置書”，致使其收集資料困難。然哲觀蜀漢志中，蜀漢國後期重要將領的廖化，志上僅寥寥數語帶過，若爲前期人事，還可以推諉記錄遺失，而後期廖化與壽同朝爲官，壽焉能不清，傳記如此，委實可恨!
時人有譏諷陳壽大段抄襲王沈的魏書、韋昭的吳書，致使壽之《三國志》中魏、吳紀傳多翔實，而蜀漢文字多遺脫，想不是空穴來風，大概因爲蜀國無書可抄。由此觀之，陳壽史才也侷限矣，史論也多有不當之處。但壽以蜀漢「國不置史，註記無官」來掩飾自己修史的不足，擬或是突顯其書《三國志》的優秀，這種“欲藏還露”的表現手腕，確實高明奧妙。只是委屈了劉後主、諸葛丞相，用劉知幾的話來說，確實是厚誣了諸葛亮，且連累了後世學者皆誤以爲蜀漢不曾置史官，皆陳壽之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