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耀卿是唐代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時期的名臣。大約開元十三——十九年間(725-731)，擔任宣州刺史。 裴耀卿任宣州刺史期間，親民愛民，興辦教育、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促進宣州社會發展，經濟實力迅速上升。
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上做了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情，帶來了宣州區域社會經濟轉折性的變化，他立足於宣州區域的視角，調查研究了江南漕運問題，提出了全國性漕運制度改革的思路和方案，撬動國家交通運輸格局的改變，爲宣州區域開拓了廣闊的發展前景，而裴耀卿也由於宣州刺史的經歷，獲得東南地區社會經濟的深刻認識，找到了撬動宣州乃至東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命門，他所提出的漕運制度改革，有利於激活南北社會經濟文化交流。
一、裴耀卿供職宣州刺史
裴耀卿，字煥之，父親裴守真，官至寧州刺史。裴耀卿年少聰慧，參加國家“童子舉”考試及第，年稍長，授“祕書省正字”，繼而入相王府任“典籤”，負責王府“宣傳導引”、“備顧問”，即幫助相王李旦接待賓客，送往迎來，被視爲王府“學直”，即值班、主持王府內務，很得相王器重。
相王李旦繼位，是爲睿宗，授裴耀卿國子監主簿，遷“長安令”。
玄宗開元十三年(725)，裴耀卿任濟州刺史。濟州治所鉅野(今山東菏澤)。裴耀卿每一官任，都很有政績。濟州刺史任上，視察境內黃河大堤多處毀壞，不堅固，不堪洪水。沿河州縣因爲沒有接到朝廷修堤的任務和命令，不敢擅自動工興修。裴耀卿認爲這件事情不能夠等待，立即組織修堤，親自上堤督護。工程未完，朝廷任命裴耀卿爲宣州刺史。裴耀卿憂慮河堤工程沒有竣工，將《詔》書壓下，“弗即宣”，直到河堤竣工，才“發詔”，轉徙宣州刺史。濟州父老十分感激，裴耀卿離別之日，“甚思之”。
1、首務教化，改善民風
裴耀卿赴任宣州刺史，“首務教化”。這包含兩層意義，從赴任之日，即抓教化;自始至終“教化”放在首位。
史載，裴耀卿在宣州“首務敎化，率父老行禮、奏樂，歌《白華》、《由庚》等篇，明孝子養親之義。” 唐代以前，中國政治、文化中心，大多在北方黃河流域，唐代長江流域社會經濟崛起，全國經濟重心南移，宣州隨着全國經濟重心向南轉移的趨勢而迅速發展，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相應的文化教育。裴耀卿首務“教化”，抓到了宣州區域的實際問題。
裴耀卿在宣州“教化”的抓手，是恢復《鄉飲酒禮》，提升本土文化素質，思想教育寓於其中。何謂《鄉飲酒禮》?
《禮記•射義》釋曰，“鄉飲酒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這是中國傳統的禮儀制度，是易於實施並且爲普通民衆接受的禮儀形式。史載，“鄉飲酒之禮，六十(歲)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禮器)，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鄉飲酒禮的意義在於序長幼，別貴賤，採用普及性的道德實踐教育，蔚然孝弟、尊賢、敬長、養老之風尚，日臻完善德治教化。
隋唐時期，科舉漸興，《鄉飲酒禮》一般用於基層舉士時隆重舉行。由於貢舉三年一次，間隔時間過長，裴耀卿進行改革，恢復古代每月一次。不難看出，裴耀卿急切援引禮義教育，旨在改善風尚，促進和諧、穩定社會。《白華》、《由庚》是《詩經》名篇。《白華》宣傳父慈子孝、夫婦忠貞，共同勞動，“浸彼稻田”，創造美好生活;《由庚》宣傳“萬物得由其道”，遵循自然，各得其宜。裴耀卿針對宣州區域，選擇這兩首名篇，恰到好處。宋代宰相田錫十分稱讚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上覆興《鄉飲酒禮》，“恭勤而行禮，月而習之，歲而行之，於是宣州耆老，宣庭寮吏，每聞歌”，皆激動，受到深刻教育，吏民風化大大改進。田錫高度評價說：“唐之世祚垂三百載，唐之牧守凡幾千人，惟耀卿能於一郡之間，獨奉先王之禮，猶化其俗尚移其風。” 《白華》、《由庚》的詩頌之聲，飄蕩在古老的宣州“一郡”及其下轄“八縣”大地。
唐代取士，進士科比較難，每年三、四十人。各州進士及第者，鳳毛麟角。有人統計，唐代科舉取士，宣州有9名進士。 這是唐代宣州文化教育逐步興盛、提高的結晶。
2、發展生產，人口繁衍
興修水利，擴大開墾，勸民耕種，發展生產，這是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上的突出政績，史稱有“善政”。短短几年，宣州人口增長。在農業爲主要經濟成分的歷史時期，人口的增長即是生產力發展的標誌。開元十八年(729)，裴耀卿向朝廷述職報告，說道“江南戸口稍廣”，主要就是指宣州戶口繁衍增加。
太宗、玄宗時期，在全國先後兩次進行州縣改置，除了調整行政區劃，州縣級別也有所調整。當時的級別大致有4種劃分，依據經濟發展狀況，人口賦稅數額多少劃分上中下三等。特殊區域，例如戰事頻仍、災害頻繁、軍事險要之區域，設置另外幾種標識，稱之爲“赤、畿、望、緊等縣”，不計戶口，視爲“上縣”。
太宗時期，宣州境內，下轄四縣，其宣城郡爲“望”;當塗、涇、廣德三縣“緊”;南陵縣“望”。寧國“緊”，後省(即廢除)。
裴耀卿任刺史5年間，宣州地區生產發展，人口繁衍。開元年間，國家重新調整行政區劃，按照戶數和人口數，參考所在區域的位置，制定了全國州縣級別的統一標準：“四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五千戶爲中州，不滿二萬戶爲下州。”又規定“六千戶已上爲上縣，三千戶已上爲中縣，不滿三千戶爲中下縣。其赤、畿、望、緊等縣，不限戶數，併爲上縣。” 按照這個條例，宣州被劃爲“望”，即“上”州。其下轄8縣有2“望”4“緊”2“上”，全部屬於“上縣”。 宣州境內行政區劃不斷調整、析分，反映了區域經濟和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唐高宗至玄宗時期，宣州出現了發展較快的勢頭。農田水利廣泛興修，土地開墾和耕種擴大，水稻種植水平有了很大進步，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成爲唐代東南地區的主要糧食產地。
二、宣州視野下的江南漕運改革
裴耀卿爲政治事，其特點是視野開闊，能夠着眼於全國經濟形勢，尋求區域經濟發展的契合點。
開元十八年(729)，玄宗召集各地地方官，“朝集”京城述職，玄宗在朝集大會上，向大家諮詢經濟方略。主要是訪問糧食問題。
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社會經濟發展較快。由於京城機構日益龐大，駐軍增多，人口膨脹較快。僅僅依靠關中地區生產的糧食，供需矛盾存在缺口。每年從各地漕運大批糧食，仍然不能滿足京城人口日益增長的需求。加上漕運方式落後，年運量遠不能滿足京城需求，甚至不能保證正常供應，更不敵天災。每當北方受旱遇水，出現饑荒，國家便增加南方的漕運數額，最困難的時候，甚至率領京城官員到東都洛陽“就食”，渡過饑荒。
開元十五年(727)秋，“河北飢，轉江淮之南租米百萬以賑給之”。
開元十六年(728)十二月又因水災而出敕調運南方糧食，“漕江淮以賑之”。
面對朝廷存在糧食和物資問題，裴耀卿認爲國家並不缺少糧食和物資，關鍵是如何調劑各地餘缺。他總結宣州爲政5年的地方官經驗，親眼所見江南社會經濟形勢發展很好，“人口稍廣”，倉儲充足，由於運輸不暢，難以滿足京城的需求。他又調查了江南到京師的水陸運輸，分析利弊，看出了癥結，提出了一個新鮮而又大膽的“漕運”改革議案。這個議案的實踐依據，是宣州乃至江南社會發展、經濟上升，人口繁衍，糧食積餘，“倉庫”的糧食，繳納“租庸”之外，既不輸邊、“更無徵防”，閒置派不上用途。爲什麼出現這樣的狀況?原因就是“水陸遙遠”，江南糧食運不出去。這也不利於江南物資交流和經濟發展。如何解決這一矛盾，裴耀卿“上便宜事條”，提交了一份漕運改革的計劃和方案。這份議案文字不長，言簡意賅，原文摘錄如次：
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徵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
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干淺。又般(搬)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幹淺，船艘隘鬧，般(搬)載停滯，備極艱辛。
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僱河師水手，更爲損費。
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豊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久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卻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並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剰得一二百萬石，即望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下溼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
審讀這份議案，思路清晰，綜合東南社會實情和國情，收集了大量數據，分析了利弊所在，找到了改革思路，提出了明確的方案。尤其是解決問題的落點明確，即：改革漕運制度。
裴耀卿在議案中總結了南糧北運的良好條件;分析了漕運現狀和弊病;設計了改革的具體步驟和措施。概括爲以下三點內容：
第一，“江南戶口多，而無徵防之役”，糧食產量增加，糧食積累富餘，具備南糧北調的條件。
第二，調查研究了當時江淮漕運的實際，十分具體而又清晰地指明瞭漕運路線上的弊病：江南漕船每年正、二月上道，“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 途中因“水淺”、“水漲”而停留或減速，幾乎浪費一半時間，每年只能往返一次，年漕運量受到一定的限制，造成“江右困轉輸，國匱於上，民乏於下”的結果。
第三，建議疏浚水道，改進運輸方式。
其一、沿線建置“倉儲”，“節級轉運”。裴耀卿提出在兩淮漕運線上，沿途建置大型倉庫，作爲漕運物資中轉儲存處。“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
其二、分段漕運。裴耀卿認爲“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爲勞費。” 主張漕運線路上實行分段運輸，“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 既能夠避免船工水手不悉各種水情的缺陷，又能夠避免長驅直達，遇枯水舟阻，延誤時間的的弊病。
裴耀卿提出漕運改革方案，“玄宗初不省”，沒有采納。 但是裴耀卿務實的經濟方略，開闊的思路，便於操作的抓手，帶給人們以很多啓發。次年(731)裴耀卿旋即入爲“戶部侍郎”，參與國家的財經事務。
開元二十一年(733)發生水災，“京師雨水，谷踊貴”，玄宗再次訪問裴耀卿，採納了裴耀卿的意見，擢拔其爲計相，兼江淮、河南轉運都使，主持江淮漕運。
裴耀卿受命以後，拉開了唐朝漕運改革的序幕。他總結歷史經驗，研究兩淮運輸特點，制定了新的運輸法，改進漕運，獲得了較大的成效，當年，即解決京城的糧食問題。
三、裴氏改革的意義和宣州的發展
裴耀卿兩次上呈奏議，堅持調查研究，提出漕運改革，終於引起了玄宗皇帝的關注，擢拔裴耀卿爲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732)，拜裴耀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主持東南漕運制度改革。
裴耀卿的漕運制度改革，牽動了東南地區社會經濟發生結構性變化，不僅是宣州，全部東南八道的社會經濟文化交流空前繁榮。
另外一個重要意義，在唐代漕運制度改革史上，裴耀卿敢爲天下先，首次提出並且成功完成了改革。此後，貫穿有唐一代，隨着社會經濟深化發展，漕運制度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從未間斷，成爲促進唐代交通運輸格局不斷優化的一把金鈅匙。
1、正確認識裴耀卿的漕運改革
漕運是唐代歷史上重要活動。朝廷需要從東南征調糧食、布匹等各種賦稅物資，維繫國家的財政支出。國家的“漕運”由此興起，成爲社會經濟中的大事。
中國史學界，有些史家對於漕運持批評態度，認爲這是加大對於人民的搜刮和剝削。其實，立足於社會經濟的視角，漕運，不是孤立的經濟活動。它與社會經濟的各方面都有聯繫。
宣州是國家南糧北運的重點區域。裴耀卿漕運制度改革以後，南北交流空前繁榮，唐代持續三百年的漕運事業，深刻影響宣州的社會歷史。
漕運的興盛，江淮乃至宣州境內漕運物資年運量增加，解決了京城缺糧的困難。京城甚至出現糧食價格下跌的現象。說明漕運制度改革滿足了京城的糧食供應。爲防止穀賤傷農，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下令暫停轉運江淮租米，“令租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都。” 即是把租米折換爲本地的土特產品，再漕運京師。這反映了裴耀卿主持財政期間，適應市場調整經濟政策，顯示經濟政策的靈活性。政策的調整，帶動了江南和宣州本土農副產品、手工業品迅速興旺。宣州的地毯、兔毫、茶葉、孔雀石、銅礦、冶鑄等，“轉市”物流於北方，名聞京師。由於運輸條件的改善，朝廷充分關注宣州的本土資源，加大了宣州的投資，宛陵監、梅根監等“錢官”機構，建成國家鑄幣基地。國家冶鑄和錢監的設置，促進宣州迅速發展，不久建置了宣歙觀察使，發展爲東南大藩。
2、裴耀卿漕運改革的經濟思想
裴耀卿不僅成功地實施了漕運制度改革，也體出了漕運改革的經濟思想，也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不可忽略的火花。
其一、興漕路，節約運費
裴耀卿提出“興漕運” ，在交通運輸史上，具有經濟學的意義。裴耀卿對比了水陸運輸的代價，提出發展水運，避免陸路運輸的昂貴成本。武則天執政期間，“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僱民車牛以載”， 需用車一千八百乘，不僅花費了較多的人力、物力，而且“八遞傷牛”， 影響農業生產。“興漕路”，水運價廉，既節省財政開支，也節省了民力和牛力。
裴耀卿改革漕運前，舟運江淮米至東都含嘉倉，轉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計庸錢千”。 裴耀卿主持漕運期間，根據《資治通鑑》記載：“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
其二、調劑糧食餘缺
當時北方缺糧，南方糧食積壓，江淮百姓按地稅繳納的糧食儲存於當地“義倉“。義倉倉庫不夠用，每年增加一二百萬石，數年之後，倉庫轉加，陳陳相因，下溼不堪久儲，苦無船可運，三兩年變色、黴爛、腐壞。裴耀卿創分段轉運，縮短了江淮漕船的路程，節約行程和船隻，多運江淮積糧，減少損失，也解決了北方糧荒。
3、激活經濟的金鈅匙
在漕運史上，宣州刺史裴耀卿率先提出改革漕運，裴耀卿之後，李齊物、裴回、韋堅、劉宴等人，相繼主持漕運，江淮、江南漕運持續發展。帶動江南社會經濟持續興盛，漕運物資不只是糧食，也包含宣州的手工業品、冶金開採與鑄造。深度刺激和促進了宣州社會經濟全面繁榮和發展。
韋堅主持漕運期間，針對江淮、江南社會經濟繁榮的局面，推行漕運“輕貨(即百貨)”的改革。 以糧食“轉市”各種“輕貨”，即購進朝廷日用百貨，轉運京城。這樣漕運物資的種類豐富了，滿足了國家以及北方地區對於南方產品的需求，又促進南方的手工業產品、農副產品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南北經濟交流中具有積極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