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唐代詩人李紳，以一首短短二十個字的憫農詩《鋤禾》，名聲響徹古今中外，然而近年來，常有文章揭發他後來品性不端，如生活奢侈糜爛、對百姓不復有悲憫之情甚至嚴苛以待，在官場上用非常規手法栽贓陷害打壓政敵，甚至有人還爆料說連那首《憫農詩》作者都不是他。
如此衆說紛紜，是否爲真，是否有抹黑的成份，且看下文一一分析。
小目錄：
1、憫農詩《鋤禾》是否爲其寫
2、關於其後來的奢靡生活
3、衆說紛紜的“吳湘案”
4、黨爭背景下的複雜人格
5、張又新事件見其爲人
6、剛直削刻的真實性格
7、存小惡，以成大善
1、憫農詩《鋤禾》是否爲其寫
在紛紛擾擾的衆多批判李紳的文章中，最爲聳人聽聞的當屬一篇考證說《鋤禾》詩作者甚至不是李紳而是另一位詩人聶夷中的文章。假若此論成立，則關於李紳的一切爭論都可以終止了，既然連作者都不是他，那再去指責他一邊憐憫農民一邊過奢侈生活還有意義嗎?
該文作者署名司馬牛，文章標題爲《李紳與<鋤禾>詩》，發表於2009年12月14日的太原日報文史版，作者認爲，有部分史料筆記記載本詩作者是李紳，但是卻另有一些史料筆記將此詩的版權歸到另一位憫農詩人聶夷中的名下，他經過考證後認爲，聶夷中才是《鋤禾》詩的真正作者。
他的立論基礎是：其一、最早記錄《鋤禾》詩作者爲聶夷中的是《北夢瑣言》一書，而這本書的作者是生活在唐五代時期的孫光憲，距離李紳生活的年代很近;相比之下，說《鋤禾》詩作者是李紳的書最早是南宋時期出現的《唐詩紀事》，這本書的著作年代距離李紳生活的年代已經過去兩百多年了。因此，他推論出，《北夢瑣言》的記載更可靠，也即聶夷中才是《鋤禾》一詩的真正作者。
其二，聶夷中出身貧苦，比較能瞭解民間疾苦，而且他寫了好多其他的憫農詩，都是站在農民的立場抒發情感的，與聶夷中相比，該文作者認爲李紳“生於官宦之家，中進士後仕途雖有坎坷，卻總體是步步高昇”，後來又歷任高官，甚至當過宰相，像他“這樣一個高高在上、享盡榮華富貴之人寫出《鋤禾》詩，也真是難爲他了”。
針對第一點論據，筆者找到確實可靠的證據可推翻其結論：生活於唐僖宗時期的範攄所著《云溪友議》一書已經明確記載，《鋤禾》一詩的作者是李紳，而不是司馬牛認爲的直到南宋時期出現的《唐詩紀事》，這本書的著作年代比《北夢瑣言》還更早，因此，該文第一點論據立論基礎已失，站不住腳了。
其二，李紳雖然出身不錯，曾祖父李敬玄曾當過宰相，祖、父兩代也都當過小官吏，但是他六歲即喪父，從此家境衰落困苦不堪，好多史料都有他童年生活過得相當困苦的記載，爲了讀書他只好跑到寺廟裏蹭書看，甚至曾因將佛經拿來當書稿塗畫而遭到寺僧的仗打。
與他有相似命運的有詩聖杜甫，杜甫的祖父杜審言還是宰相呢，可杜甫不是照樣得在長安城過着“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李紳後來雖然憑其勤奮苦讀而與李德裕、元稹等並稱“翰林三俊”，甚至一度官居宰相，飛黃騰達，但他年少曾經經歷過的貧困生活也是事實，有如此生活經歷要寫出《鋤禾》這樣的詩也不算太爲難他吧?
除了這兩點之外，還有不少例子能證明李紳是有能力寫出這種詩的。
其一是他後來在治理地方的時候，曾用一個很具農家特色的比喻重申要堅決將法令執行下去：沒見過揚麥子嗎?飽滿結實的都留在下面，只有那些秕糠纔會隨風逐流，那些因法令嚴厲就要流竄到外地的人，好比這種隨流的秕糠，不必管他!結果，自那以後外流的人反而少了，他治下的區域從此趨於穩定。若非熟悉農事，如何做得出這樣的比喻?
其二，他寫過另外一首版權無爭議的詩，也是跟底層民衆的生活有關的，只是格調方面就顯得歡樂一點了：
鄉里兒，
桑麻鬱郁禾黍肥，冬有襤襦夏有絺。
兄鋤弟耨妻在機，夜犬不吠開蓬扉。
鄉里兒，醉還飽，濁醪初熟勸翁媼。
鳴鳩拂羽知年好，齊和楊花踏春草。
……(節選)
由此可見，李紳對於農家生活是相當熟悉的，如沒有一定的生活經歷如何能夠將這類農家生活寫得如此詳盡細緻、充滿原生態的味道?
因此我認爲，《鋤禾》一詩的版權歸屬到李紳名下沒有任何疑問。至於爲何會有部分史料筆記將這首詩歸到另一位憫農詩人聶夷中的名下，這乃是事件在流傳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張冠李戴現象，不必在此過多追究。
2、關於其後來的奢靡生活
李紳後來曾官居宰相，即使在深陷黨爭漩渦被貶出朝廷之後，也時常擔任節度使、刺史等地方高官，一直享受着高俸祿高收入的待遇，因此，他後來的生活的確也過得相當奢侈，這點毫無疑問。
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可參考“司空見慣”這個成語的來源。這個詞來自劉禹錫寫的詩：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詩名叫做《贈李司空妓》，這裏的李司空，就是李紳，劉禹錫的這首詩乃是贈給李紳家的一位美貌家妓的。
此詩的背景是劉禹錫應邀參加李紳家的宴會，在宴會現場李紳讓一個貌美如仙的家妓給他陪酒，酒酣之下，劉禹錫全身血脈噴張，對這位陪酒的美女也十分中意，於是便當場揮毫寫下了這首豔詩贈她。李紳倒也豪爽，當晚就把這個家妓送給劉禹錫陪他過夜。
另有一個網傳的段子是說，李紳爲官後“漸次豪奢”，一餐耗費多達數百貫，特別是他喜歡吃雞舌，每餐一盤，要耗費活雞三百多隻，院後宰殺的雞堆積如山，與他同一時代的衆多文人皆對其嗤之以鼻。傳聞既出，不少網友反應強烈，稱“沒想到從小就被僞君子騙了。”這個例子比之上面的例子更加惡劣，因爲上面的例子只是豪奢，這個例子則是浪費，浪費比豪奢更讓人無法容忍。
爲了查找此處說法的來源，筆者查閱了大量史料，一一排除，但至今仍未發現有上述記載，記述此事的網文往往還有板有眼地說，“據史料記載”，“有些史料記載”，但從未有一處明確說記載於哪本具體的史料，只是這般含混其詞地帶過。
不過這個事情已經被證實是今天的人們僞造的傳聞，段子的始作俑者承認並沒有依據相關史實編造了這個說法。開玩笑，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一天三百隻活雞，一年就是一萬多隻，哪個地方的經濟經得起他這般揮霍?
但是，一餐吃三百雞舌的事情雖然爲假，李紳當了高官後生活過得相當豪奢卻是事實，特別劉禹錫說李紳對那種香豔場面早就“司空見慣”了，可見平日裏李紳生活過得有多滋潤——但是，這是否值得詬病呢?
以今天女權的視角來看，私養家妓並隨意贈送，當然是對女性的一種極大不尊重，但是，今人在看待歷史問題的時候卻又當遵循其時代特徵來看，我們應當看到，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這種私養家妓風氣相當濃重，幾乎所有朝廷高官都有類似的行爲。李紳一度官居宰相，亦不能免俗，我想不應遭到特別的苛責。
李紳之所以寫憫農詩，除了自己曾經有過底層生活經歷，也與當時所興的“新樂府運動”有關，新樂府運動由白居易、元稹等人發起，旨在用樂府詩反應更多的社會問題。作爲元白兩人的好友，李紳也是這一運動的積極推動者，包括憫農詩，還曾著有《新題樂府》二十首。
但從本質上說，新樂府運動的目的是“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聽”，即希望能夠通過他們所作的樂府詩，上達天聽，讓深宮高牆裏的帝王聽得到來自民間底層的聲音。而另一方面，寫這類哀憫人間疾苦詩歌的同時，又不妨礙士大夫們繼續過屬於他們這個階層應該有的奢侈生活，所以，也就不必奇怪，能夠寫出《賣炭翁》等偉大現實主義詩篇的白居易，家中一樣美妓成羣，在其筆下，甚至還經常出現跟好友元稹相互交換心得的詩作。
因此，我的態度是，高高在上的士大夫們能夠將筆端指向底層的民間已屬不易，不必再苛責他們在私人生活方面的作風，不必用今天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一千多年以前人們的行爲舉止。李紳當上高官，生活過得好一點，不當因其曾寫過憫農詩而遭到過多的詬病。
三、衆說紛紜的“吳湘案”
李紳一生，不管其年少時憫農受人嘉獎也好，官居高位後生活奢華遭人詬病也好，爭議最大的毫無疑問是他晚年所經辦的這個“吳湘案”。
關於“吳湘案”，前後大致如此：這位吳湘犯了事，被時任淮南節度使的李紳查辦，罪名主要有兩項：1、貪贓;2、強娶民女。按照當時對於貪贓的嚴懲力度，是死罪，但強娶民女卻只是普通的刑事犯罪，罪不至死。
如果二罪並罰的話，取最重刑罰，判個死刑沒問題，於是李紳就將吳湘判了個死罪，呈報上去。但問題來了，按照當時的慣例，不管犯人有多罪大惡極，要執行死刑都要等到立秋之後才進行，也即通常說的秋後才問斬。但李紳顯然很着急，等不到立秋，在大春天的就將吳湘給砍頭了。
關於這個案件，背後有極深刻的黨爭背景：李紳生活在著名的中唐“牛李黨爭”時代，而且是李黨的骨幹力量之一，一直堅定不移地奉行跟着李黨老大李德裕走的政策，而這位犯事的吳湘曾經與李德裕有過很深的積怨。由李紳來查辦吳湘這個案件，到底有沒有徇私枉法的現象呢?
特別是當後來李黨再度失勢，牛黨捲土重來，吳湘家族的其他成員又投靠牛黨成爲骨幹成員的情況下，這個案件被附加了太多政治色彩，變得極其複雜。比如吳湘家人後來的申訴材料中，對貪贓一事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而將主要筆墨都放在強娶民女一事上，甚至反過來攻擊說是李紳自己要娶那位女子爲妻故意抹黑吳湘;更有甚者，有些史料還進一步渲染說是李紳想奪這位女子送給李德裕以巴結之，但吳湘不同意，李紳便以調查經濟來源的手法給他安插貪贓的罪名迫害他。
自此，案情變得錯綜複雜、撲朔迷離。而那個時候，李紳已經老死，無法再張嘴爲自己申辯，只能任由對方在換過任後的皇帝面前說一面之詞。
幸而，今天的學者在查閱了大量筆墨官司材料後，大致可將這個案情的本來面目還原：1、吳湘貪贓一事屬實，按照當時的律法，判他死刑沒有任何問題;2、關於強娶民女一事，是吳湘主導，李紳與該女子並無關係，是否構成強娶罪名尚有爭議，但因貪贓罪名屬實，此罪已無關緊要;3、李紳還沒等到秋後就迫不及待地將吳湘給砍頭了，帶有討好李黨老大李德裕的色彩，屬於司法程序上的非正義，特別是李德裕還將對此事不滿的幾個言官貶出朝廷，乃是一種赤裸裸的黨爭手法，應當遭到鄙視。
無論吳湘是不是合該萬死，李紳的做法，毫無疑問帶有徇私枉法公報私仇的成份，乃是出於黨爭的需要而使的卑劣手段。黨爭的特點是隻論立場不論對錯，李紳身處時代的大漩渦之中，亦做不到超然物外淡然處之，無法走出黨爭本身的怪圈，這是他身上的侷限性。
由於在這個事件上李紳的處理不當，後來的牛黨便以此爲切入點大舉反攻倒算，李黨從此徹底失勢，延續了四十年的“牛李黨爭”自此畫上句號，李黨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李紳雖然早已身死，但仍然被剝奪曾經擁有的榮譽官位及爵位，甚至累及子孫，子孫都被嚴令制止不得進入官場任職。
不得不說，黨爭之惡劣，簡直無以復加，株連九族都不算，當事人的名聲還會因此被徹底搞黑搞臭，李紳身後也被牛黨附會了不少卑劣事，於是，今天的人們就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個寫下《鋤禾》詩流芳百世的人，同時也留下諸多黑材料“遺臭萬年”，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詭異性所在。
當然，話又說回來，當時的政治環境如此嚴酷，朋黨之爭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朝中士大夫想做到不站隊保持獨善其身幾乎不可能，即便是我們熟悉的爲人正直的韓愈、白居易們也不能倖免，他們一樣內通閹寺外佞權貴以結朋黨，以至宋代的道學家們說到這個都相當鄙視。連唐文宗都無可奈何地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現代史學大家陳寅恪亦下論斷：“當日士大夫縱慾置身於局外之中立，亦幾不可能”。若我們從這點去看待李紳對吳湘一案的處置方式，亦不能不對之多生出幾分歷史的悲憫之情。
4、黨爭背景下的複雜人格
李紳這個歷史人物，如果僅因爲他的一首憫農詩而簡單將他視作一個如杜甫一般身無官職卻心憂天下的苦大仇深的主，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爲李紳首先是個政治家，其次纔是詩人，其政治家的本色決定了其身上的複雜性。
其複雜性就在於，作爲政治家的李紳，捲入了當時近乎你死我活的牛李黨爭之中，而且他所處的李黨集團，最終完敗給牛黨集團，終李紳一生以至李紳死後都沒有再翻案，因此，那些關於李紳所謂“劣跡”的記載，應該有相當一部分是屬於牛黨成員故意抹黑的。但是到底哪些是抹黑的哪些確有其事，今天的我們卻已經無法完全辨清了。
人性本身的複雜，決定了歷史的複雜，我們從以下兩種完全不同的記載可見到李紳身上截然不同的兩副面孔：
李紳寫的憫農詩，爲我們所熟知的是《鋤禾》一詩，事實上憫農詩還有另外一首：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兩首風格一致，都是站在百姓的角度爲之疾呼的，但據一些史料筆記記載，李紳後來官居高位漸漸沾染官僚習氣，有一年天大旱發生蝗災，李紳卻竟然向上奏報：蝗蟲進入他管轄的地域但卻不吃禾苗。
這種奇談怪論，與當年禍國殃民的楊國忠上報“天雖雨，不傷禾”的笑話何其相似。蝗蟲入境卻不吃禾苗，這種自然界的奇蹟當然不可能發生，該史料記載似乎反映了李紳當官之後卻泯滅了自己的良心，爲了官運，不惜犧牲百姓的利益以求這種近似祥瑞的假象以討得皇帝的歡心。
此事上報之後，李紳果然得到皇上的嘉獎，還將這個事情刻石在寺廟裏大加褒揚，但畢竟不是人人都像皇上一樣躲在深宮高牆裏的，消息傳出，李紳遭到全天下士子的一致嘲笑(士大夫無不哂之)。
在別處史料筆記中，李紳還留下不少所謂劣跡：如建立利潤樓店，被指斥與民爭利。如《鑑戒錄》記載等他當上高官後，便目中無人，只肯接見“皇族卿相”，平常布衣百姓想見他一面簡直比登天還難。再如《云溪友議》記載，李紳大冬天的要求治下民衆下深水捕捉進貢用的文蛤，地方官忍無可忍，上書抗言：“現在冷得滴水成冰，那些文蛤乃生在深水潭的，必須要全身沒入水中才能撈到，我們雖然貴賤不同，但都一樣得尊重性命吧?”李紳聽了此話，“大慚而止”，不敢再叫人去撈蛤了。
與上述劣跡斑斑、近乎窮兇極惡的無良官吏形象相比，在好友白居易的筆下，李紳坐鎮地方卻又是截然相反的另外一番景象：比如他從坐鎮五年的宣武移鎮淮南的時候，曾經是“驕強狠悍”的宣武鎮人，經過他五年的教化，“人俗歸厚”。更由於李紳在這五年內“捍大患，御大災，卻飛蝗，遏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宣武鎮成了旱澇保收無人遭受飢餒的豐饒之地，於是當李紳要辭別本鎮到別處赴任的消息傳出，當地百姓以及鎮中軍人數萬人紛紛挈壺漿，捧簞醪，遮道爭相爲他餞行，百姓不捨這位真正爲民着想的父母官，甚至痛哭流涕：“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
要知道，宣武鎮乃是唐代後期最難治理的藩鎮之一，其叛亂次數在所有藩鎮中高居前列，韓愈曾作詩指斥宣武鎮的亂象“健兒爭誇殺留後，連屋累棟燒成灰”，特別是晚唐，這裏還出了朱溫這個大魔頭，最終唐王朝也是滅亡於其手。李紳在其任上的短短五年居然能短暫改變這個鎮鎮人的風貌，殊爲難得。
由於聲名在外，李紳從一處地方移任另一處地方的時候，竟出現“西人泣送，東人歌迎”的景象，由此可見，李紳在地方任上有着怎樣受人愛戴的崇高聲望。
李紳在自己的一首詩《卻到浙西》序言中曾提到一件事：
太和八年(834)年，浙西大旱，莊稼歉收，米價瘋漲，百姓餓死者相望於道，時爲浙東觀察使的李紳，其治下的浙東卻剛好風調雨順糧食豐收，出於公心，李紳主動上報朝廷願意低價供應大旱的浙西五萬斛米以救急，朝廷當然應允。孰料這一舉動卻得罪了浙西觀察使王璠，因爲他隱瞞當地的旱情不報，朝廷並不知曉浙西百姓的疾苦，李紳一番好意卻讓他臉上蒙羞了，於是王璠就聯合朝中的牛黨骨幹李宗閔、王涯等反過來誣陷李紳，說他用陳米充當好米牟取暴利，李紳因此再遭貶官。後來王璠的事蹟敗露被誅，李紳重新得到任命，進入昔日王璠管轄的浙西，舉目所見，浙西當時還未從連年大旱中恢復過來，連著名的臨平湖都乾涸了，水中的蘆葦甚至成片乾死。
在李紳自己筆下，每次他離開一個地方，當地百姓都表現出極大的依依不捨之情，如他從浙東離開之後，當地“父老男女數萬攜壺觴至江津相送”，離開洛陽到宣武任職的時候，洛陽城的男女老少數萬人一路相送到白馬寺，甚至有涕泣不成聲攔住他的車不讓走的。當他到曾經低價供應大米的浙西去任職的時候，當地百姓聽到消息，未及等他走到府衙，早早相迎於道，在他坐船登陸點岸邊即已拜倒一片。
如白居易所說與李紳自己的記載均屬實，則李紳依然是那個我們印象中哀憫百姓生活的憫農詩人，與上文所載的窮兇極惡的官僚形象再度兩極分化。
歷史，呈現出一種今人無法理解的詭異性，上述兩副面孔，到底哪副爲真?
5、張又新事件見其爲人
由於牛黨的惡意抹黑，李紳身後，留下大量所謂的“卑劣往事”，令其在後人心目中地位一落千丈，然而，筆者在此重點強調一件事，倒可以讓讀者充分認識到李紳身上的基本品質：
事件主角名爲張又新，其人在今天雖然名氣不大，在當時可是了不得，乃是科舉狀元出身，而且是那種每級考試都中頭名的罕見之才，即所謂的“連中三元”，整個中國歷史算下來像他這樣的一共纔出了十七個，因此，他擁有一個“張三頭”的外號。
但是，這人卻又是有才無德的典型，《唐才子傳》就用“淫蕩之行，卒見於篇”之語評論他，在當時朝廷的黨爭中，他依附了奸臣李逢吉，甘當其爪牙，與一幫宵小之輩組成臭名昭著的“八關十六子”小集團，對以李紳、李德裕爲首的朝廷股肱大臣極盡打壓之能事。
特別是對於李紳，張又新在李逢吉的指使下，羅織罪名，將他貶到蠻荒的嶺南之後還不罷休，仍然不停地上書皇帝，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可以說，這個人對李紳來說，簡直有殺身之仇，倘不是李紳福大命大，朝廷之中還有正直大臣韋處厚爲他據理力爭，那很可能就不明不白死在這種宵小之輩手中了。
然而，中晚唐的政治氣候最是容易風水輪流轉了，有天年輕的新皇帝從先皇留下的一堆遺物中偶然翻出一件奏章，乃是李紳、裴度等人一年多前請求立他爲太子的內容，這與此前張又新們所說的恰恰是完全相反的內容。
於是，以裴度、李德裕爲首的一幫被貶大臣重新回朝來當政，李紳的仕宦之路也重現光明，而原先依附李逢吉的那夥人紛紛被貶，張又新這個名噪一時的“張三頭”，遭到應有的懲罰，從此一貶再貶，在各地淪落。
也許是上天的刻意安排，二十年後，命運居然將張又新這個小人送到李紳面前，供他處置，然而，這樣一個本該可以快意恩仇的機會，最終卻讓李紳發展爲一個文學史上讓人津津樂道的風流往事。
話說，張又新這種小人也許是作惡太多連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對他的打擊接二連三：剛貶了官准備回家種田，坐船回家又遭風浪淹死了兩個兒子，僥倖逃得一命的他居然又恰好撞入李紳的地界——當時李紳坐鎮淮南，爲一方節度使，要殺死他這種沒有官職在身的平民百姓真可比捏死一隻螞蟻還容易。
這下張又新嚇得可謂靈魂出竅了，左思右想之下，只好寫了一篇求饒文送到李紳府上，乞借一條生路。孰料李紳看完他的長文，竟對他的遭遇生出哀憫之情，於是將他接到府上好生宴請了一番，自此以後竟盡釋前嫌，待之如舊友，常有往來——非但如此，李紳還做了一件讓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事。
後來的有一天，張又新再一次坐在李紳家宴的賓客席上，恍惚間，忽然發現一個令他魂牽夢繞許多年的身影：當年他暗戀的一個歌妓，此時正在席間表演。
張又新分明看得真切，那人的確就是自己夢裏相思多年的對象，但此刻佳人卻變成李紳家的私人歌妓團成員，一席之隔，卻成了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想到二十年彈指一揮間過去了，佳人卻依然遙不可及，張又新不禁潸然淚下。趁李紳上洗手間之際，張又新上前抓住佳人之手，拿起一個盤子，以指沾酒，一筆一劃地將心中醞釀多時的詩寫給她看：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陽玳瑁筵。
然而，也許是張又新入情太深，李紳更衣歸來，這一幕還未結束，李紳將之看在眼中，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什麼。於是就像當初成全劉禹錫一樣，他繼續不動聲色，命那位歌妓去給張又新陪酒助興，直到張喝得酩酊大醉而歸。第二日張又新醒來，發現身邊多躺着一個人，仔細一看，竟是昨夜渴望不可及的佳人——你不是念念不忘“當時求夢不曾眠”嗎?那麼，滿足你的一切心願。
對一個自己與他無冤無仇卻曾經百般想置自己於死地的人，李紳用翩翩君子的行動告訴世人，什麼叫做以德報怨——也因此，當有部分史料筆記出現說李紳對待故人刻薄寡恩的記載時，我不能不對此持懷疑態度：
第一件：李紳未發達前，常到一位同宗的名爲李元將的人家中蹭飯，爲巴結人家，李紳以叔呼之，但等到李紳飛黃騰達了，對這位曾經的李叔叔卻橫豎看不上眼，人家主動降低輩分，對李紳自稱小弟甚至小侄都不能令李紳滿意，直到後來自稱孫子，李紳才稍稍滿意起來。
第二件：有個與李紳同年考中進士的崔姓巡官大老遠來李紳的轄地拜會，孰料剛剛在客舍安頓下，他的僕人就在市場上跟人起了糾紛，李紳審問時這個僕人大叫：“我乃崔巡官的僕人。”李紳聽後大怒，將其逮捕入獄，隨後命人去將崔巡官抓來。見是老熟人，李紳詰問道：“我跟你曾經相識，到我轄地何不來見?”崔巡官爲自己辯護：“剛到時天色已晚，未做好準備不敢貿然來打擾相公，但希望相公開恩放過我和家僕。”但最後仍然被李紳笞股二十，押送秣陵。崔巡官被嚇得面如死灰，莫敢慟哭。
這兩件事使得當地多了一句關於李紳的閒言碎語：宗叔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
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卻又經常出現李紳對故人總是厚待的記載：如另一位同年進士武翊黃，在家事方面頻頻犯錯，遭人非議，李紳以同年之故，常常爲之辯護，直到衆議不容，纔不得不眼睜睜看着好友遭到貶謫的處罰。
有一次，故人辛邱度之子來訪，這小夥子挺狂傲的，也不直接點破其父與李紳的老交情，只是大咧咧地在李紳面前道：“辛氏郎君，來謁丞相。”後來竟用當年白居易嘲諷李紳身高的詩來提醒，不過身份貴爲宰相的李紳卻沒有生氣，道：“故人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於是對他厚意相待。
又如，李紳鎮守淮南時，有一位仍是布衣之身的處士來拜會，姓孫，這人乃李紳舊識，李紳對他相當重視，“敦舊分，待之殊禮”，臨別，還到河橋上舉辦盛大的宴會爲之餞行。年少時，李紳因爲家貧，寄在惠山寺讀書，與寺僧鑑玄同住十年，後來當了當地刺史後，李紳立刻放下架子與前來拜訪的鑑玄和尚相談甚歡。在回到惠山寺故地重遊後，李紳不勝感慨，留下了好幾首情真意切的詩作。
雖然一直有不少材料反映李紳對待僧人相當刻薄，但有位在李紳還未滿週歲的時候曾幫他治過病的大光禪師卻被他掛懷終生。大光圓寂之後，李紳還親自撰寫碑銘《墨詔持經大德神異碑銘》，在銘文中傾注了極爲濃厚的感情。又如，他年輕未發跡之前，龍宮寺有個老僧人經常對他說他將來會成爲當地的父母官，希望他能重修龍宮寺，李紳一直將此當作孟浪之詞，等後來預言成真在當地做官，也未當回事，但當偶然回訪龍宮寺，看到寺廟已經破舊不堪，不禁又動惻隱之心，當下便掏了自己的俸祿錢，重修了此寺。
再如，李紳平日所交結者，一旦爲摯友則往往友誼延續終身，如元稹、白居易、李德裕、劉禹錫等，李紳與他們聚則把酒言歡，離則書信往來不斷，並常有寄藥、寄衣、甚至寄馬之事見於文牘，濃濃友情深系往來詩作之中。
在你死我活的黨爭之餘，李紳甚至能與牛黨中人品相對較正直的牛僧孺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並留下唱和詩作。貶官在外，回憶自己的家人，得到家書之後“開拆遠書何事喜，數行家信抵千金”，那種欣喜若狂的心情何其真情流露。
一切例子都在表明，李紳乃是具有真性情的漢子，對朋友夠深情，對故友夠義氣——也許，“宗叔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那樣的傳說，內中也混雜了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緣由吧!
6、剛直削刻的真實性格
在紛繁蕪雜的史料記載中看清歷史的真相、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便是今天的歷史學家們要做的事情，關於李紳的那些形形色色的記載，要辨清到底哪些爲真哪些爲假，這是一份相當不容易的工作。
李紳個頭不高，有“短李”之稱，但卻短小精悍，性情十分剛直，因爲剛直，在有些地方則顯得褊直暴躁，這是他身上最顯著的性格——因這種性格，令其一生得罪了不少人，包括自己的親族，也因這種性格，令他雖有宰相之才卻屢屢遭到貶官的命運，不得屈伸。
如當年奸臣李逢吉之所以能夠陷害李紳得手，便是利用李紳的這種性格，故意令他與同樣褊直暴躁的韓愈同列御史臺：李紳爲御史臺擁有實權的二把手，韓愈爲京兆尹的同時兼任有名無實的御史臺一把手。本來任京兆尹的韓愈需要向御史臺二把手的李紳參拜，但由於韓愈同時又兼任了本來已經空缺多年的御史臺一把手，變成李紳又必須向韓愈參拜——這是李逢吉故意安排的錯亂，於是，性格如針尖對麥芒的兩人果然漸漸生出嫌棄，後來便常藉着文牒往來，互相指責，李逢吉便假裝主持正義，將兩位正直的大臣雙雙貶官。
這便是中唐有名的“臺參”之爭，由於韓愈對李紳曾有提攜之恩，在此事件中，李紳不僅仕途受阻，更是在人品方面遭到人們的相當鄙視，以至於後人還有直呼李紳爲小人者。
李紳的剛直，也曾令其在早年功名還未顯耀之前就差點遭遇意外喪身。當時志在平定藩鎮之禍的唐憲宗剛即位不久，各地藩鎮節度使皆心懷鬼胎，鎮海節度使李琦也醞釀着起兵對抗中央。當時李紳恰好在李琦幕府，李琦命進士出身的李紳爲他寫與朝庭抗衡的文書，李紳卻堅決不與其合作，甚至被刀架脖上，仍然不肯書寫一個字。
要知道，這位窮兇極惡的李琦當年可是活埋過讀書人的，對李紳這種態度他也惡狠狠地威脅道：“你是巴不得早點下去陪你先人是嗎?”李紳回答：“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幸耳!”所幸，也許是李紳的這種不屈也令驕橫的節度使有所忌憚，最終李紳並沒有被殺而是被關在大獄裏，在李琦兵敗之後僥倖逃得一條性命歸來。
李紳的剛直脾氣甚至令自家親戚與自己反目成仇，他有位侄子名爲李虞，這位李虞作風有些矯情，雖然文采不錯，但卻時常跟人說不想當官，然後躲到山上當起隱士來，以此表明自己的孤高不羣。而當隱士這種事，歷朝歷代都有，有的人如陶淵明是真的不習慣官場風氣一心想當隱士，有的卻只是以此沽名釣譽，走終南捷徑，李虞便屬後面這一種。
待到家族中有人當上了高官，李虞便迫不及待寫了封信請求推薦個官職噹噹，不過，很不幸，這封信卻被誤送到另一位親戚李紳手上來。李紳覽信畢，非常生氣：你小子整天說不樂仕進，想當隱士，原來都是虛情假意啊!便寫了一封回信加以譏諷，在大衆廣庭之下也不避諱，逢人便罵此侄的矯揉造作。
李虞顏面無光，遂懷恨在心，自此與這位叔叔爲敵，在奸臣李逢吉迫害李紳的過程中，他可謂出了大力，不僅將李紳平日裏對李逢吉的不滿偷偷告知李逢吉，還與上文的張又新組成“八關十六子”小集團，對叔叔的迫害行動始終不遺餘力，致使李紳被一貶再貶，甚至差點喪命。
事實上剛直只是其一，李紳身上，甚至看得到威烈、暴刻的影子，這種性格體現出來就是喜歡用重刑處理政務，所謂亂世用重典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此行爲卻與更喜歡口頭說教的儒士們產生嚴重衝突。當年他與韓愈鬧矛盾其中有件事即是他械送了一批囚犯到京兆尹處，要求韓愈對這些囚犯施行仗打之刑，號爲大儒的韓愈卻大怒，堅決不同意執行，兩人的嫌棄因此升級。
對犯事者嚴厲打擊我認爲是正確的，諸君不見，在中晚唐亂象叢生的藩鎮之中，別處總是天災人禍不斷，而李紳治下的百姓卻每每能夠豐衣足食，每當有離任則依依不捨百里相送，得知其將來赴任則歡欣鼓舞百里相迎。而因爲這種喜歡用重刑的習慣，又令他得罪太多人，在一干不務正業的官僚眼中自然被恨之入骨，他最後被扣上“酷吏”的帽子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也許是太剛則虧，李紳在有些方面真的做得有點過了：
麾下一名老兵犯錯認罰，李紳並不因其已經年老而有所寬宥，提筆直書：“臭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又因年少時蹭書看曾遭寺僧毆打，李紳終其一生對犯事的僧人都不留情面，如在遊覽龜山寺時，看到好友元稹留下的告誡寺僧不得到放生池偷魚的詩，嫌那詩寫得太文藝：勸汝諸僧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說：這些僧人敢來偷魚，我就將他們扔進湖裏。
後來真有僧人偷魚被捉住，李紳說到做到，果然命人給活生生丟進湖裏。又覺得元稹詩的示範效果還不夠，李紳另外寫了兩首相當刻薄的詩貼在原處警戒僧人，其中有“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句，堪稱中唐詩人中少見的對僧人的刻薄用語。有個老僧人聽聞李紳的行爲，想用因果之說來勸導他，一見面李紳就問：“阿師從何處來?”老僧人不知厲害，還用老套的禪語跟他打哈哈：“貧道從來處來!”結果立刻吃了李紳的二十記軍棍，領了一句“任從去處去”灰溜溜滾走。
不過此事卻反而引來好效果，據說那些輕薄之士再也不敢輕易上門自薦，李紳麾下，少浮華之士，皆實用之才。
與偷魚的僧人遭遇相似的，據說還有一羣江上給人擺渡的船家。曾有準備赴京趕考的舉子來向李紳投訴，說這些船家不願開船渡江，耽誤了他們的考期。李紳下的判詞是：“昔在風塵，曾遭此輩。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拋付揚子江。”意思是當年他也曾有過相似的遭遇(船家不給渡江導致他耽誤考期)，今天有幸讓我再碰到你們，好了，全給我扔進長江水裏學魚游泳去吧!
總之，在李紳身上，混雜着各種各樣的傳說，有些也許誇張也許是對手的惡意中傷，有些卻很有可能是真實的案例，而這些真實的例子恰恰很能反映他剛直削刻的真實性情。
文：宇文若塵轉自：天涯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