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世間,情爲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這動人心魄的發問，至今令多少人難忘。寫下這優美詩句的，就是金末元初時的山西籍大詩人元好問。不過與“風流才子多春思”不同，寫下如此動人詩句的元好問，卻沒有一件纏綿悱惻的風流韻事傳世。他一生戀愛的對象就是詩詞、史學。雖然生在金末元初朝代更替的亂世，他卻深懷強烈的使命感，爲後世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成爲“詩文史學，萃於一身”的“一代宗匠”。
邁不過科舉的門檻
元好問是北魏拓跋氏後裔，魏孝文帝南遷洛陽時，改姓元。元好問的先祖中，最有名的就是唐代詩人元結。他的父親元德明同樣詩才過人，可惜屢試不中，心灰意冷之下便寄情山水間，以詩酒自娛。元好問在 7個月大時，就被過繼給了叔父元格。
4歲時，元好問開始讀書，7歲時就能寫詩了。太原名家王湯臣見過他之後，驚呼爲神童。14歲時，元好問拜陵川大儒郝天挺爲師。拜師第二年，他曾在陵川西溪參加一個宴會，即席賦五言詩，引起轟動，有人描述說“當時膝上王文度，五字詩成衆口傳”，將他與東晉名士王坦之相比。他的哥哥元好古對弟弟在五言詩方面的造詣佩服得五體投地，曾寫詩道：“鶯藏深樹只聞聲，不著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兄無好語，五言城下把降旌。”
金章宗泰和五年 (1205年)，16歲的元好問赴幷州(今山西太原)參加科舉考試，途中，他遇到一個捕雁者。捕雁者說他設網捕得一隻大雁，殺死了它，另一隻脫網而逃，但它見同伴死去，並不飛走，而是在上空盤旋悲鳴，後來竟然投地而死。元好問爲之感動，便買下這兩隻雁，把它們葬在汾河岸邊，壘上石頭作爲記號，稱爲“雁丘”，並寫下了他一生最有名的一首詞，《摸魚兒·雁丘詞》(又作《邁陂塘·雁丘詞》)，其中寫道：“問世間，情爲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
18歲時，元好問娶了張氏爲妻。妻子也出身於書香門第，溫柔賢惠。他雖然喜歡飲酒賦詩，卻從不光顧秦樓楚館，婚後沒有鬧出任何緋聞和八卦。
元好問的才情出衆，但卻無法邁過科舉的門檻，第一次應試，他鎩羽而歸。老師郝天挺安慰他說：“我正好不想讓你去當舉子呢，區區一個考試，不足道也。”這位老先生素來主張教育不以科舉爲目標，所以元好問的落第也不奇怪。20歲時，元好問寫下了《箕山》《琴臺》等詩，當時的文壇盟主、時任禮部尚書的趙秉文看後極爲欣賞，誇讚說“少陵 (杜甫，字少陵)以來無此作”，於是元好問名震一時，被稱爲“元才子”。
奉忽必烈爲“儒教大宗師”
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元好問被任命爲河南鎮平縣令，一年後轉任內鄉縣令。在他的倡導下，原來由於天災兵禍而田園凋敝的內鄉，逐漸呈現出田園蔥綠、農事繁榮的景象。後來他又出任南陽縣令，時值大旱，他極力上書，爭得了減免3年賦稅的政策，使當地百姓得以休養生息，被評價爲“善政尤著”。
只可惜，當時金朝日漸衰落，蒙古鐵騎所向披靡。在新舊交替之時，人的選擇分外艱難和痛苦，元好問也做了一些讓人非議之事。
第一件事便是“崔立碑事件”。天興元年 (1232年)，蒙古大軍包圍金都汴京，金哀宗以“親征”之名逃出京城。次年，元帥崔立發動政變，開城納降，並自封鄭王。事後崔立自認爲此舉避免了蒙古軍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命元好問執筆，爲他立“功德碑”。元好問深知涉及名節大事，便推脫給了太學高材生劉祁。劉祁無奈起草了初稿，然後交給元好問推敲、修改。
在儒家文化裏，文人最講究氣節，元好問爲叛賊立碑，引起了世人的非議。當然，也有學者爲他辯駁，說他是迫不得已，而且是否構成氣節問題，關鍵是看他在碑文中是否爲崔立頌功。元好問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沒有太多可指責的地方，他只是平鋪直敘，敷衍成文，並沒有爲叛賊崔立大唱讚歌。
第二個爭議事件，是汴京城破後，元好問曾寫信給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開列了王若虛、楊奐等54名金朝儒士，請他酌加任用。這一舉動的確驚世駭俗，各種責難迎面而來。
其實，向新朝廷舉薦人才並不能說明元好問人格有問題。他曾立下志向，金亡後絕不出仕。但在元好問看來，人才難得，因此要格外珍惜、保護。應該說，他是高瞻遠矚的，他所舉薦的這些人中，有15位在《元史》中都留下了記載，他們在傳承和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被譽爲“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更是得益於他的養育與教誨。
白樸的父親白華，與元好問是結拜兄弟。蒙古人攻入汴京時，年僅8歲的白樸與父母失散，危難之時，元好問收養了白樸姐弟。只是，元好問也是亡國之臣，被押赴山東，生活尤爲艱辛，但他視白樸姐弟猶如親生，不離不棄。北上的路上，白樸感染傷寒，昏迷不醒，元好問晝夜將他抱在懷中。或許是上天保佑，第六天時，小白樸竟然在元好問的臂彎中出汗而愈。元好問驚喜不已，每天教他讀書，悉心培養。白樸 12歲時，元好問纔將他們姐弟送歸到白華身邊，白華感激不已，寫詩謝道：“顧我真成喪家犬，賴君曾護落窠兒。”此後，元好問每去白家，都要指導白樸治學門徑，還寫詩勉勵他說：“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可以說，白樸的藝術成就中，有元好問巨大的心血。
元好問做的第三件飽受爭議的事情，是在元憲宗二年(1252年)，以 63歲高齡北上覲見忽必烈，給他奉上了“儒教大宗師”的尊號。忽必烈很意外，非常高興地接受了。元好問乘機提出免除儒戶的兵賦等建議，忽必烈無法拒絕，只好答應了。
有人說這是元好問在拍忽必烈的馬屁，但所提要求顯而易見地反映出他的真實動機：一是蒙古人不尊重儒家，推行“八娼、九儒、十丐”，儒生的地位連娼妓都不如。元好問給忽必烈戴上“儒教大宗師”的帽子，可以提高儒生的政治地位，並以此引導遊牧民族的統帥“以儒治國”。第二則是源於他對蒙古統治認識的轉變。曾經，在亡國後，元好問的內心是十分痛苦的，然而元朝建立二三十年間，他看到忽必烈能夠讓百姓安定地生活，並消滅雲南地方勢力，恢復漢唐舊疆的赫赫功業，從內心也感到欽佩。他在詩中說：“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絃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極”，把蒙古稱爲“漢家”，這表明他內心裏的對立情緒消失了，對蒙古政權已經逐漸認同。
墓碑上只刻7個字
金朝的覆亡、元朝的建立已不可阻擋，元好問不是隻忠於一家一姓的古板儒生，他最關心的是“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他感慨道：“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知。”爲此，他決定爲後世留存一部金朝的歷史。然而，在活着都是未知數的動亂之際，這是何其艱難啊!
汴京被圍時，元好問就向丞相建議，用小字抄錄一遍國史，以便危急時刻讓一匹馬就可以帶走。丞相認爲主意倒是不錯，可城外戰馬嘶鳴，哪有功夫幹這個事。
天興二年(1233年)，元好問被蒙古軍羈管於聊城(今山東聊城)時，便開始着手記錄金史的工作，他一方面回憶前輩及友人的詩作，想到了就立馬寫下來;另一方面爲人撰寫碑銘，通過記述人物的事蹟來敘述歷史，寫出當時社會的變化。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年已半百的元好問獲得了自由，回到老家忻州，那種欣喜的心情溢於言表，他在詩裏寫道：“乞得田園自在身，不成還更入紅塵?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風睡煞人!”當然，回家還有更偉大的使命，“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這就是流傳至今的“野史亭”，是元好問儲存資料、撰寫歷史的地方。從此，他常年奔波於燕京、汴京、洛陽、太原、忻州等地，蒐集材料，凡是金代君臣們留下來的言論、事蹟，他都認真採集。聽到的一點一滴，他都用小紙條記錄下來，多達100多萬字。
在付出了 20年的不懈努力之後，元好問終於完成了《中州集》《壬辰雜編》等數部鴻篇鉅著。《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詩歌總集，收錄了詩詞2116首，意在“以詩存史”，開創了我國曆史上斷代詩史的新體例。後來元朝丞相脫脫主持修撰《金史》，元好問的這些著作成爲主要的資料來源。《金史》被公認爲二十四史中比較精良的，元好問功不可沒。
雖然在史學上貢獻巨大，但元好問最引以爲豪的，還是他的詩詞造詣，甚至在臨終之時，他囑咐後人在墓碑上只刻7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
元好問的詩詞理論功底相當深厚，28歲時，他就寫下了一部不朽的評論集《詩論三十首》，提出了自己獨到的“以誠爲本”的詩歌理論。
在詩歌創作上，元好問以“喪亂詩”奠定了他在古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對此，他曾非常自信地說：“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
這些詩都寫於金朝滅亡前後，山河破碎，流離的痛苦、內心的憂患浸透於他的詩歌之中，具有史詩般的意味。例如，在《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中，元好問描繪說：“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煙卻數家。”這些文字，筆筆浸血，字字含悲，堪稱杜甫之後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潮。
元憲宗七年(1257年)，元好問卒於獲鹿(今河北石家莊鹿泉區)寓舍，享年68歲。清代學者趙翼有一首《題遺山詩》，概括了元好問的一生：“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不幸的時代，卻成就了元好問，滄桑落盡，詩匠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