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皇權政治，最忌諱謀反之事，一有風吹草動，朝廷往往捕風捉影，見風是雨。尤其是在皇帝下達對案件的指示後，有些司法官員往往極力迎合君上心理，將嫌疑人犯屈打成招，把雞毛蒜皮之事辦成大案要案，然後大肆株連，揪出一撮又一撮的謀逆案犯。在這種情況下，能頂住層層壓力，堅持查明案件真相，就事論事不隨意擴大打擊面的辦案官員，就顯得難能可貴。比如唐朝初年的崔仁師。
青州案發
崔仁師是唐代定州安喜人，唐高祖武德初年就步入仕途;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升遷爲從七品上的殿中侍御史，負責監察工作。
剛上任沒多久，崔仁師就碰上一件棘手的案子。青州(今山東濰坊青州市一帶)發生了謀反案件，州縣官員搜捕反賊同黨，寧可錯抓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俘囚滿獄”。接着地方官就向朝廷報告破獲一起謀反大案。案子報上來後，唐太宗不敢掉以輕心，就下詔讓崔仁師去審理，“詔仁師按覆其事”。
崔仁師此行，受到朝廷上下廣泛關注。當時唐朝剛取代隋朝十年左右，人們對前隋的一些案件還記憶猶新。隋煬帝時，有個地方發生了普通的盜竊案件，於士澄前去抓捕，只要稍有嫌疑，就抓起來嚴刑拷打。重刑之下，竟然有兩千多人被迫承認自己是盜賊，“枉承賊者二千餘人”。隋煬帝大手一揮，“並令同日斬決”，下令將這兩千人同日處死。
大理丞張元濟覺得此事頗爲奇怪，畢竟兩千多人一同盜竊，太非同尋常。他疑惑之下，就調閱了文書檔案，結果查出只有九個人形跡可疑。就是這九個人中，張元濟的同僚還認識其中四個，能夠擔保他們絕對不是盜賊。也就是說，兩千多人犯中，只有五個人是真兇，其他全部是無辜百姓。但因爲隋煬帝已經下令斬立決，龍威之下，司法部門竟沒有一個人敢觸逆鱗，“遂不執奏，並殺之”，就這麼眼睜睜地看着兩千多百姓枉死。
僅僅是一個只有五人蔘與的盜竊案，前隋朝廷一天之中就殺了兩千多人。如今青州出了謀反大案，崔仁師會將這滿監獄的反賊全部處決嗎?大家都在看他怎麼辦。
仁師按覆
崔仁師到青州後，立即大幹快上，不是對案犯大刑伺候，而是去掉鐐銬鎖鏈，讓他們洗澡換衣服，吃上好飯好菜，安慰大家不要恐懼，朝廷一定既不放過一個壞人，更不冤枉一個好人。
最終，崔仁師經過詳細審訊，走訪查問，只將爲首的十來個人判處死刑，其他人犯全部無罪釋放，“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崔仁師回長安後，將結案報告上奏。唐太宗有些不太相信，就再派欽差大臣去青州複覈該案，如果確如崔仁師所奏，即將這十來名案犯處決。
大理寺少卿孫伏伽覺得崔仁師的做法有些不妥，就給他提個醒：青州這個案子牽涉的人太多，而你將大部分人釋放，只給十來個人定罪。人們都是貪生怕死，“人皆好生，誰肯讓死”，那些被你定罪處決的人就甘心受死嗎?如果刑場之上當場翻供說你判案不公，你的政治生命就終結了，“深爲足下憂也”。
平心而論，從明哲保身的角度看，孫伏伽的好心提醒不無道理。崔仁師顯然更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對孫伏伽說：身爲法官，審理案件，要講究公平和仁恕，“凡治獄當以平恕爲本”。怎麼能因愛惜政治羽毛，明知有冤情還坐視不理，任憑無辜百姓受難。就算我判斷失誤，錯放了有罪之人，用我一個人的生命換取十個人的新生，也是值得的，“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孫伏伽聽罷，“慚而退”。
欽差大臣到青州後，重新審訊被崔仁師判死刑的人犯。這些人都表示，崔仁師以公平寬恕爲本，我們都沒有任何冤屈，知罪認罪悔罪，“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更沒有一個翻供，“無一人異辭者”。
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曾對前文提到的隋朝盜竊大案進行過精彩的點評，認爲造成兩千人同日處死的千古奇冤，隋煬帝要負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板子全部打在煬帝身上，“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如果司法官員能夠剛直不阿，犯顏直諫，捨得一身剮，也要爲無辜百姓洗刷冤屈，那事情就不會無法收拾。皇帝濫殺無辜，大臣又阿諛逢迎，“君臣如此，何得不敗”。
貞觀時期，正是因爲有崔仁師這樣懷揣仁恕之心，敢於堅持正見的司法官員，百姓的生命安全才得到法律的切實保障，政治的清明也就有了堅實的法律支撐。唐太宗就說，“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恆如今日”。否則，一個冤魂的背後，就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和更多傷心欲絕的親朋好友。冤氣和怒氣的積聚，足以掀起滔天巨浪。
修律諫言
貞觀十六年(642年)，崔仁師升任門下省正五品上的給事中。唐朝前期，門下省是朝廷政務處理的核心樞紐部門，給事中又是省內僅次於長官侍中、副長官黃門侍郎的第三等官員，負責處理日常工作，在司法方面有“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若刑名不當，輕重或失，則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權力，即複覈司法部門對大案要案的審判意見，如判刑定罪不當，可以駁回重審。
當時唐律《賊盜律》規定，如有人犯下謀反大罪，罪犯兄弟要連坐關進官府當奴隸服勞役。刑部認爲這條律文規定的懲罰太輕，不足以震懾那些對朝廷不滿的危險分子，要求修改爲全部處斬。唐太宗下令召開“八座”會議，即由尚書省左右僕射、吏民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共計八位朝廷大臣參加的國務會議，對刑部的修律意見進行討論。
會上，深知太宗心思的右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三位重臣都支持從重處理謀反案件，將罪犯兄弟一律處死。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李道宗、工部尚書杜楚客三個大臣反對，其他兩人態度曖昧不明。“八座”會議沒有就刑部修律問題達成一致意見。
這次會議上，支持者和反對者看似人數對等，但高士廉位高權重，侯君集、李勣都是軍隊大將出身，掌握着話語權。所以會後朝廷官員繼續討論此事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夷三族，鹹欲依士廉等議”，認爲從秦漢到魏晉，謀反都是誅殺三族，應該根據高士廉等人的意見，批准刑部的修律建議。
高士廉和朝廷大臣所言，確實是歷史實情，秦漢以來，謀反都是要滅三族的重罪。貞觀初年，同州人房強因受擔任岷州統軍的弟弟謀反一事牽連，被判處死刑，“當從坐”。唐太宗錄囚時，翻閱了此案的卷宗，認爲房強本身沒有參加謀反集團，只因爲是案犯的哥哥就被無辜處死，實在可憐，“憫其將死，爲之動容”，就和房玄齡等大臣一起對律文進行了修改，將針對謀反案犯兄弟的罪刑，由死刑改爲沒官配役即勞役改造。
貞觀前期，政治還算清明，一般百姓很少有重上瓦崗寨的造反心思，唐太宗也有坐穩江山的充分自信，所以用刑寬和。
但從貞觀十年(636年)開始，唐太宗開始志驕意滿，朝廷中的政治生態已大不如前。此時刑部提出加大鎮壓謀反力度，有迎合太宗皇帝從寬刑向重刑轉變的政治需求在裏面。
關鍵時刻，崔仁師出來說話了。他指出修改律文的歷史依據，應該從法律剛產生時的原初生命中去尋找，從三皇五帝到夏商西周，都是“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秦朝以嚴刑峻法鎮壓百姓反抗，纔開始有謀反誅三族的律文。我們不能忘卻用刑平恕的初心，用亡秦的酷法取代寬簡的刑罰。而且誅殺父親兒子，已經足以震懾住謀逆者的反叛之心。如果人家鐵了心要造反，父親兒子都不管不顧，難道還在乎他的兄弟?靠誅殺三族甚至殺更多的人，解決不了謀反問題。
崔仁師一番據理力爭，終於扭轉乾坤，否決了刑部從重處理謀反罪的修律建議，“竟從仁師駁議”。
《尚書·舜典》曰，“惟刑之恤哉”，要求執法者在落下法槌時有悲天憫人之心，量刑適中，刑罰適當。
