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是奠定現當代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的一個世紀：歐洲迎來了被稱爲“雙元革命”的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13個英屬北美殖民地聯合起來發動了一場叛亂，奇蹟般的戰勝了強大的宗主國軍隊，建立了一個嶄新的國家及國家模式。
人們普遍認爲，18世紀也是世界經濟中心發生轉移的一個世紀。當時的中國正在經歷康乾盛世，文治武功及宮闈野史至今爲國人津津樂道。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者們都傾向性地認爲，康乾盛世實乃古代中國盛極而衰的節點，中國因而錯過了向近代和資本主義轉型的最寶貴機遇。在這個世紀裏，統治中國長達64年(1736-1795年在位，退位後以太上皇身份專權至1799年去世)的乾隆皇帝弘曆也因此成爲受到批評最多的歷史人物。毫無疑問，關於乾隆最主要的三項批評就是：文字獄、閉關鎖國和放任腐敗。
雖然電視劇塑造出的乾隆、紀曉嵐、和珅三個好基友的故事絕無可能在歷史上出現，但是人們確實是通過這些惡俗情節來認知乾隆皇帝的。你還記得《還珠格格》嗎?乾隆的人物表現說白了就是一個翻版的隋煬帝：好大喜功，主觀武斷，多愁善感，沉溺兒女情長，並常常受到後宮、大臣和平頭老百姓的愚弄。
很少有人會將乾隆與16-19世紀歐洲一些大國的帝王進行對比，比如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大帝、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伊麗莎白一世，甚至是拿破崙。但在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及歷史系講座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歐立德看來，乾隆的歷史地位長期以來受到了不公正的低估。在他眼中，弘曆各方面都並不亞於同時期的歐洲君王，甚至更爲傑出。因此，歐立德所著的《乾隆帝》是一本旨在爲乾隆的歷史地位進行還原和辯護的通俗類評傳作品。
乾隆爲何熱衷個人崇拜?
乾隆時期，中國的西部北部版圖獲得擴大，儘管在清末民初陸續流失了大幅領土，但仍奠定了今天中國的遼闊版圖。書中盛讚皇帝保護和擴張清帝國領土的“十全武功”，指出乾隆平疆並非窮兵黷武，也因此震懾了正在極力向西伯利亞和中亞擴張的沙皇俄國，奠定了兩國近一個世紀的和平。
但歐立德也指出，由於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平定西域(新疆)的功績被界定爲他這個偉大君王而不是清帝國這個國家的功績，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也沒有意識到平疆的歷史意義。因此，在皇帝和滿漢大臣、知識分子的共同疏忽下，清帝國的邊疆治理仍主要沿用唐宋以來的鬆散體制，與漢族人口占多數的中國中原本部形成兩套截然不同的安排。由此固然可以凸顯乾隆“天下共主”的尊崇地位，卻使得邊疆地區及人民的國家認同相當低微。這項失誤帶來的後果異常可怕，20世紀初清帝退位後，革命黨人曾經打出的“驅逐韃虜”的旗號，傳播擴散的速度更甚於“五族共和”，邊疆地區居民的國家認同降到了冰點，加之沙俄的蠱惑，引發了一連串邊疆分離和叛亂運動。
歐立德在這本書的結語中，對熱衷歌頌自己的乾隆給予了辯解。他指出，乾隆的合法性來自於上天，這就要求他必須將自己扮演爲儒家聖人、士紳士人、藝術鑑賞家、精明政客，還要承繼中國古代史上若干英明君王的傳統;基於清帝國的特殊性，“他又將自己塑造爲滿洲勇士的典範，精於騎射……一個掌握部分佛教教義智慧的虔誠者”。
此外，歐立德還認爲乾隆的文化成就遠遠勝於其失誤。第七章歷數了作爲藝術家贊助者、收藏家、書法家、詩人的乾隆皇帝對文化藝術以及相關的工藝的終生摯愛。有趣的是，歐立德還提到了乾隆對歐洲畫師、繪畫技法及西洋鐘錶的喜愛，這爲書中第八章反駁近代以來乾隆長期被指責閉塞守舊埋下了伏筆。
乾隆借編纂《四庫全書》大肆銷燬反清著作，並由此帶來擴大化的文字獄，開文化暴政(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之先河，歐立德在書中對此也有提及，但着墨不多，《乾隆帝》一書也必然因此持續引發爭議。事實上，乾隆皇帝的文化成就，不過是爲了鞏固其政治地位和統治合法性的政績工程，外加滿足其個人的虛榮心，不值得大書特書。如果說乾隆年間的文化藝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繁榮，最根本的動力因素其實在於這是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王朝，更多外民族文化元素通過已經發育成熟的漢文化得以呈現，帶給人耳目一新的觀感，僅此而已。
爲什麼乾隆註定不能成爲改革者?
《乾隆帝》一書有多個章節都在探討乾隆時期的中國錯過歷史轉型機遇的原因。歐立德認爲，清帝國與歷史上以往的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莫臥兒帝國既有相似之處，更具有兩大不同：
首先是清帝國作爲中國中原正統王朝的繼承者，必須在體制與結構上承接漢唐以來的傳統，皇帝事實上不可能隨意開展大範圍的創新，乾隆註定不能成爲另一個彼得大帝;
其次是這個帝國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必須時時刻刻注意人數和知識權力佔優的漢人的反撲，也就是說，無論是乾隆，還是之前的康熙和雍正，都必須力促滿漢融合，圍繞這個政治正確主題行事。事實上，在清朝建立200多年後起事的拜上帝教，儘管主要成員均爲漢人，就因爲教義無法銜接中國的思想和政治傳統，因而首先迎來了漢族地主與儒生的結盟打擊。
錯過轉型的另一項主因是清帝國的統治集團滿洲(滿族)沿用的特殊體制，使其越來越難涌現出可堪大用的文武人才。清朝一統中國前，皇太極就曾發出警告，要求皇室吸取金朝教訓，避免滿族健兒被漢人腐朽的官僚文化和脂粉氣所腐蝕，爲此，滿族子弟被限制從事軍政之外的職業，由國家供養，還實行統一居住。這本是爲了確保滿族子弟特別是皇室子弟具備尚武精神，但事實上卻加速了這個特殊利益集團的腐化和衰敗。事實上，無論是皇族宗室，還是權貴子弟，“圈養”註定只能培養出一代更比一代差的接班人體系。
乾隆登基後，曾進行了50餘次圍獵，還曾多次下旨要求滿人官員講滿語，這些努力收效甚微。滿族集團人才稀疏(傅恆、福康安父子是乾隆年間極其少有的宗室英才，屬於孤例)，漢族知識分子又深受傳統之困，這就使得已經擁有“睜眼看世界”條件的乾隆無法做到以一己之力推動國家的轉型。再說了，乾隆本人也是在清代皇族“圈養”體系中長大的，所參與過的競爭僅僅是幾個親王、貝子之間的奪嫡爭儲競爭，沒有壓力也沒有必要去睜開看世界的眼睛。
年輕版的乾隆會善待馬戛爾尼嗎?
乾隆究竟是不是主流歷史學界描繪的那個昏庸保守無知帝王?歐立德在《乾隆帝》書中第八章就此提供了殊爲有力的“翻案”分析。在他看來，清帝國與此前的中國中原王朝一樣，都需要經營朝貢體系，需要洞察東亞、東南亞、中亞區域局勢，這就使得皇帝及其大臣隊伍很難做到完全的閉塞保守。
第二項“翻案”證據是乾隆時期仍有許多歐洲人居住在北京，多爲以天文學家、數學家、地理學家、測繪師、畫匠、樂師、翻譯家身份出現的歐洲傳教士，其主要服務對象就是皇帝本人。乾隆皇帝與其祖父康熙一樣，癡迷西方藝術，圓明園中甚至就有模仿凡爾賽園藝風格的建築。
證據之三，乾隆時期中國對外貿易，包括對俄、經由俄國對歐的陸路貿易，及海上貿易，爲朝廷及皇帝內庫貢獻了大量的稅銀，《乾隆帝》書中甚至還引用皇帝的原話指出，皇帝希望絲綢、瓷器、茶葉等出口驅動型工業能夠打破官辦企業的陳腐舊病，獲得更快發展。
那麼，如何解釋乾隆武斷拒絕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和平通商要求一事?歐立德認爲，乾隆在馬戛爾尼面前擺出的漠然姿態，是爲了刻意淡化中英貿易關係對清朝的實際重要性，這或許是一種談判中的常見手法。而他故意問及英俄地理距離、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向英格蘭朝貢等問題，更是有意表現出對英國毫不在意的態度，並不能說明弘曆本人是個對世界大勢和地理一無所知的人，因爲他曾讓歐洲傳教士在圓明園的一座大殿上繪製了世界地圖。歐立德進一步指出，馬戛爾尼見到的乾隆已經82歲高齡，後者爲了處理內政方面的困難事項已經筋疲力盡，“如果乾隆認爲他統治下的這個自給自足的王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和平時期且擁有空前的財富，我們是很難對其進行指責的。”
筆者以爲，歐立德提供的這三項“翻案”證據，確實可以一定程度上改變人們對乾隆及乾隆年間清帝國中樞戰略眼光的判斷。但不那麼閉塞保守，仍然不等於開放開明。乾隆畢生都不可能贊助民間的冒險家，像西班牙、葡萄牙國王那樣資助哥倫布和麥哲倫投身航海探險事業。嚴格意義上講，他的戰略眼光與後來遺詔不肯配享太廟的道光帝沒有太大分別，唯一的區別可能在於，他手下有對更能打仗的父子，道光麾下沒有良將。
歐立德爲乾隆會見馬戛爾尼一事提供的辯解，其實相當牽強。如果真如歐立德自己所說，乾隆故意怠慢馬戛爾尼是爲了更好的獲取談判籌碼，那麼，隨後的談判中，就必然會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提出訴求——這根本沒有發生。
縱然如歐立德所言，乾隆甚至可能知道當時已經發生的法國大革命，這也不能說明什麼問題。乾隆會將攻陷巴士底獄事件理解爲純粹的叛亂，還是新興階級要徹底打破舊貴族壟斷政治權力的信號?他可以想象滿漢貴族和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組成議會，嚴禁皇帝隨意徵稅，將內務府也納入監控範圍?他會容忍羅斯柴爾德家族這種貪婪的銀行家向皇家甚至敵對國發放高利貸，兩邊下注大賺其錢的金融操作嗎?
乾隆對國際、區域局勢的理解，要比蒙元時期的大汗們，甚至更早的日本梟雄織田信長落後得多。如果馬戛爾尼早到20年，老大帝國婉言謝絕歐洲新貴的結局也不會改變。
乾隆統治晚期，在世界變局即將到來的關口，中國這個大一統國家也出現了離心力上升的徵兆，皇帝因而被迫收緊權力，藉助歷朝歷代已經被證明爲無效的祕密奏報制度來治理國家，還不可避免的造成身邊的寵臣創下中國古代史上最高的貪腐記錄的醜聞。“天之驕子，世之凡人”，終於因此帶領他的帝國，走向了悲劇性的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