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一生才華和學術成就十分突出，他曾給自己寫過一首詞，其中兩句：“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不老泉”。紀曉嵐在清代被公認爲文壇泰斗，學界領袖，一代文學宗師，在中國和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位文化巨人。他一生詼諧、滑稽，機敏多變，才華出衆，給後世留下許多趣話，素有“風流才子”和“幽默大師”之稱。他是清代著名的學者、詩人、目錄學家和小說家。
有清一代，紀曉嵐可以算是在文化方面屈指可數的幾位代表性人物之一。綜括他的一生，除了在做官方面表現不凡，一直做到了協辦大學士的職位之外，在文化方面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授命下，領導編篡了當時最具有想象力的“形象工程”——《四庫全書》，並著有一部以談鬼怪故事爲主的《閱微草堂筆記》。
超乎尋常人的“縱慾”
當然，以上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大家未必熟知的則是紀曉嵐超乎尋常人的“縱慾”。
綜括而言，紀曉嵐的“縱慾”主要表現在“食”和“色”兩個方面。就“食”的一面說，他的癖好是隻吃豬肉，不吃米、面，而且飯量尤佳，動輒每頓吃掉上十盤豬肉。相對於“食”的一面，紀曉嵐在“色”字上面的表現，更是強烈得令人嗔目，以至於讓人聯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性慾亢進的疾病。
關於紀曉嵐在這兩個方面的特異表現，清人的一些筆記野史中多有記載，這裏隨手援引幾條，以爲證明。
小橫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觀》卷3中說：“公平生不穀食麪或偶爾食之，米則未曾上口也。飲時只豬肉十盤，熬茶一壺耳。”
採蘅之的《蟲鳴漫錄》卷2說：“紀文達公自言乃野怪轉身，以肉爲飯，無粒米入口，日御數女。五鼓如朝一次，歸寓一次，午間一次，薄暮一次，臨臥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興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槍在《嘯亭雜錄》卷10中也說“(公)今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孫靜庵的《棲霞閣野乘》更是講述了一個關於紀曉嵐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間紀文達公，爲一代巨儒。幼時能於夜中見物，蓋其稟賦有獨絕常人人者。一日不御女，則膚欲裂，筋欲抽。嘗以編輯《四庫全書》，值宿內庭，數日未御女，兩睛暴赤，顴紅如火。純廟偶見之，大驚，詢問何疾，公以實對。上大笑，遂命宮女二名伴宿。編輯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宮女賜之。文達欣然，輒以此夸人，謂爲‘奉旨納妾’雲。”
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好到了近似於“色情狂”的病態程度，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飾，這一現象到底是精神現象，還是單純的生理現象?似有進一步解剖的需要。
在這個問題上，我以爲前人的野史筆記都把它歸之於單純的生理現象，說他是“奇人”，具有這個方面的特異功能，云云，這是被表面現象給矇蔽了的“只見樹木，不見泰山”的泛泛之談。我個人傾向於認爲，作爲一位才情冠絕一時的大知識分子，紀曉嵐的“好肉”與“好色”，不能只簡單地當成一種純粹的個人生理現象，更多的應被理解爲是一種精神現象，必須到紀曉嵐的精神世界的深處尋找原因，這才能切中肯綮，找到這種現象的最合理的解釋。
而要揭開這個現象的謎底，我以爲首要的一點必須從紀曉嵐在文化方面所取得幾項成就的真實“含金量”說起。
紀曉嵐爲世人矚目的文化成績主要有兩項：一是奉旨領導編篡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型圖書——《四庫全書》;二是在晚年寫了一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的隨筆雜記《閱微草堂筆記》。
關於《四庫全書》，今人文懷沙老先生曾將其評價爲是一部閹割中國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大意)。實際上，這也並非是很新鮮的思想。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在其名著《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2月版)中，對於《四庫全書》早就提出了相似的觀點，並一針見血地指出。
通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燬的一切異端著作。他們出善價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戶搜尋。該禁的圖書是研究軍事或邊務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說的評議，而主要是那些頌揚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論證的，這是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別人且不管，我個人對於以上這些“誅心之論”，是非常贊成的。也曾經專門著文《〈四庫全書〉的B面》(見《四川文學》2006年6月上)表達了相同的觀點。所以，紀曉嵐秉承皇帝的諭旨所從事的這項事業，你可以說它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也可以說它是“閹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項工程。
至於《閱微草堂筆記》，雖然煌煌24卷，但是仔細閱讀過它的人都會發現，這部明顯受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影響的筆記體雜記，除了語言文才斐然、行文亦莊亦諧、故事引人入勝等幾個優點外，倘就內容和思想性而言，無非是在重複一些“因果報應”的老調，根本沒有一點自己獨特的觀點和見解，實在是貧乏虛脫得可以。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紀曉嵐本人對這部消遣之作，也並不看好，他曾經寫詩這樣評價自己的《閱微草堂筆記》：“平生心力坐消磨，紙上雲煙過眼多。擬築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似東坡。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蒐羅鬼一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倘若像以上的分析這樣，那麼，綜括而言，紀曉嵐在文化方面的成績其實很乏善可陳的。誠然，他擁有一腔絕世的才情和強健的體魄，在一個正常的時代裏，本應該留下能夠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傳之後世，但事實卻是除了代滿族皇帝編輯了一部閹割中國文化的大書，寫了一部沒有什麼思想價值的《閱微草堂筆記》之外，實在沒有留下真正讓人矚目的自己的東西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必須強調的一點是，紀曉嵐在文化方面乏有真正的大建樹，並不是因爲他的才學不足以達此。恰恰相反，紀曉嵐是具備寫出大書的才情、閱歷和精力的，他本人也具有強烈的發表慾和表現欲，酷愛出風頭，要不是這樣的話，野史上也不會留下那麼多關於他妙語解頤、當衆挖苦別人的段子。
那麼，才情冠絕一時的大才子紀曉嵐爲什麼卻懶於著述呢?應當說，對於這一點，不光是現在的我們看到了，就是當時的知識界中也多有注意到這一問題的。清人陳康祺在他寫的《郎潛紀聞二筆》卷6中，就專門研究了這一問題，並引用了紀曉嵐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
在該書“紀文達不輕著書之原因”一節中有這樣的概括：“紀文達平生未嘗著書，閒爲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或以爲言。公曰：‘吾自校理祕書，綜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這段話透露出來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還在紀曉嵐活着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已經被鄭重提了出來，而且連紀曉嵐自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這才就這個問題專門表白一番。根據紀曉嵐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懶得著述，是因爲是看的古書實在太多，知道自己縱然是寫些什麼，也不能出古人之右，因此上才主動放棄了著述的權力。
不過，這樣的一種解釋實在經不起推敲。紀曉嵐的確是讀書甚多，但是古人讀書比紀曉嵐多的應當大有人在，別的不說，單說在他之前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個讀的書也不能說比他老人家少吧，但爲什麼這些人就沒有因此而封筆呢?
再者，如果按照紀曉嵐的這個邏輯，不是大家今後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嗎?“名山事業”豈不是要到此爲止了嗎?以紀曉嵐的睿智，他完全應當知道，古人並沒有包圓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包圓所有的真理。一個時代的人有一個時代人的獨特感悟，這些感悟是不會完全重複的。
所以，紀曉嵐自己所說的不願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腳的搪塞之詞，他之所以沒有盡心著述，寫出真正的大書來，明顯是另有隱衷。聯繫到當時政治氣候和文化界的現狀，這個原因其實也很簡單，這就是：高壓的文化政策，頻繁興起的文字獄，已經使紀曉嵐的思想受到了嚴重的衝擊，被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閹割”，從此不敢寫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清初的文字獄是相當嚴酷的，而這些文字獄中的相當一部分，恰恰就發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紀曉嵐編篡《四庫全書》的同時。根據統計，整個乾隆年間一共興起文字獄100多起，而在編篡《四庫全書》的期間，則發動了48起，幾乎佔到了總數的一半。紀曉嵐幫着乾隆“閹割”中國的古書，最清楚滿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見着許多著作因爲有政治問題而被禁燬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聞目睹當代許多文人因言惹禍、或者丟掉官職、或者全家被株連的遭遇，他不能不對文字工作的危險性產生足夠的恐懼。因此，智商甚高的紀曉嵐也只能選擇“鴕鳥政策”以自保。從此以後選擇謹慎爲文之一途，或者乾脆就什麼也不敢寫了。
從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選擇一個漢族的大知識分子來領銜編篡《四庫全書》，其中固然有滿族當中盡皆“綠林大學”畢業，殺人是強項，但“修文”則實在拿不出手的現實，但其內心裏也不能排除通過編篡《四庫全書》，讓這個漢族的大知識分子接受一次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
當然，不論他是不是深謀遠慮到了這一層，結果卻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裏的。這就是以紀曉嵐爲代表的漢族最優秀的腦袋，通過編篡《四庫全書》這項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極力對古人的著作進行了全面的“閹割”;另一方面，在“閹割”古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被有意無意地集體實施了“精神閹割”手術。這些漢族的知識精英從此只能夠像紀曉嵐一樣，把超人的才情施之於說點笑話、對個對聯和挖苦個同僚的範疇，斷然是不會再像其不遠的前輩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一樣，胸懷“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壯志，進行獨立思考的著述事業了。
衆所周知，由於清朝初期開始大興文字獄，當時的大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都是將精力傾注到了考證之學中的，由此導致了清朝的“小學”空前的發達。紀曉嵐既然身處期間，當然也不能例外。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姑妄聽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餘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閒。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五十年後，領修祕籍，復折而講考證。”
這其實是一段多少有點辛酸的“自供狀”，它明確地表白了紀曉嵐從事文化事業50年來的心理演變軌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紀曉嵐在三十以後，也曾經有過“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的慷慨激昂的階段。但自從開始受命領導編篡《四庫全書》，這種夢想就完全破滅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考證之學裏面，從此不再懷抱有“名山事業”的非分之想，老老實實地去做他安穩的“觀弈道人”的出世生活去了。這其中的意思是明擺着的，這就是他已經被成功地實施了“洗腦”，由一縷桀驁不遜的“遊魂”，徹底地變成了一名即使。
但紀曉嵐畢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絕世的聰明才智和旺盛的創造慾望被壓抑後，必然會尋求一種新的發泄渠道，這就是心理學上講的“易情效應”。紀曉嵐和魏晉時期在司馬氏強權統治下的許多被壓抑了的先輩知識分子一樣，在日常生活中尋到的一個發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正像筆者在前面所論述過的，徵諸歷史，像紀曉嵐一樣被實施了“精神閹割”的文人，通常其肉體上的慾望往往是超乎常規的發達。而與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馬遷一樣被“閹割了肉體”的知識分子，則剛好在精神上呈現旺盛的創造力量。這兩者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相輔相成的一對孿生兄弟，它們同時印證了這樣一條生物學法則：身體的某一方面被壓抑，在另一方面就會出奇地發達起來。
我們看到的紀曉嵐正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他在被清朝的統治者“閹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創造性，變成了一個“精神上的太監”之後，便迅速地滑向了肉體上的縱慾和狂歡，竟然“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試圖用這種肉體之上的狂歡，來發泄過剩的“力比多”，藉以消磨豪情，轉移自己內心的壓抑和痛苦。
應當說，把一個優秀的知識分子改造成一樣的一副德性，無疑是他乾隆皇帝最大的成功。因爲乾隆皇帝心裏最清楚，紀曉嵐再好色好吃，大不了也就是犧牲自己的幾個宮女和國庫裏的一點糧食，一個淪落到整天只知道“御女”和“食肉”的人，對統治者是一點威脅也沒有的。從本質上說，這樣的人和那些宮中的太監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些只會跟在皇帝的屁股後面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角色。因此，當紀曉嵐當面說出自己喜歡女人時，乾隆皇帝不但不加以責怪，反而大度地派出了自己的兩名宮女去滿足紀曉嵐的慾望。這個乾隆皇帝大約可以算得上是“光榮、正確、偉大”的樣板了。
從分析紀曉嵐式“縱慾狂”的病因，我們大約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中國自古以來實際上存在着兩種“宮刑”。一種是直接割掉掉男人生理上的生殖器，使之變成生理意義上的“太監”;另一種則是剝奪男人獨立、自由的思想能力，使之變成精神意義上的“太監”。前一種做法只能讓“大丈夫”變成肉體上的中性人，卻仍然阻擋不住像司馬遷這樣的自由意志強健者，因此還不算太陰毒，也並不算徹底。而這後一種精神層面上的“閹割”，則只會造就肢體強健的奴才和愚民，不但更具隱蔽性，而且更其徹底和行之有效。
人物生平
紀昀祖籍爲應天府上元縣，傳其家爲紀家邊。明永樂二年(1404年)，奉命“遷大姓實畿輔”(乾隆《獻縣誌》)，人稱茶星始遷來獻縣，入安民裏四甲籍，卜居獻縣城東九十里之景城鎮。到紀曉嵐，北遷已十四世。有據可考，紀曉嵐爲紀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於這樣一個世代書香門第。
紀曉嵐兒時，居景城東三裏之崔爾莊。四歲開始啓蒙讀書，十一歲隨父入京，讀書生雲精舍。二十一歲中秀才，二十四歲應順天府鄉試，爲解元。接着母親去世，在家服喪，閉門讀書。三十一歲考中進士，爲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爲庶吉士，授任編修，辦理院事。外放福建學政一年，丁父憂。服闋，即遷侍讀、侍講，晉升爲右庶子，掌太子府事。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授貴州都勻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爲侍讀學士。同年，因坐盧見曾鹽務案，謫烏魯木齊佐助軍務。召還，授編修，旋復侍讀學士官職，受命爲《四庫全書》總纂官，慘淡經營十三年， 《四庫全書》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三千四百六十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經、史、子、集四部。紀並親自撰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二百卷，每書悉撮舉大凡，條舉得失，評騭精審。同時，還奉詔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基礎上，精益求精，編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爲涉獵《四庫全書》之門徑，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書。 《四庫全書》的修成，對於蒐集整理古籍，保存和發揚歷史文化遺產，無疑是一重大貢獻。
在主編《四庫全書》期間，紀曉嵐由侍讀學士升爲內閣學士，並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閣事，甚得皇上寵遇。接着升爲左都御史。 《四庫全書》修成當年，遷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乾隆帝格外開恩，特賜其紫禁城內騎馬。嘉慶八年(1803)，紀曉嵐八十大壽，皇帝派員祝賀，並賜上方珍物。不久，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兼國子監事。他六十歲以後，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禮部尚書。紀曉嵐卒後，築墓崔爾莊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員，到北村臨穴致祭，嘉慶皇帝還親自爲他作了碑文，極盡一時之榮哀。
主要成就
紀曉嵐以才名世，號稱“河間才子”。一生精力，悉付《四庫全書》。筆記小說《閱微草堂筆記》和一部《紀文達公遺集》傳世。 《閱微草堂筆記》共五種，二十四卷，其中包括《灤陽消夏錄》六卷， 《如是我聞》四卷， 《槐西雜誌》四卷， 《姑妄聽之》四卷， 《灤陽續錄》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慶三年(1798)陸續寫成。嘉慶五年(1800)，由其門人盛時彥合刊印行。《紀文達公遺集》 ，是紀曉嵐的一部詩文總集，包括詩、文各十六卷，爲人作的墓誌銘、碑文、祭文、序跋、書後等。
除此這外還撰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三十二卷《紀文達公遺集》(上十六卷文章，下十六卷詩賦)、十卷《評文心雕龍》、六十三卷《歷代職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紀略》、《鏡煙堂十種》《畿輔通志》、《沈氏四聲考》二鄭、《唐人詩律說》一冊、《才調集》、《瀛奎律髓》評、《李義山詩》、《陳後山集鈔》二十一卷、《張爲主客圖》、《史氏風雅遺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紀氏家譜》等。
編撰貢獻
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200卷，收正式入庫書3 461種;存目書6 819種，93 500餘卷。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始纂修，初稿成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因《總目》卷帙浩繁，翻檢不便，又刪節編成《四庫全書簡明目錄》20卷。《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其進獻之書有105種，入存目者41種。藏書鈐有“春帆校正”、“心與古人會”、“校書天祿”、“河間紀昀”、“瀛海紀氏閱微草堂藏書之印”等。著有《閱微草堂筆記》、《紀文達公遺集》、《詩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