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與“漢學家”
老舍先生的《正紅旗下》，寫的是晚清年間的事，其中涉及兩個關係爲舅甥的美國人。外甥在中國，爲北京城裏某福音堂的牧師，以佈道傳教爲業;舅舅在美國，因爲他擁有很多資產，所以相當牛×。很可能是，或可能將是國會議員之類的要人，這從他一張嘴就說“我們會出兵”的霸凌口氣，是可以判斷出來的。此人“年輕的時候偷過人家的牲口，被人家削去了一隻耳朵，所以逃到中國去，賣賣鴉片什麼的，發了不小的財。發財回鄉之後，親友們，就是原來管他叫流氓的親友們，不約而同地稱他爲中國通”。
從此，“在他的面前，人們一致地避免說‘耳朵’這個詞兒，並且都得到了啓發——混到山窮水盡，便上中國去發財，不必考慮有一隻，還是兩隻耳朵。(那時還在美國當牧師的他的外甥)生活相當困難，到聖誕節都不一定能夠吃上一頓烤火雞。舅舅指給他一條明路：‘該到中國去!在這兒，你連在聖誕節都吃不上烤火雞;到那兒，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雞，大雞蛋!在這兒，你永遠僱不起僕人;到那兒，你可以起碼用一男一女，兩個僕人!去吧!’”於是，這位其實相當窩囊廢的牛牧師，到了北京，居然神氣活現起來。不但“有了自己獨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兩個僕人;雞和蛋是那麼便宜”，而且“他差不多每三天就過一次聖誕節。他開始發胖。”於是，他跟他舅舅一樣，這個漸漸胖起來的牧師，理所當然地成了“中國通”。
“中國通”的說法，由於總能勾起百多年來被列強侵略的陰暗記憶，不那麼令人愉快，所以逐漸改稱爲“漢學家”。然而無論是“中國通”還是“漢學家”，其中有一些是流氓，應該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因此，我每當看到這樣一些“漢學家”，來到中國打秋風的時候，那副嘴臉，着實教人不敢恭維。尤其是我同行中的某些人，圍繞着這些洋人時那副諂笑脅肩的僕歐相，更是不堪入目。這與老舍先生筆下的那個崇洋媚外的多老大，挾着一本《聖經》，成天跟着牛牧師裝傻充愣、賣乖討好一樣，無非想得到幾文賞賜，好到便宜坊買點滷肉雜碎，用幹荷葉包了回家喝兩口白乾，他們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雖然，多老大的兄弟，一位正經人勸他：“老大!給咱們的祖宗留點臉吧，哪怕是一丁點兒呢!別再拿洋人嚇唬人，那無恥!無恥!”
慈禧
泔水缸裏撈出癟三
大概在多老大尾隨牛牧師混吃混喝的時候，一個名叫巴克斯的英國人，也出現在了北京城裏。
此人不是老舍先生筆下牛牧師那種虛構的文學人物，而是真實存在的一個擁有男爵頭銜的英國貴族。在他的家鄉英格蘭的約克郡，人們先稱之爲Sir(爵爺)，然後纔是他的名和姓，埃德蒙·巴克斯(或譯白克浩司、拜克豪斯)。他生於公元1873年，死於公元1944年，在北京差不多生活了大半個世紀。
這是一個極具侵略色彩的“中國通”和流氓意識的“漢學家”。對中國人來說，尤其對於經歷過八國聯軍和英法聯軍時代的北京人來說，那段屈辱的歷史，那些曾經趁火打劫的“中國通”和爲非作歹的“漢學家”，早就被掃進垃圾堆了。然而最近，巴克斯的一本名爲《太后與我》的書，先在香港問世，後在臺灣出版，接着，在我們這裏，一些見利忘義的文化人，也將這個英國老癟三從泔水缸裏翻騰出來。可想而知，這本“睡”了慈禧太后的書，當紅一時，譯者和出版社賺了一個鉢滿盆滿，連做夢也笑出聲來。但是，如此指名道姓地糟蹋死去的人，爲老外作倀，給祖宗刨墳掘墓，若按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點衡量，早早晚晚是要受到天譴的。然而這有什麼辦法呢!人一哈洋，必無心肝，所以慈禧躺着也會中槍。
不過，細想起來，西方世界對付中國的手段、伎倆、把戲、招數，一蟹不如一蟹，不免可笑。從18世紀的炮艦政策，到19世紀的殖民蠶食，到20世紀的封鎖扼殺，到21世紀的分化支解，如今竟然墮落到用這等手淫式的文學作品抹黑中國，藉以宣揚西方優越的沙文主義，標榜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這大概也確是無計可施，纔出此下策。如果鴉片戰爭中的英軍統帥義律、巴夏裏，或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之流，從地底下活轉過來，看到他們的後人，居然下三濫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會氣死過去。
杜撰式新聞的祖師爺
巴克斯之所以要到中國來撞撞運氣，與老舍先生筆下的牛牧師之舅販毒中國，倒有相似之處。牛牧師的舅舅因爲偷牛在美國混不下去，巴克斯因爲債務纏身在英國混不下去，兩人走了同一條道。不過，牛牧師的舅舅因偷牛的緣故，被割去一隻耳朵，而巴克斯欠債高達32000英鎊，一抹臉宣佈破產，就開溜到中國了。按18世紀英鎊的金本位制，每一個英鎊含純金7.32238克計，那筆錢差不多可以買下3萬頭牛，然而他卻屁毛無損，兩隻耳朵完好如初地在腦袋上呆着，出現於東交民巷原爲淳親王府的英國大使館。
本來，巴克斯到中國來，走的是時任大清王朝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的門路，希望能在這樣一個肥得流油的衙門謀一份差使。不知是因他宣告破產的不良記錄，還是他聲色犬馬的浪蕩醜聞，不堪收留，考慮其精通中文這一點，赫德順水推舟，將他薦舉給英國駐華使館。此時，適爲戊戌變法的1898年，到了9月份，形勢突變，住在頤和園裏的老佛爺，一舉扼殺光緒新政，下令逮捕維新派領袖康有爲和梁啓超，並在菜市口處死譚嗣同等六君子。而當時《泰晤士報》駐遠東特派記者莫理循，偏偏在遠離北京的外地旅行，於是，越俎代庖的巴克斯以莫理循之名，在《泰晤士報》發表了一連串的北京電訊，其中有許多真假莫辨的“第一手”新聞、胡編亂造的獨家消息、撲朔迷離的宮闈內幕，以及無法證實的政變背景，一時間不但轟動英倫，歐美也爲之側目。70多年以後，英國曆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經過研究查實，鄭重宣佈，這一時期《泰晤士報》關於北京康梁維新以及隨後的政變報道，“絕大多數是巴克斯出於維持生計需要而進行的杜撰”。
文學允許虛構，不虛構哪來文學。新聞必須真實，不真實還能算是新聞嗎?那就是造謠了。百多年來，西方媒體戴着有色眼鏡看中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信口雌黃，扭曲真相;無中生有，捏造事實，煽動蠱惑，挑撥離間……看來，這是一脈相承，其來有自，祖師爺就是這位巴克斯男爵。英國曆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的結論，“杜撰”二字，正中造假作僞者的命門，不但一針見血地戳穿了巴克斯，也使僞善的西方媒體露出本相。如果說，男爵先生的杜撰，是爲了“維持生計需要”，至少還要編得讓人信以爲真，而系出同門的後續之輩，那些西方媒體的杜撰，爲了西方世界的政治需要，迫不及待，明火直杖，鋪天蓋地，打上門來，要比巴克斯更爲強勢。
“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
辛亥革命以後，《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被民國政府聘爲政治顧問，與這個杜撰式代筆者沒有繼續合作下去，但接替他的另一位《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濮蘭德，由上海轉派北京。說是心有靈犀也好，說是一丘之貉也好，這兩個吃着中國，啃着中國，還恨着中國，罵着中國的洋人，一拍即合，臭味契洽，一點就通，相見恨晚。很快，一本題名爲《慈禧外傳》，又叫《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的書，1910年出版。另一本《清室外記》，又名《北京宮廷的編年史和研究報告》，1914年出版。大清王朝剛剛斷氣，屍骨未寒之際，巴克斯的杜撰著作即應聲而出，這陣勢，這彩頭，最敏銳，最深刻，最及時，首席中國政治觀察家的身份能不穩操勝券地落入他的囊中嗎?
尤其《慈禧外傳》，由於擁有《景善日記》的“獨家資料”，等於是“庚子事變”全過程的實錄。此書不但展示清廷高層的內部鬥爭，更揭露帝后之間的矛盾決裂;尤其吸引眼球的是，披露了大量鮮爲人知的慈禧細節，幾乎就是一本有關這位太后淫亂的性生活史。此書問世，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出版後的最初一年，就再版重印了十多次。
不過，民國初年的出版業者，比較謹守本業行規，雖然這是撈錢的好生意，卻沒有很快翻譯出來，大賺一筆。正當大多數國人對此書懵懂不知之時，稱得上既深知西方，更精通漢學的第一名人辜鴻銘，遂即對這本書表示出了“極大憤慨”。 “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實衛士，辜鴻銘對於濮蘭德和巴克斯及其《慈禧外傳》的憎恨，首先出於他欽慕西方人士對於王室和國君榮譽那種與生俱來的珍惜和尊崇。”其實，這位天真的老夫子，哪裏知道這些穿着燕尾服的帝國主義分子，在他們眼中的中國人，即使不是野蠻人，至少也是與非洲的黑人，與美洲的印第安人，彼此彼此的低等人。辜老先生啊，殖民者視你爲劣質民族，你還想從他那裏獲得最起碼的尊敬嗎?西方世界裏，確有很多高尚人士，但也有更多不高尚的混賬。
老舍先生的《正紅旗下》裏，那個一隻耳朵的美國人，是這樣開導那個在北京傳教的窩囊廢外甥的：“在一個野蠻國家裏，越鬧亂子，對我們越有利!亂子鬧大了，我們會出兵，你怕什麼呢?問問你的上帝，是這樣不是?告訴你句最有用的話：沒有亂子，你也該製造一個兩個的!你要躲開那兒嗎?你算把牧師的氣泄透了!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依此類推，便知道濮蘭德和巴克斯糟蹋慈禧，埋汰中國，不過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老把戲而已。
於是，風靡歐美的這本書，集醜惡淫亂於一身的慈禧形象，從此定格。後人對西太后的負面觀感、不良印象，都是受到這兩個“中國通”的《慈禧外傳》影響。幸好，曾任慈禧女官的裕德齡，用英文著述的《清宮禁二年紀》問世，這讓辜鴻銘鬆了口氣，倍加讚賞之餘，還爲此寫了一篇英文書評，發表在當時上海的英文報紙《國際評論》上。他說：“這部不講究文學修飾、樸實無華的著作，在給予世人有關滿人的真實情況方面(尤其是關於那剛剛故去的高貴的滿族婦人情況方面)要遠勝於其他任何一部名著。”最後這句話，顯然是衝着那兩位精於杜撰的“漢學家”而去。但這位享譽中外的大師，若是看到這個巴克斯接着寫的第三本書《太后與我》，我想，老先生未必能這樣平心靜氣了。
至於那些“扭曲了理智”的西方媒體，從那以後，迄今爲止，依舊本着那位一隻耳朵的美國舅舅對他外甥的“開導”，加上巴克斯男爵的“杜撰”精神，妄自臆造着合乎他們口味的唯恐中國不亂的消息。
查無原件的《景善日記》
《慈禧外傳》第十七章所引用的《景善日記》，被視爲奇貨可居的獨家祕籍，其實是巴克斯閉門造車的“杜撰”。他的搭檔，這本書的另一作者濮蘭德，說他自己並沒有看到過這本日記的中文原稿。濮蘭德後來將英文手稿贈送大英博物館，館方循例要得到譯文的中文原件，但不知是當時越洋電話不好打，還是巴克斯心中有鬼，濮蘭德得到的回答是，原件早就被轉手賣掉，後又說不慎落入爐中焚燬了。撒謊的人常犯的一個低級錯誤，就是欲蓋彌彰，越描越黑。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丁名楠斷言：“《景善日記》是假的，白克浩司(即巴克斯)發現日記的整個過程也是假的。它不過是白克浩司爲了矇騙人們故意玩弄的花招而已。”
第一，作爲日記這種文體，除了類似博客或微博，是要給人看的之外，絕大部分日記，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私密性質。然而在這本日記中，看不到主人公一點點的有關私生活、內心活動、感情色彩、渴望追求的文字，更不用說不足爲外人道的那些諱莫如深的內容了。
第二，主人公景善爲當時京城大把抓的普通官員，論理，有可能接觸個把高官，但官卑職微的他，居然成爲執政當局路路通的人物。從這本相當於在場新聞紀實的日記看，立場不同、觀點不一的高官貴爵，不分派別地與他過從甚密，且事發始末，無不鉅細悉言。在那個等級分明的封建社會裏，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第三，一個坐冷板凳的禮部右侍郎，或一說爲內務府官員，絕非炙手可熱的軍機處章京可比。他不可能處於新聞發生的源頭，更不可能介入政爭的風口浪尖，尤其不可能偵聽各方動態，打探內外消息，獲知老佛爺喜怒，瞭解百姓反映。一個不上不下的旗籍官員，恪守本分，猶恐不及，哪有膽子捲入政治漩渦，惹是生非。我倒一直認爲，這樣“包打聽”式的人物，正是當時巴克斯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最說不過去的是，這位進士出身的官員，在自己的日記裏，起碼要記下他四時八節、有感而發、應酬唱和、附庸風雅的詩詞歌賦，這也是中國文人最愛表現的一點。哪怕一個狗屁官員，要是不會寫兩句詩，要是不會題兩筆字，要是不會喝兩壺酒，要是不能風花雪月兩下子，在官場上能混得下去嗎?
百密一疏，巴克斯沒有彌補這些漏洞。任何一個細節上的疏失，最後都會導致滿盤皆輸。
求教授頭銜而未遂
如果說，巴克斯以莫理循的名義，在《泰晤士報》上發表有關北京戊戌變法的文字，開始了他杜撰式寫作的第一步;那麼，庚子事變中，基本上算是一個文物大盜的巴克斯，所搶到的堆滿好幾間屋的物品，該是他在中國挖到的第一桶金。
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北京以後，允許士兵殺人放火，姦淫婦女，搶掠財產，鎮壓百姓，北京城頓成人間地獄。而在這夥成羣結隊、四處蒐括的強盜隊伍中，巴克斯也率領一彪人馬，趁火打劫，渾水摸魚。他所牽頭的這支搶劫小分隊，竄行於大街，遊走於小巷，重點剽襲王公府邸和大臣私宅，用他的洋人面孔進行恫嚇，用他的流利漢語實施誘騙。據他在回憶錄中自供，就在那短短的幾天裏，他連唬帶蒙，連搶帶偷，搞到600多件青銅器，2萬多卷珍版書籍，數百件名家書畫。這是一個專家型偷盜者，他知道該偷什麼，不該偷什麼，他甚至以盜來的珠寶、玉器與聯軍士兵交換他們手中所搶得的具有文物價值的東西。
這小子，那年只有27歲，已經抱負大大，希望有朝一日能將他的這些贓物，獻給他的大不列顛王國，實現他衣錦榮歸的夢想。
1913年8月，基礎奠定、本錢十足、名聲響亮、底氣充沛的巴克斯，開始向倫敦叫板。通過海運，他將重約8噸的收藏，包括27000件中文古舊手稿，以及書畫卷軸、古版圖書、青銅器之類的文物，運抵倫敦。這當然是轟動一時的新聞，而更轟動的是，巴克斯宣佈，他將全部藏品捐贈給他的母校牛津大學，以回報對他的培育。這批在中國蒐括的東西，百分之百皆系贓物，充滿了賊腥味，但受贈者牛津大學倒也沒有嫌棄，欣然接受。不過，牛津大學也有其“牛筋”或“牛勁”之處，就是不答應巴克斯提出的唯一交換條件，給予他教授頭銜。東西，我要;教授，不給。首先，他在牛津沒有修完學業;其次，他在漢學領域裏沒有權威著作。當一名普通的漢學家，可以，想當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沒門!巴克斯退而求其次，看看是否可以得到一個名譽文學碩士的學位?主持校政的那些老朽，研究來研究去，最終也沒一個結果。
一氣之下，他買了一張到天津大沽的船票，回到北京，在西城石駙馬大街的一處院子裏，過起了隱士生活，從此終老中國。
“瘋子的塗鴉”
1937年，日軍佔領北平，巴克斯避難於奧地利駐華使館，結識了瑞士人賀普利，賀普利建議他把一生經歷寫出來，於是，就有了這本《太后與我》。
在這本書裏，這個被人視爲瘋子加騙子的巴克斯，自稱與不少名人保持過同性戀關係，其中包括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奧布里·比爾茲利、法國詩人保羅·魏爾倫、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裏……唯一的異性性交往者，爲年過七旬的慈禧太后。在不堪入目的情色描寫之外，還杜撰了大量的政治事件，似是而非，荒唐突梯，驢脣不對馬嘴，比時下流行的“穿越小說”還要走火入魔。諸如大學士孫家鼐與郵傳部尚書密謀將太后與作者“捉姦在牀”，不果;醇親王福晉(榮祿之女幼蘭)指使御膳房廚師下砒霜毒死作者這個“姦夫”，未遂;載灃、奕劻、軍機大臣毓朗、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策劃廢掉太后，迎光緒“歸政”;慈禧獲知密謀，即指派太監絞殺光緒，打算立溥倫爲帝並處死袁世凱;隨後，袁世凱在被召見時拔出手槍，“向太后連發三槍”……
你不能不佩服這老小子，真是虧他想得出來。一位名叫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批評家說：“巴克斯對於這些和太后之間的荒唐性愛遊戲的放肆鋪張，以及關於他們之間遭遇戰的荒誕不經的詳細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徹底失常的極度興奮的性幻想變得令人生厭。開始於幾十年前的被視爲機智、淘氣的諷刺作品(僞裝成了歷史)，如今退化爲瘋子的塗鴉。”
那位最早指出巴克斯“杜撰”的英國曆史學家休·特雷費·羅珀在《北京的隱士——巴克斯爵士的隱蔽生活》一書中，建議這本《太后與我》，應該把書名改爲《巴克斯幻想的性生活：第一卷，在19世紀90年代的文學界和政界;第二卷，在慈禧太后的宮廷中》，更爲貼切。
連對巴克斯深信不疑的賀普利，在編輯整理這本書稿之後寫的後記裏，也不得不坦陳：“這些事實在多大程度上因記憶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後判斷。”所以，他手裏掌握的這份巴克斯的《太后與我》，在沉湎於性幻想中的男爵還活着的時候，沒有張羅出版，甚至1944年巴克斯死掉以後，也沒有爲他出版此書的意思。他只是將親手在打字機上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的原稿，複印多份，分別寄存於英、美數間大學的圖書館。1973年，賀普利也去世了，這本《太后與我》，一直在圖書館束之高閣。
冷落了大半個世紀的這本書，到了2011年，似乎有點一聲令下的聲勢，先是英文版，後是繁體字版，接着簡體字版，接踵而至，好不熱鬧。
《太后與我》的出現，也許不過是一起某些人想發財而想瘋了的偶發事件，也許並非反華政客們有謀略的刻意安排，但是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文化騷擾、精神攻勢，其實是有着深刻的歷史淵源和時代背景的。試想一想，老舍先生的《正紅旗下》，多老大曾經說過“連咱們的皇上也怕洋人”的歲月，一去而不復返，那些有着種族偏見、殖民心態、白人至上觀念、霸凌惡習的西方人士，怎麼說也是不甘心，不順心，不安心的。更何況面對自身難以排解的衰勢，面對中國難以阻擋的崛起，那種“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失落感，挫折感，還有從心底泛上來的酸溜溜味道，在肺膈腑臟間梗阻着，當然不好受，不痛快，不開心。於是，就像唐人柳宗元寓言中那頭最早運到貴州場壩上的毛驢，在沒有完全技窮之前，再尥你兩蹶子，噁心你一下，搗亂你一下，讓你難以招架，讓你窮於應付，是絕對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