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公元735-公元812年)，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縣)人。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生於累世仕宦之家。杜佑18歲就進入官場，歷經玄、肅、代、德、順、憲六朝，仕宦60年，先後在刑、工、戶、度支各部任官。這些任職履歷使他對唐朝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尤其是晚年官至宰相，身負朝政重任，得攬全局，更是周知國家盛衰的關鍵問題。不過，作爲一生從政閱歷豐富的政治家的杜佑，其本身也是一個好學深思、治學嚴謹的學者。《舊唐書·杜佑傳》載:“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總之，政治家的見識加上學者的才華，《通典》由杜佑來撰寫編纂，正可謂得其宜者。
唐憲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屢次請求致仕，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六月，始獲准以守太保致仕。當年十一月病卒。
一生爲官，政績斐然
杜佑幼年讀書就很勤奮，經傳之外，尤其重視歷史典籍的學習。年十八，以父蔭爲濟南郡參軍、郯縣丞。天寶末年，其父杜希望的好友韋元甫做潤州(今江蘇鎮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韋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韋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處理，便徵詢杜佑的意見。杜佑對答如流，很得要領，元甫非常滿意，便派他做司法參軍。後韋元甫爲浙西觀察使、淮南節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職，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轉主客員外郎。大曆七年(公元766年)，韋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爲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今江西臨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廣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經略使。前後在江西、廣西一帶做了好幾年地方官。
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勵精圖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馬楊炎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徵杜佑入朝爲工部郎中，歷任金部郎中、權江淮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那時正用兵河北諸鎮，軍需緊急，“饋運之務，悉委於佑”。杜佑不久便遷升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度支總領全國經費，當時軍費開支浩繁，每月費度支錢一百多萬貫。由於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錢，於是官吏大索商賈財貨，鬧得“長安囂然如被寇盜”。杜佑看到這種情況，認爲“百姓頗困，加賦攸難”，主張裁減官吏，節省開支，特地寫了一篇《省官議》獻給德宗。指出“設官之本，爲理衆庶，所以古昔計人置吏”，但自中宗以來，用人無制，從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複的閒散的官員，糜費國家大量的開支，應該加以裁併。因爲宰相盧杞當權，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盧杞爲了排除異己，出杜佑爲蘇州刺史。由於前任刺史以母喪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願赴任，於是改任饒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爲嶺南節度使。貞元三年(公元787年)，杜佑被召爲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過了兩年，又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
杜佑從貞元六年赴任揚州，在淮南經歷了13年，做了幾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時，遭逢旱災，饑荒嚴重。他一面下令富戶出售糧食，救濟災民;一面革除苛捐雜稅，安定社會。揚州久經兵亂，官舍多被毀壞。駐軍沒有營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廟裏;儲備沒有倉庫，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鳩工，興建營房和倉庫，解決了軍隊用房和財賦儲存的問題。當時聯營30區，士馬整飭。爲了發展農業生產，修整舊有的雷陂(江蘇揚州市北)，還開鑿了新渠，以資灌溉。又開濱海棄地爲稻田，稻子產量很高，積米至50萬斛。於是淮南兵精糧足，爲四鄰所畏。
第二，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死了，軍士擁立其子張愔，求爲節度使，唐廷不許，於是加杜佑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叫他討伐張愔。杜佑調集大批戰船，派部將孟準爲前鋒，進攻徐州。但孟準的軍隊渡過淮河以後就吃了敗仗，杜佑因此不敢進兵。這時泗州刺史張伾出兵攻埇橋(在今安徽宿縣南古汴水上)，也大敗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張愔爲徐州團練使，分濠、泗兩州隸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觀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學，手不釋卷。公事之餘，勤於著述。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通典》，派人獻給了朝廷。
《通典》的編纂
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順宗即位，攝冢宰，尋進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當時王叔文以副使進戶部侍郎，銳意革新政治，不久失敗。佑奏李巽爲副使，頗有建樹。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杜佑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岐國公。這時河西党項潛引吐蕃入侵，邊將貪功，請兵出擊。杜佑上書反對用兵。他歷述前代開邊黷武，兵連禍結的歷史教訓，明確指出党項寇邊的原因是，“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徵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應輕易出兵，但當慎選良將，加固邊防，“來則懲御，去則謹備”就可以了。憲宗採納了他的意見。過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請求致仕，憲宗不許，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杜佑因病，累表求退，憲宗不得已許之。杜佑就在這年冬天逝世，終年78歲，贈太傅，諡曰安簡。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側室李氏扶正，貞元十五年，封密國夫人。史稱杜佑“始終言行，無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爲夫人，時論非之”。其實杜佑言禮，貴在“隨時”與“通變”，以妾爲夫人，在他看來，也不過是行所當然罷了。
杜佑本爲長安巨族，作鎮揚州，家財鉅萬。在京城安仁裏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別墅，亭館林池，最稱佳勝，常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時貴盛無比。
中唐前後，是一個對歷史進行大規模總結的時期，史書的編纂進入了非常重要的階段，杜佑所著《通典》的問世，改變了古代歷史的編撰格局，是史學發展的又一次重大轉折。從大曆元年(公元766年)起，杜佑開始撰寫代表其學術水平的史學名著《通典》，歷經36年，於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這部鴻篇鉅製。《通典》共200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9門。每門下面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還有細目，以歷代典章制度的歷史演變、得失興革爲中心，兼記有關言論，上起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個別地方延續到德宗貞元年間。其文獻主要依據是《五經》各種史籍，歷朝文人的文集、撰述、論議。全書開創了綜合性典制體通史形式，是獨立制度史編撰的開端和奠基之作。以典章制度爲中心，分門立目，以類相從，敘其始終的典制體，從此成爲與編年體、紀傳體並行的重要史書體裁，開拓了歷史研究和撰述的重大領域。 從《通典》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作者對社會結構有了嶄新的認識，這種認識是建構在現實歷史發展和時代精神的基礎上的。《通典》自序中，他清楚地勾勒了當時社會的經濟、政治結構和與之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及其相互關係，認爲“食貨”是基礎，“教化”是手段，“致治”是目的。各種制度如選舉、職官、禮樂、兵刑等都應建立在“食貨”的基礎之上。這種認識反映在《通典》的內容編排上。以“食貨爲首”，《食貨典》12卷，論述經濟問題，包括土地制度，鄉村基層組織，賦稅制度，戶口盛衰，貨幣流通，交通運輸，工商業和價格關係。在這些前提下，展開其餘幾個門類，其中職官又最爲重要，禮、樂、兵、刑次之，州郡、邊防更次之，這種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之間關係的認識是先進的，在其以前史家中很少見。同時也是對近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的系統總結。
《通典》撰述的目的，按杜佑自序中所說是“實採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這裏，他非常明確地表述了經世致用的創作目的，表現了經邦、致用的史學思想的成熟。首先，他以勇敢的歷史和現實批判精神，指出儒家經典中的空泛言論無濟於治世，批評歷代衆賢很少有匡救之方，因而他“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其次，他重實際，講功效，把對歷史的認識轉化爲對現實的思考和初衷。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他入朝爲相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通典》中的要點輯錄成《理道要訣》33篇，上奏德宗，以便斟酌實行，針對社會的癥結和時代的要求來“師古”，以達到經邦、致用的最高目的。以“富國安人之術爲己任”，這種史學思想顯然具有里程碑意義。最後，他反對“非今是古”的歷史觀和主張適時變通以順應歷史進步趨勢的思想，以及對門閥制度的批判態度都表現了其卓絕的歷史識見。
《通典》表現的一切，證明了作爲政治家兼史學家的杜佑，無疑是時代的優秀人物，是站在歷史潮頭思考歷史和現實問題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